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调整与重新繁荣：理论、实证与政策

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目前则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尚未真正复苏。如何才能推动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身处其中的中国又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经济周期调整，把握发展机遇？在系统地研究此轮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基本规律、作用机制以及深刻影响后，本书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解答，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复苏信号始终不明，经济结构也随着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及国际经贸交往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而这恰逢第五个康波长周期。
那么，此轮经济周期调整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深刻影响？面对今日之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世界巨变之格局，我们该如何应对，并找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重新走向繁荣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程大中，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导、副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09），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服务经济与金融，近期关注企业国际化、全球价值链等问题。曾赴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德国等国访学、进行学术交流。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China and World Economy等学术杂志；担任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杂志匿名审稿人。独著和独译作品5部、教材3部，参与撰写英文著作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成果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第1章 导论
1.1 现实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1.2 基本逻辑与研究内容
1.3 结构安排
第2章 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基本原理与内在动力
2.1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2.2 熊彼特的周期理论与创新思想
2.3 长周期和创新理论的发展
2.4 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从宏观到微观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国际分工演变与不平衡发展
3.1 国际分工的演变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地位不平衡
3.3 世界经济形态的变化
3.4 体制与制度的异质性
3.5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国际经济关联与互动
4.1 背景与问题
4.2 经济关联与就业变动的基本事实
4.3 方法与数据
4.4 实证分析
4.5 影响机制分析
4.6 本章小结
附录
第5章 全球经贸制度变化：多边体制边缘化与区域主义兴起
5.1 背景与趋势
5.2 原因与机制
5.3 东亚区域价值链分工与中日韩FTA建设可行性
5.4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5.5 本章小结与讨论
附录
第6章 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机制与对策
6.1 全球性衰退和萧条及其发生逻辑
6.2 全球性衰退和萧条的治理机制与模式
6.3 本章小结
附录
第7章 世界经济周期调整：亚洲与中国的选择
7.1 亚洲经济增长奇迹与问题
7.2 危机冲击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7.3 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应对措施
7.4 本章小结
附录
参考文献

    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其中，二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长周期（1950—1990年），目前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每一次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调整都至少从三个方面改变世界经济结构：由技术革命而造成的世界经济形态的变化、伴随着创新和发展不均衡所形成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由于经济基础与分工基础的变化而导致的国际经贸交往以及相关制度的演变。
    本书以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基于长周期调整的视角，系统地研究此轮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基本规律、作用机制以及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全球以及亚洲与中国的视角，提出推动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战略与政策，并为亚洲与中国的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周期调整、把握发展机遇提供政策建议。
    本书共分为7章。第1章阐述本项研究的现实背景、主题和内在逻辑以及结构安排。第2章回顾以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为代表的长周期理论及其发展，分析主导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的演变趋势与特征事实。第3章、第4章与第5章基于大量的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事实、规律、机制与影响。第6章从全球的角度，分析这轮周期衰退和萧条阶段的特点和原因，找寻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机制与应对政策。第7章首先从亚洲的角度探讨亚洲过去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然后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以及结果，并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本书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仍然是驱动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核心动力。在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长周期演变过程中，产业革命和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从宏观领域逐渐到微观领域，目前及未来则是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的创新结合。（2）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周期调整是多维度的，包括分工模式、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经济形态与制度结构等。这些维度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着一国（地区）的兴衰沉浮，并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周期运行。（3）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网络结构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变动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世界经济的周期运行与调整就是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发生的，各经济体的地位与影响也是非对称的。（4）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国际经济关联与互动的生动案例，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价值链网络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大国，它们在就业方面的相互影响并不是“零和博弈”，也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综合征”（“China syndrome”）。（5）当前及未来，国际经贸制度演变的基本趋势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边缘化与区域主义的兴起，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非均衡展开导致的。这一趋势不仅催生了很多经贸领域的新议题，也使得区域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6）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因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较大的绩效差异性，但只要FTA的构建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并且是以市场与企业为基础，它就能取得良好成效、造福各成员方。这应该成为东亚构建FTA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指针。（7）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主权债务（sovereign debt）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规模庞大且普遍；二是影响机制复杂。从发展趋势看，有可能发生重大债务违约的主要是主权债。（8）不同于80 多年前的凯恩斯时代，目前有三大变化即新技术革命、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人口老龄化使得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今天疲软的、无就业的复苏与居高不下的主权债务危机。（9）亚洲目前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四个“非对称性”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非对称性、成本刚性（汇率升值与工资刚性）与创新不足的非对称性、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非对称性、产业政策与市场导向之间的非对称性。（10）中国不是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所在，但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密切，受到波及，由此造成经济增长放缓。
    本书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主要是：（1）要素禀赋升级是价值链升级的必要条件，而要素禀赋升级不仅包括一般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能和微观管理要素的升级，也包括制度要素的升级。（2）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体制虽不尽相同，但逐渐趋同化即趋于市场化、自由化，这构成了全球经贸自由化的体制基础；但WTO各成员承诺开放与实际执行程度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经贸摩擦与争端由此产生。（3）无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实施类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国都应该慎重考虑这些是否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链基础，因为价值链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基础和企业微观基础，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这些战略举措的具体落实以及实施效果。（4）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略动向，在多边框架、区域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做好选择；应该基于价值链关联特点选择合适的FTA伙伴，即应采取GVC垂直型而非GVC低端水平型FTA发展战略并防范因此而可能引起的“低端锁定”风险。（5）世界经济衰退与萧条情形下的治理模式调整主要应着眼于四个机制，即融资机制、资本管控机制、市场—分工机制以及创新机制，相关的国内外政策措施制定与实施也应围绕这些机制进行。（6）亚洲经济的长远发展有赖于正确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与欧美国家保持良好经贸关系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继续发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比较优势，并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在竞争与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的高端递进；保持实际汇率的适当低估与名义汇率的稳定、积极发展FTA，以稳定预期和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内外经济联动发展；大力推进与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与对外经贸合作奠定良好的体制、机制与制度基础。（7）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该继续重视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切实改善国际环境；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滞胀”，切实改善国内环境。长远看，中国要想从一个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转变成中高端乃至高端的国家、从一个二元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国家，除了发展教育与体制改革之外没有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