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57872
●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年，其实也是一个寻找简单和美的心路历程。他们留给我们许多关于改革*朴实的*简单的常识。正是这些*基本的常识，成就了中国的改革气质。
● 国家和市场是相互定义的。市场是政府的函数，政府是改革的函数。这种函数关系是推动改革型政府转变进而实现市场效用*化的*路径。
● 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是改革经济*内在的要求。市场为政府“赋能”，而政府对市场“皈依”；政府真正成为市场中的政府，而市场不再是政府下的市场；市场从“嵌入”到“溢出”。
● 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各种假设之上。唯独中国这个迄今为止*的改革场景，没有假设，只有实践。40年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延续的政策、*完整的改革周期。
《新改革经济学》以40年改革历程为背景，以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为切入点，全面分析了转型换挡期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和特征，针对中国进入中高速增长新阶段所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市场红利、收入倍增红利、反腐红利、生态红利、创新红利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化红利的改革红利新观点。本书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模式、改革历程还是对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改革经验等都进行了多方位的了解和比较分析。
导语 改革史、改革学与改革经济学／1
引论 改革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1
第一编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变革
第一章 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世界经济问题／3
第一节 长周期理论与世界经济再平衡／3
第二节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16
第二章 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24
第一节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现实挑战／25
第二节 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31
第三节 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37
第三章 以改革开放的理论推进改革开放实践：新改革经济学的愿景／47
第一节 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重要性／48
第二节 新改革经济学理论模型与假说／55
第三节 新改革经济学的研究新范式／64
第二编 政府与市场
第四章 基于改革场景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般原理／69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博弈中的困境／70
第二节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非对称均衡／77
第三节 制度与法律的有效性／89
第四节 第三方力量的“非常”作用／99
第五章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116
第一节 让“看不见的手”看得见／117
第二节 市场体系和市场力量／122
第三节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革／130
第六章 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143
第一节 政府如何才能不“反”市场／143
第二节 “有形之手”的包容和审慎／152
第三节 政府机构的改革／160
第七章 让市场为政府“赋能”／171
第一节 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配置”市场／171
第二节 快政府与好市场／178
第三节 数字治理成就未来政府／187
第三编 改革周期、改革效用与改革红利
第八章 改革周期与改革效用问题的提出／203
第一节 改革函数及其收敛、效用分析／204
第二节 改革的经济剩余／216
第三节 改革的供给与需求／220
第九章 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222
第一节 改革的成本收益测量／223
第二节 改革的挑战与风险／229
第三节 广义政府及改革的有效传导／234
第十章 开启改革的新周期／240
第一节 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析／240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重点／245
第三节 从法制到法治／249
第四编 创新与转型
第十一章 国家创新体系与全球科技治理／261
第一节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62
第二节 数字经济的先导性重构／279
第三节 创新型国家与全球创新治理／287
第十二章 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296
第一节 “微笑曲线”与产业转型升级／296
第二节 现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304
第三节 新一轮技术长周期的启动／312
第五编 后发与挑战
第十三章 中国反贫困战略中的改革问题／319
第一节 收入、财富分配与贫困问题／319
第二节 中国的反贫困战略／328
第三节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334
第十四章 城市化与户籍制度改革／346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的“拯救与逍遥”／346
第二节 城市转型与社会转型／355
第三节 城市的温度／364
第十五章 生态文明与永续发展／378
第一节 新“国富论”／378
第二节 绿色发展的实现／391
第三节 乡村振兴战略与美丽中国／399
写在最后新改革，需要一部改革法／404
跋 改革经济何以成学／414
术语索引／417
参考文献／423
自序一 改革是一种国家气质
从“1978”到“2018”，从“1949”到“2019”，看似两组普通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同寻常。前者横跨40年，后者更是纵贯70载，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从小岗村18个红手印开始的星火燎原，从个体户章华妹那本营业执照开始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一条通往人心之路。70年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开放40年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价值的释放，更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气质的飞扬。这种气质中不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历史底蕴，这种气质中激荡着13亿人为梦想持之以恒、自强拼搏的复兴气象。
改革的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内化为一种国家的自信，外见于大国之国民心态。这种自信体现在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治理以及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人们对现代价值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大家并不否认这样的共识：国家和国民的气质的区别并不主要来自文化差异，而更多来自共同命运背景下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世界已不再只依据西方规范研判一国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向纵深延展。中国，作为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行者，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方式融入世界体系并推动全球新秩序的重塑。
“落后就要挨打”，这不只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更主要地表现为生产关系或说制度的落后。40年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而支撑它的，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这是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一系列行动的合力，是一段改革大历史的求索。从宏观的世贸规则、法律法规，到微观的技术创新、企业管理，改革开放的中国敞开胸怀，打开头脑中那扇紧锁的门。“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杀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血路。我们经历过“改不改”的迷茫，也遇到过“怎么改”的困惑，但正如我们的领导人强调的，“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思想解放带来行动的破冰，让中国一路凯歌、勇猛精进。从这个角度说，在改革开放40年中凝聚而成的那种非先验并历经时间检验的改革气质是中国作为一个成熟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人类共同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形式和途径当然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但科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其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矢志不移的价值追求。中国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一方面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富裕幸福，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优势以及在它所决定和影响下形成的国民素质、民主法治、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以及改革开放、团结进取、平等友好、坦诚负责的国家形象。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评价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传统中汲取不同的元素，然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结合，让古老的中国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塑造了自己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从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时间充满魔力，常识造就逻辑。只有“世界级”的改革，才能在“世界级”的体量层面处理“世界级”的难题。正如科斯所认为的，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1600多项改革正转化为人们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粮票、布票、肉票等所代表的那个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时代总体上一去不复返。“复利”被爱因斯坦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复利奇迹”？按照蔡昉教授的分析，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改革开放开始时的预期寿命计算，那时出生的一个中国人，能够在一生见到的人均GDP增速应该是70多倍！这是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正向中国转移，而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话方面，弗里德曼说的“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别有深意。
跳出经济学的范畴，从更大的范围看，中国70年的发展也让我们具有了形成改革思维范式的可能。按照物理学的观点，所有的人类最复杂的思维，最终都要符合和体现人类社会发展最简单的公理，都要“符合简洁、美丽的标准”。科学就是追求用最简单的公式和语言来说清大自然的万千现象和真理。牛顿第二定律、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是大自然最美丽的诗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年，其实也是一个寻找简单和美的心路历程。而这也正是改革持续推进的基本动力。它留给我们许多关于改革最朴实、最简单的常识。正是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成就了中国的改革气质。
（1）民富是国富之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所有改革政策的出发点，都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报酬机制，国家才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改革不一定能让每个人都受益，但至少不能让大多数人受损。同时，无“民”不活，民营经济是国民财富的重要源泉。
（2）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改革开放并非单纯引进外国的硬件设备，更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潮流，实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最终推进结构性调整、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革力和改革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改革的角度看待改革动力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改革力也是一种生产力。
（3）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每个人的实践创造，每个人的发展要求才是改革获得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从寻求公正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农民获得了基本的土地权利，引发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形成了农贸市场，包含了手工业和合作型企业。整个农贸市场培育了一代人，他们本身是农民，但是他们摆脱了过去，在全国掀起了农贸市场热。农民开始认识到什么是市场。真正的市场建设始于农村，农民企业家走在了前面。他们是新建立的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第一批尝试者。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几乎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再出发，依然要靠群众、基层、地方解放思想和积极探索。只有不断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改革才能获得持久动力。
（4）发展是硬道理。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杀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血路，我们才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型和发展。经济发展没有先验的真理，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要符合价值规律，按照市场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新时期的发展，定位是高质量，标准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发展，这赋予了发展硬道理更深刻的内涵，是对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发展本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5）政策的落实比制定更重要。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重视出台各种各样的改革政策，但“一沓纲领抵不过一个具体的行动”“一步实际行动胜过十沓纲领”。相比改革政策的制定，如何用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在这方面，既要加强领导，科学统筹，又要抓好督查检查，强化改革场景创新，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6）公众参与的最大化。只有最大化的社会和公众的参与，才能激发社会治理的基层热情，才能使改革永葆青春。影响改革效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信任机制的建立。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越来越“敏感”。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只有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才能真正有效推进改革。
（7）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不管是什么政府，前提和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法治经济。康德说：“最好的整体，就是在这个政体内，不是人而是法律去行使权力。”法治经济是对权力经济的革命。除了要求经济领域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以外，还要求一切政党、组织尤其是政府部门，都必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在法治原则的导引下为经济发展服务，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并分享其效益。也就是说，它所要建立的是法治和改革相统一、相促进的经济法治，即通过整个社会的法治化来发展经济，而不仅仅指经济法规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备。所以，推进新改革，需要一部改革法。
（8）自由的空气和阳光一样重要。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人类共同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形式和途径当然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但科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矢志不移的价值追求。创新是自由的函数，只有身处自由的空气中才能自由的创造。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许我们现在从1到10、从10到100都能够做得很好，但是从0到1的创新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从0到1，就需要自由的创造，就需要开拓性的思维。否则，“我们站起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通过改革打开自由空间，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活力，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大国国民心态的修炼过程。
（9）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在政府。“市场是一只隐形的手。”但是政府却总有一只管不住、闲不下的手。用“有形的手”干预市场，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效果，但肯定不能打造百年老店，不可能形成千年思想。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从未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国家和政府积极推动的产物；同样，所谓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并非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无论是计划的方式、还是市场的方式都最终通过改革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而表现出来。在改革经济体中，国家和市场是相互定义的，正是国家的力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市场是政府的函数，政府是改革的函数。这种函数关系就是推动向改革型政府转变进而实现市场效用最大化的最优路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但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需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并且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只有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只有通过改革经济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才能使经济理性服从于人类本性，使市场经济有效嵌入社会之中。
（10）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改革最深处的价值坐标。国家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原理上，这个原理就是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也就不可持续。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而“权力搅买卖”的寻租腐败则更加冲击社会心理底线，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把“蛋糕”做大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蛋糕”分好，避免两极分化。公平正义是改革的一面镜子，由此塑造出共享、开放和包容的精神气质。要深入挖掘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权的道德意蕴、法律意蕴、政治意蕴以及社会意蕴，这是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底气。
改革的动力蕴含在最简单的观念之中，以最朴实的改革价值观为出发点，凝聚改革的共识，改革就会迸发澎湃的动力。改革的动力要从解决基本问题出发，看似是基本的问题，反而是强大的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要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就事论事，而对于基本问题、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科技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基础研究的创新一样，改革开放的动力也来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的发展，也要从改革的基础研究入手，找到增长模式的转型历史和体制变革的历史脉络，进行诸多长周期问题的梳理，使研究回归基本问题、理清基本原则，探寻改革最简单的道理和最根本的路径，最终推动改革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量子实验颠覆了千百年来牢不可破的因果律：原因反过来由结果决定，历史则被未来决定。中国的改革，撬动了至今仍然在延续的历史，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时代意义；不仅关照过去，更面向未来；不仅是观念的时间史，更是时间的未来史。钱穆先生说“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中国的改革史最宏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生命性、系统性和未来性，它不计较得失，而只关注长成；不停留在过去，而更在意长远。它有多个侧面，包含着丰富的激发人的力量的制度因子。它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开启，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
最后，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连玉明
2019年春节于美国洛杉矶
自序二 西方经济学遇到的新问题
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是目前所称的“主流经济学”，因特别注重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又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开始，西方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等，学流派林立，以至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一）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不论是哪一个流派，经济学都是从现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经济运行的逻辑，或者依据某些行为准则，构建出理想经济的运行模型，归根结底，是相对确定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将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作为暗含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学者对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认识和规范的分析。所以，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的经济学。更适用于分析西方的经济现象，解决西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很容易水土不服。即使是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又不断被现实挑战的过程。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指导中已“力不从心”。至少从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学已经开始倒退了。它对于很多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所进步，相应地，（经济学家们）甚至开始逃避这些问题的挑战。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曾被认为是完美的，但随着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亚当·斯密的理论并非完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万能”理论再次受到批判，凯恩斯主义重新受到重视，金融监管改革在国际层面和主要国家展开，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游戏规则形成。然而，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也带来了“后遗症”：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黏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也不得不宣告自己的非完美性。
几乎同时出现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思考。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解决这个全球性复杂问题的往往应该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又兴起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这说明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都在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总裁卡恩2011年就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是经济学家的危机。危机使得适用多年的宏观经济理论面临困境。期待新智慧、呼唤新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其间，当时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还发表了《重写宏观经济学脚本》一文，呼吁全球经济学人共同探讨和推动经济学理论突破。他认为，当前经济学面临困境与挑战。过去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仅用货币政策，甚至利率工具，就足以控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很完美，但次贷危机证明“美丽并不总是与真实相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中，金融监管因素未被认真考虑，货币政策除了关注通胀以外，也没有对资产价格予以更多关注。在未来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要把诸如经济不平衡、利率、财政政策、资本流动、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安全网、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等均纳入分析框架。同时，诸如资产负债表变动、债务结构、投资者构成等更多影响金融市场变动的因素也需要纳入主权风险范畴。
（二）
很多人以为，经济学是西方专属，实际上人类经济学起源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即使以希腊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经济学也在其后。古代中国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已包含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例如，《大学》共十章，其中论及理财之处很多，故而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其中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与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里论述资本用途时说的“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是近似的。又如，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另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发生作用，所以一些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会配以量化宽松政策。而最早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其实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政府干预，实际上《管子》也早已提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者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一书中还指出，重农学派和近代经济学的思想根源出自中国，而非发祥于法国和苏格兰。
很多影响广泛的西方经济学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渊源。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成为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的“实验室”，成为西方经济学概念的“跑马场”。中国很多学者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思考、弄清问题实质、做出切中肯綮的理论分析，没有说出自己的话。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人类社会更迭发展，一些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指导、趋势把握和形势预见中已“力不从心”。近些年的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40年的改革实践和增长奇迹更是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主张。
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及腐败的恶化。所以他们一度认为，中国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实行渐进式改革将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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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忠
2019年4月于北京金台西路三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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