马勇讲史：晚清四书（全四册）(2版）

　　晚清历史与人物的重新解读：

　　再现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

　　再谈慈禧、光绪、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1.《觉醒：甲午与中国历史转折》

　　2.《维新：戊戌变法的尝试与失败》

　　3.《国变：错综复杂的庚子乱局》

　　4.《革命：晚清改革的趋势与溃败》

　　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为人称道，事实上他有扎实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驾驭断代史驾轻就熟，他的晚清史的叙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我还是觉得作为中国的房龙，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晚清四书”集中展示了马勇的才学和史观，在历史写作几乎失语或进退失据的情况下，马勇的文字给了一个坚实的坐标。

　　–余世存学者、思想家

　　复杂的人生经验，赋予马勇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受力，他的知识储备更是与酒量同样惊人。他以一己之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此刻之心境与热忱激活了沉睡的史料。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觉醒：甲午与中国历史转折》新版序

　　在”晚清四书”中，《觉醒》完成最迟，但它的研究、写作，却开始最早。

　　199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甲午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光荏苒，这一研究就是二十多年。这本书，就是这些年一点阅读与思考的总结。

　　自从李鸿章以来，知识精英普遍意识到了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如何”分水”，人们自然各有各的认识。相当多的人将这场战争作了悲情基调的描述，以为甲午之败表明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宣告终结。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方向，中国不再沿着畸形的洋务新政继续前行，而是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维新路径。在我最初的甲午战争研究中，我的基本思路就是想弄清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甲午前后的分化。我以为最极端的一派因为要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因而怪罪洋务，以为洋务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忽视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重建与改造。更极端如孙中山，视这场战争的失败为民族主义革命找到了历史依据，表明满洲人不具有将中国引领至现代的能力。

　　维新、革命，是甲午后的时代主题。在我最初的研究中，也集中力量探究甲午前后各个思想流派的主旨、特点，并据此写了几篇略微引起争议的文章。

　　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写有长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这篇文章既收入《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论文集，又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六期，并由该刊编者将题目改为《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在这篇文章中，我全面检讨了洋务新政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同时也意识到了这场畸形的现代化运动确实是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历史主义观察，又会发现甲午战败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先前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更不能完全得出满洲人不足以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结论。这篇长文涉及面非常广，大体思路也规范了我此后二十多年的相关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引发一点小小的波澜。我的一位师长辈同事在看到这篇文章后，郑重其事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小马，你这篇文章的观点我绝对不能赞同。我当时被这位老师如此严肃的态度震惊了，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隔天，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思路，我去他的办公室继续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只是表达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如果老师你都能同意，还需要我写吗？学术就是一个求异的过程，你不是一直告诫我们做文章一定要注意新史料新观点，不要陈陈相因，重复前贤吗？当然，我那时说的话肯定不如现在讲得这样清晰，但是意思到了。不过，我稍后就该评副高职称了。这位老师是评委，为慎重起见，尽管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我还是很”机会主义”地没有敢报这篇文章，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我的副高顺利通过。这只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时，中日关系由于国际环境中其他因素的牵扯，显得并不太坏，因而那时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规模的纪念。一些新史料出版了，一些很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可以见到。又过十年，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时，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研究的热情就显得更加淡。至于我个人只是因为正在为《中国近代通史》写作晚清史部分，依然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题目，并将一些相关思考写成文章发表。

　　2008年，我在《安徽史学》第一期发表《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探究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化之后，宗藩体制解体之必然，以及清政府在东北亚尤其是朝鲜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这篇文章为我后来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基本思路。

　　又一年（2009），一次有机会去韩国参加一个关于东北亚历史的会议，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长文《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韩国：建国日本文化言语学会《日本文化言语研究》第四辑），集中探究近代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究竟如何看待明治维新，以及这些认识如何影响了中国在甲午战前的发展思路。

　　又过了几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持续恶化，应大众媒体邀约，我从历史视角持续讨论了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从历史看现实。我那时提出的看法是，不要让日中冲突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看法引起了一些积极回应，也相应强化了我从现代化视角进行甲午研究。

　　甲午战争引发人们对先前发展道路的反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看法莫过于孙中山基于这场战争，抛弃幻想，不仅不再期待体制内的改良、维新，反而由此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对于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四亿中国人中只有孙中山一人如此想如此做，多年来孙中山研究者提出许多解释，我在前贤解读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孙中山主要是因为在那个特殊阶段亲历了不同的内外环境，直接而清晰的对比引发了他的思考。我的这篇文章题为《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发表在《安徽史学》2014年第一期，其他媒体也有摘要或转载。

　　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后果当然是《马关条约》，过去几十年我多次就这个条约对后续中国历史的意义表达过一些看法。我认为如果从现代化立场看，既要注意这一条约带给中国的灾难，同时要注意到《马关条约》在日本蛮横压力下，真的”倒逼”了中国的改革发展。我们知道洋务运动进行不到二十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如何进一步开放曾经引起中外严重争执，但是那时的清廷并不明了西方国家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将如何影响东方乃至世界，不知道全球化的意义，不明白东西洋先发国家为什么执意要进入中国，因而中国并没有在洋务时期进一步打开国门，而是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设置了更多限制。对此，列强无疑是不满的，当然面对一个主权国家，列强也毫无办法。及至甲午战起，大局已定，重新且更大范围地打开中国市场，不仅是日本的需求，也是列强的期待。由此重新理解马关谈判中的投资、市场、”还辽”诸问题，就不难得出很不一样的看法。

　　2014年，是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按理说这个话题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但是鉴于当时的中日关系、中外关系，社会各界，甚至包括军方研究人员，懂与不懂，都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这种气氛下，找我访谈、写作的媒体很多，我又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因而借势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后来写作《觉醒》的直接动因。

　　正式动手之前，还有两个”准备”值得一提。一是接受我所服务的单位安排，写了一本《甲午战争简史》，其中战争部分，由寇伟兄承担，政治史、外交史，大的历史背景、结局，基本上按照我的研究所得写了出来。二是应邀去一家电视台用了三天时间讲述我所理解的甲午战争，后来这部讲稿也由一家出版社整理出来，以《甲午战争十二讲》为题出版。

　　凡此积累二十余年，至新星出版社总编辑彭明哲先生建议整合诸书为”晚清四书”时，我又参照已有研究重写一遍，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我对甲午战争及其前因后果的一些看法。

　　值”晚清四书”新版刊行之际，匆匆说明成书缘由，并期待读者诸君批评指正。马勇，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维新：戊戌变法的尝试与失败》新版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事件如1898年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一般如此迷人，能吸引如此众多的研究者。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翻检目录，我最早一篇关于戊戌的论文《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发表于《人文杂志》1993年第一期，实际写作时间应该在1989年之后不久那段特殊的时期。这篇文章主要讨论清政府在强力镇压戊戌变法之后的政策走向，强调暂时的黑暗并不能消解清政府所面临的变革压力。清政府在镇压之后不过两年时间，重新认同了他们所反对的政治变革，只是清政府强调他们主导的变革与康梁主导的变革有着本质不同，他们是真改革，康梁是伪改革。

　　这篇文章曾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引起一些反响。纯粹的历史研究被解读为基于现实的思考，我从来不反对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的生命感受，进而反馈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或事件或人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者之所以研究此课题而非彼课题，一定是研究者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感到了此课题的意义。

　　几十年一晃而逝，但我对戊戌的解读热情似乎持久不衰，逐渐地也形成了与前贤、时贤不尽相同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大致反映在这本《维新》中，为清晰起见，不妨在此略作提示。

　　我认为，1898年的政治变革是《马关条约》之后的逻辑展开。在列强的威逼下，《马关条约》大致解决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通路。进入”后洋务”的”维新时代”，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问题、中国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的问题、新教育的发生、外国资本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乃至在中国境内所需要的土地资源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在过去几十年不过是官僚资本、政府资本的附庸，一直无法获得工业化发生后应有的地位。那时的先富阶级更高级的不过是红顶商人，他们的成就不是开创、经营了某个现代化企业，而是官品、政治地位。下焉者充其量只是洋行中的买办，尽管手里比一般国人多了些银子，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并不构成一个新阶级。

　　《马关条约》之后完全不同了。虽然，外国资本不再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税收上的优惠、照顾，只是单纯的资本。但《马关条约》给了外国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能获得的全部权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就像在自己的母国那样自由，那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外国资本的国民待遇，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先前几十年中国人想建而无法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诸如铁路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采，都因为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而渐渐成为现实。外国资本在中国赢得丰厚的利润，也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为中国社会城市化、全面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马关条约》打开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通道，外国资本所享受的国民待遇，清政府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垄断而不向中国人释放呢？中国社会的新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也就在这一刹那迅即产生。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幼小的、脆弱的，但是一经发生，也一定会遵循自己的逻辑，展开权利诉求运动。资本一定要寻求法律的、制度的保障，一旦释放了资本，资本本身就有了自己的逻辑和力量。我们清晰地看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成长，同时也看到他们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对改善制度的渴望。由此，就不难理解1895年之后渐次开始的维新运动，从而理解1898年的政治变革，新制度建设。

　　1898年的政治变革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新教育的推展、法律规章的制定、旧衙门的裁撤、新机构的设置、黜旧人擢新人，在在需要新思维新路径，这是前无古人的新事业，挫折、失误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回望1895年之后中国人的心劲，甲午的失败、洋务的畸形，都让中国人有了不曾有过紧迫感、焦虑感，因而朝野各界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路，都属于正常的社会情形。

　　然而，此时的康有为一方面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急于求成，希望中国快马加鞭赶上世界先发国家。同时，康有为并不真切了解清政府内部的政治运作，并不知道政治决策、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形。他只不过是一个充满情怀的”政治素人”。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素人”，却在1898年搅起了阵阵政治涟漪，一方面大幅度、高强度推动了政治变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发展埋下了隐患，预留了炸弹。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宫廷内斗充满了好奇，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能激活想象力。我们当然不会说1898年宫中的政治传闻都是空穴来风，但是也不会像康有为那样将两宫冲突的传闻想象成你死我活，甚至期待动用军队”围园劫后”。这就将一场和平的政治变革演化成了一场暴力事件，由此不仅葬送了刚刚开启的政治变革，而且铸就了此后政治环境日趋恶化的基石。1900年的”国变”，粗看起来似乎是民教冲突，是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列强的霸道，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观察，将近代中国政治演变视为一个因果相连的链条，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康有为们的认知、判断与行动，既有可敬可佩之处，也并非毫无瑕疵，完美无缺，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是一个不断解释，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这本《维新》只是我基于史料给出的一点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戊戌的魔力、魅力并不会很快消逝，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依然期待更合乎历史事实、合乎历史逻辑、合乎日常情理的更多的新解释。

　　是为序。

　　马勇，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