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自1988年开始，迄今为止，出版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名著190余种。丛书主编为刘东教授，丛书聚焦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问题，囊括了孔飞力、萧公权、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

在东亚世界里，有着一片广阔的海域，这些名为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的广阔海域，将东亚各国悬隔开来。在古代，这些国家之间主要依靠船舶相互往来。船舶是海洋地域和国家间接触以及交流不可或缺一个重要因素。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事于远洋航行的船舶主要是中国的帆船。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先进，其海洋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使得中国帆船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事业。《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以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东亚各国众多的史料出发，对这一世界里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情况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松浦章（MATSUURA Akira），1947年生。关西大学文学博士。现职为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2005年8月～），中国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2008年8月～）。至今出版著作共22部。

序
序论 从海洋史的角度看前近代东亚海域间的交流
一、前言
二、东亚海洋史的研究成果
三、从东亚海洋史的角度研究海洋史史料的可能性
四、结语
第一编 明代的海外交流
第一章 郑和下西洋的随员
一、前言
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武职选簿》
三、天启《海盐县图经》中的郑和下西洋史料
四、结语
第二章 明代的海外各国通事
一、前言
二、明代的译官
三、明代的海外各国通事
四、结语
第三章 嘉靖十三年的朝鲜使者在北京所遇到的琉球使者
一、前言
二、嘉靖十三年入京的朝鲜使者日记中所见的琉球使者
三、嘉靖十三年入京的琉球使者
四、结语
第四章 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遣明使——明代朝贡形态述论
一、前言
二、明代暹罗国的朝贡
三、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遣明使
四、结语
第二编 明末清初的海外交流
第一章 明末袁崇焕与朝鲜使者
一、前言
二、朝鲜朝贡路线的变化
三、袁崇焕与朝鲜使者
四、结语
第二章 天启年间毛文龙占据海岛及其经济基础
一、前言
二、毛文龙占据椴岛
三、毛文龙和椴岛(平岛、皮岛)
四、结语
第三章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带到日本的海外政治情报
第四章 满文档案和清代日中贸易
一、前言
二、顺治九年都统葛达浑的奏折
三、道光七年浙江巡抚刘彬士的奏折
四、结语
第三编 清代东亚各国的相互认识
第一章 日本江户时代的清人画像资料
一、前言
二、书籍和长崎版画中所见清人画像
三、江户时代漂着唐船的清人画像资料
四、结语
第二章 清代琉球使者所见到的北京
一、前言
二、《琉客谈记》的成书时代
三、琉球进贡使前往北京途中的情况
四、琉球使者所见到的北京
五、结语
第三章 清代沿海商船船员所见到的日本——以中国沿海帆船的漂流记录为中心
一、前言
二、文政五年漂流到萨摩的中国商船
三、漂流到日本的江南沿海商船源泰号
四、江南商船源泰号船员所见到的日本
五、结语
第四章 朝鲜使者获取的台湾、琉球情报
一、前言
二、康熙二十年的朝鲜使者和琉球使者
三、朝鲜使者获取的台湾、琉球情报
四、结语
第四编 清代中国情报之传播海外
第一章 康熙年间武昌兵变在日本的传闻
一、前言
二、传递武昌兵变消息的中国商船
三、武昌兵变的传闻内容
四、结语
第二章 乾隆年间山东王伦起义在日本的传闻
一、前言
二、安永五年来舶风说记
三、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
四、结语
第三章 道光十一年湖南赵金龙叛乱在日本的传闻
一、前言
二、天保三年的“通事留书”
三、道光十二年湖南赵金龙之乱
四、结语
第四章 《遐迩贯珍》中所见的近代东亚世界
一、前言
二、《遐迩贯珍》中“近日杂报”所见的近代东亚世界之新闻21。
三、《遐迩贯珍》中所描述的近代东亚世界
四、结语
第五编 清代海外华人与华商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海外移民
一、前言
二、飘洋过海的华人们
三、飘洋过海往新天地迈进——清代帆船与海外移民
四、结语
第二章 来日清人与日中文化交流
一、前言
二、江户时代赴长崎的儒士、医师与画工
三、来日清人与日中文化交流
四、结语
第三章 清末民初福建的海外移民
一、前言
二、福建相关的领事报告
三、福建省海外移民的状况
四、结语
第四章 辛亥革命与神户华商
一、前言
二、清末中国人的来日日记中所见之神户华商
三、辛亥革命新闻与神户华商
四、结语
后记

在日本，称来自江南的商船为南京船。这个时期的赴日南京船已有9只。后来，估计是在清军刚刚占领江南时，从江南启航的一只南京船，“装载着计18箱的生丝、纱罗、绸缎”于1645年7月23日（正保二年六月一日）抵达长崎。接着，两天后的25日（六月二十三日），“支那人向奉行（译者按：江户幕府时的官称，相当于市长）做了报告。从报告得知，在支那，鞑靼人（译者按：满人）逐日占领了大片的重要土地，北京的官员已投降，交出了全部军队，上个月即5月23日，鞑靼人率军八十万占领了南京和附近地带，进而又向南方侵占了六天路程的地方，渡过了该国最大的河川，因而整个国土必将遭到蹂躏和由此荒芜起来”。这就是说，中国商人把当时中国江南的情况报告给了长崎奉行，这些消息后来也传到了荷兰方面。另外，1645年8月13日（正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记载了一条来自抵港的福州船的消息：“据前天抵港的帆船所传，关于鞑靼人入侵支那的报告是属实的，福州附近正在备战，准备抗鞑靼人的入侵。”
　　可见，从日本正保二年（1645）二月至六月间，有五只南京船抵达长崎，这五只船中包括了苗珍实的商船。由于南京船是从弘光帝治下的江南抵达长崎的，因此清军向江南进军的情报也传到了长崎。那么，这些船只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荷兰商馆的日记在1646年6月8日（正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顺治三年）条中是这样记载的：“去年从南京驶来的一只帆船已启航了。在此以前，尽管奉行曾几次催促他们离港返航，但他们以战乱为由而滞留下来，近日内其他三只船也将起程返航。据说商人中的主要人物都带着现金的绝大部分留在当地，而这回去的人带走百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