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467628
本书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人称展开叙述，围绕作者的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在助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学术生涯的感悟和思考进行阐述，是迄今为止*全面、*翔实的魏礼群个人传记。
壹 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 / 1
一 求学时代：寒窗苦读，励志自强 / 3
二 林海10年：经受历练，夯实根基 / 8
三 国家计委16年：学业并进，奋发拼搏 / 14
四 中南海15年：知行合一，服务高层 / 28
五 国家行政学院：发挥优势，开创新局 / 38
六 退而不休：寄情智库，“学术金秋” / 46
贰 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 8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 83
二 中国基本国情研究 / 88
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 92
四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 113
五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研究 / 135
六 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研究 / 138
七 社会发展研究 / 157
八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研究 / 176
九 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 201
十 其他方面的重大研究 / 214
叁 助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 221
一 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应用经济组组长（召集人） / 222
二 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 226
三 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学学科建设 / 229
四 主持编写《中国社会治理通论》和组织“百村社会治理调查” / 235
五 培养高层次人才 / 238
肆 学术生涯的感悟和思考 / 241
一 紧跟时代，明辨方向 / 242
二 扎根国情，述学立论 / 245
三 独立思考，唯实求真 / 247
四 与时俱进，守正出新 / 250
五 博览群书，厚积薄发 / 252
六 忙里偷闲，笔耕不辍 / 253
七 修身治学，立德为先 / 255
附录 / 259
附录一 文章 / 260
附录二 主要著作 / 266
附录三 主要编著 / 268
后记 / 272
壹 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所在历史阶段的客观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人的成长道路。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工作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程紧密相连，与40年来个人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岗位变动深度融合，是一段顺时应势的人生路程。
1978年，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拉开帷幕的一年。这一年2月，我由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的牙克石林业管理局调入国家计委工作，人生道路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折。从此，我的工作性质和职业岗位发生了三大转变：从基层单位到中央国家机关的转变，从企业管理到政府部门管理的转变，从微观经济活动到宏观经济综合业务的转变。随着这三大转变，我步入了人生的新征程，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走上学术、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一体，治学与为政并行的新道路。这段人生新征程体现在研究工作中具有五个“紧密结合”的显著特征：一是基础性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紧密结合，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以实际工作为主；三是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紧密结合，以服务决策需求为主；四是理论政策研究与重要文稿起草紧密结合，以搞好文稿起草为主；五是广泛研究与重点研究紧密结合，以重点工作需求研究为主。在这条人生之路上，我秉持的理念是：励志自强、学业并进，崇尚真理、守正出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服务人民、报效国家。
这条人生之路岁月峥嵘，我砥砺前行，忠于职守，顽强拼搏，在从政与治学方面都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40年来，我参加或负责党中央、国务院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持或参加70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一大批重要的科研、决策咨询成果，个人撰写著作20多部、主编著作110多部，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330多篇，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还参加了大量的政务活动和学术活动。
当然，这条人生之路绝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经历了长期非凡的艰苦奋斗。下面仅从治学角度记述我的学术生涯和工作历程。
一：求学时代：寒窗苦读，励志自强
1944年12月25日，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朱集乡魏圩村一个贫苦农家。
7岁起，我开始在魏圩村初级小学校读书，五、六年级则是在朱集高级小学校度过的。11岁那年，父亲魏本元因病辞世，母亲胡侠英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共四个孩子，生活异常艰苦。作为长子，我边上学边承担繁重的农活。贫寒的家境使我难以专心读书，但却培养了我励志自强的品格。当时，家里无课本以外的书可供我阅读，我就常去村子里一位教过私塾的魏本润大伯家，与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同学魏学礼一起看杂书。这位老私塾先生家里贴着两副对联。一副是劝读书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另一副是劝察世的：“贫穷时三把钢钩抓不来至亲骨肉，富贵日五支猎枪打不走兔子宾朋”。大伯还常给我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两副对联和他讲的道理，深深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敦促我勤奋读书，洞谙世理。更让我牢记的是当时母亲的一句话。父亲去世后，邻居大伯说:“别让孩子上学了，在家种地吧。”母亲却倔强地说：“就是我逃荒要饭，也要让孩子读书。”这句话，一直激励我自强不息。
1957—1963年，我在李集中学就读初中、高中。李集中学是于1952年10月开办的一所农村中学，郭沫若、费孝通先后题写过校名。中学时代，恰逢国家“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家的生活极度艰难。幸亏学校领导给予特殊关照，将我与几个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的户口迁至学校，让我靠学校救济金和勤工俭学度过了中学6年的宝贵时光。因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我更加努力和刻苦，品学兼优，多次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高中3年，我每年都任学习委员，尤其偏好语文，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或同年级间阅读点评。我还经常给报刊撰写文章，高考作文也得了高分。
1963年初，那时填报高考志愿，每个人可以填写三个。由于家境困难，我就填报了能够免费上学的高校，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师范院校：第一个是徐州师范学院，第二个是南京师范学院，第三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三个志愿都选择历史专业，则是因为仰慕司马迁作《史记》的胸襟与抱负。刚开始我只填写了两个志愿，并未填报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同班好友许春桂见我空着一个志愿，又觉得我成绩好，便帮我加填了第三志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能去北京读书，我梦寐以求，却又认为高不可攀。然而，我人生第一次大的机遇降临了。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到江苏录取学生，我是在江苏被录取的四名学生之一。1963年8月23日，在朱集邮政所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居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毕竟梦想成真，我激动不已。我在日记中写道：“去北京上大学，万分高兴，夜不能寐，浮想联翩。”
当年，家中一贫如洗，没有进京路费，也没有能带的棉被。魏圩村第六生产队的几位村干部知道后，商议卖了一些集体的粮食，给我购买了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此时，本家魏本秀大伯家刚生了一个孩子，按政策发了25尺（约等于8.3米）布票，他将布票送给我，让我得以买布做了一床棉被。就这样，1963年8月28日上午，我怀揣崇高志向和家乡父老厚望，满怀激情地奔赴北京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与我同行的，是李集中学同年级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的林学兰同学，我们一路上相互关照。在赴北京师范大学报到的途中，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路程。8月29日，山东遭遇50年一遇的暴雨，冲断了津沪铁路线济南以北路段，火车停止运行；8月30日，我们只好绕道烟台，乘坐24小时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港；之后又改乘火车，于9月2日才到达北京。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火车、坐轮船长途曲折跋涉的经历。
1963年，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全面开展艰苦奋斗教育、思想修养教育、忠诚党的事业教育。使我感到荣幸的是，当时担任校长的是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担任历史系副主任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是精明干练的冯效南老师，担任历史系团总支书记的是善于做青年工作的金春芳老师，担任政治辅导员的是年轻有为的黎虎、顾诚老师，另外，还有10多位在历史学界颇有名望的教授和一批知识渊博的中青年教师给我们上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一流历史学家崇尚真理的品格、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那时，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等德高望重的史学大家，也亲自给我们授课。我们入学后不久，白寿彝先生就亲自为我们讲授史学概论。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教育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学习和研究历史，强调要打牢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功底，严谨治学、求是笃行。在他的倡导下，我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研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基本功训练。先生们言传身教，育人有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使我终身受益。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2年，学校大抓教学质量，读书之风大兴。教学楼的点点灯火，青杨掩映的校园小径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同学们刻苦攻读、渴求知识、开展学术讨论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学习的教材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指定的课外阅读书目也不少，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著，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又红又专教育。1965年5月15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史三）班级中最早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学生。1965年秋至1966年6月初，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山西省长治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八义工作团团委书记，协助工作团领导做青年工作，主要是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的联络工作。为了履行好职责，我用蜡纸刻写《简报》，自己撰稿并刻写印制，发放给工作队师生。在大学5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每月能享受到国家助学金最高标准19元。我每天只花5角钱生活费，每月能省下三四元钱用于购买书籍。有2年寒假，我在学校图书馆做助学岗，抄写古籍，得到些零花钱。每年6月我还到北京郊区帮村民收割小麦，接受劳动锻炼。回首往事，北京师范大学之于学生，不仅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更是得到做人的熏陶与奠基的地方。
在学生时代，靠着坚定信念和艰辛努力，在学校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中学学业和大学学业。既学到基础知识，又得到文字功底训练，既培养了勤奋读书、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意志品质，又树立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并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我始终遵循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牢记师长教诲，刻苦学习，勤勉敬业，竭诚为国家和社会效力。大学毕业后，我虽然多年在边远基层生活，又调换过多个工作单位，置身于多种生活环境中，但都能够很快地适应各个岗位的工作需要。如果没有上学时奠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就很难在这些工作环境和岗位上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较多的贡献。
二：林海十年：经受历练，夯实根基
风雨多经志弥坚，人生旅程难忘怀。我在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旅程的第一站，是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兴安岭林区，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10个年头，这是我经受艰辛历练的一段难忘的岁月。
我于1968年7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国家延迟到12月才进行毕业分配。1966年6月，我因为是学生中的党员和班级干部而受到错误冲击。毕业分配时，军代表主持学校分配工作，按照196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分配方案为“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和面向工矿。作为学生党员，我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我和当时是同班同学、后来结为伴侣的周贵芹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1968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主席诞辰，我俩赶到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政治部组织组报到，随即被分配至林管局下辖的毕拉河林业局。
巍巍兴安岭，群山绵延，林海茫茫。牙克石林区地处大兴安岭中脊中段西坡，是我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的国有林区，是国家最重要的森林储备基地，总面积为106700平方千米，当时下辖30多个林业局（厂）。我们被分配去的毕拉河林业局，是牙克石林区最偏远的林业局，局驻地在鄂伦春自治旗所辖的诺敏镇（小二沟），既不通铁路也不通公路，交通非常闭塞。当时的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在这里开办了“五七干校”。
1969年1月3日，当天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酷寒彻骨，又刮着四五级北风，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去毕拉河林业局，这是一段极为艰苦的路程，我终生难忘。早晨上车后，我们把身子缩成一团，将棉被裹在身上，途中5个小时没吃一口食物，也没喝一口水。到达毕拉河林业局所在地时，我们的手脚都冻麻了，失去了知觉。林业局办公室接待的同志见我们手冻肿了，让我们马上用雪搓手，搓了好久，才恢复知觉。我们这才知道，如果不用雪搓而直接用热水泡或在火边烤，就会造成血液不循环，手脚就有被截肢的危险。这次在严冬中长途乘坐大卡车去首个工作单位报到，给我上了“浩瀚社会海洋里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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