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360852
内容简介
20世纪60年代以降，空间正义逐步成为观测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主要关注以现实问题指向的空间正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空间正义是否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空场？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该问题上有何建树？新时代中国应当如何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力图在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梳理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新理路。
目 录
导论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原初视域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空间正义问题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的实践意蕴与方法论启示
第二章 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国家空间正义思想
第一节 金融资本、垄断与国家空间
第二节 资本积累及其横向空间结构批判
第三节 帝国主义时代的空间正义
第三章 都市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正义
第一节 列斐伏尔视域中的都市革命
第二节 卡斯特结构主义城市化理论
第三节 哈维的自然正义思想
第四节 索亚的后大都市理论图式
第四章 世界体系理论视域中的全球空间正义
第一节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视域
第二节 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空间议题
第三节 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正义意蕴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意蕴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化建构
结语 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建构
参考文献
后记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空间实践表明空间正义已经成为解释当代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是利益各方争夺的对象，也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不是自然的静止的容器，而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它反映了在政治权力支配下的空间生产的产物或结果。换言之，空间并非是某种与意识形态、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王志刚博士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一书可谓从空间化视角为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认为，这本专著在总体上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试图在一种思想史脉络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其当代构建问题，关注作为一种现实问题的空间正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该书围绕空间正义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空场”，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在该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建构本土化的空间正义理论等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而言，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正义的思想体系时，作者通过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哲学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熟时期的经济学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晚年的东方人类学笔记等文本系统梳理空间理论由隐到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二，该书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界定空间正义，深化和拓展了空间意涵。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集中表现在将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对空间的理解，不是抽象地对空间进行思辨，而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来理解和阐释。就此而论，空间正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正义，突出的是正义的实践属性与空间意涵，以及这种实践性与空间意涵对人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该书告诫我们在处理空间正义和社会正义两者关系的时候，不能片面强调空间正义范式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进行过度“越界”的诠释。
第三，该书提出空间正义致力于追求空间中的公平和正义，注重空间与生态正义的综合效应；空间正义是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是空间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统一，是空间批判与空间建构的统一；空间正义也是空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的正义体系，是身体、地方、城市、国家和全球多尺度的综合性理论，是宏观正义和微观正义的统一。这种认为空间正义具有多重属性、多个尺度，是一种复合正义理论的观点，打开了空间正义研究的全新视界。
总体而言，该书研究内容本身及成果形式都具有较强的综合创新性，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展开研究，能够促进一种空间洞察力的形成，从而有助于把消减空间不公和追求空间正义融入寻求更大范围正义的社会行动中。当然，该书对空间正义的梳理还只是一个开始，就研究本身来说，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该书提出空间是实践的范畴、社会的范畴，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最重要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及其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它会伴随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条件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如何结合当前信息化时代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框架是重要的课题。
第一，该书试图在一种思想史脉络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其当代构建问题，关注作为一种现实问题的空间正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该书围绕空间正义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空场”，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在该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建构本土化的空间正义理论等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而言，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正义的思想体系时，作者通过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哲学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熟时期的经济学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晚年的东方人类学笔记等文本系统梳理空间理论由隐到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二，该书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界定空间正义，深化和拓展了空间意涵。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集中表现在将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对空间的理解，不是抽象地对空间进行思辨，而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来理解和阐释。就此而论，空间正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正义，突出的是正义的实践属性与空间意涵，以及这种实践性与空间意涵对人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该书告诫我们在处理空间正义和社会正义两者关系的时候，不能片面强调空间正义范式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进行过度“越界”的诠释。
第三，该书提出空间正义致力于追求空间中的公平和正义，注重空间与生态正义的综合效应；空间正义是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是空间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统一，是空间批判与空间建构的统一；空间正义也是空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的正义体系，是身体、地方、城市、国家和全球多尺度的综合性理论，是宏观正义和微观正义的统一。这种认为空间正义具有多重属性、多个尺度，是一种复合正义理论的观点，打开了空间正义研究的全新视界。
总体而言，该书研究内容本身及成果形式都具有较强的综合创新性，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展开研究，能够促进一种空间洞察力的形成，从而有助于把消减空间不公和追求空间正义融入寻求更大范围正义的社会行动中。当然，该书对空间正义的梳理还只是一个开始，就研究本身来说，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该书提出空间是实践的范畴、社会的范畴，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最重要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及其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它会伴随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条件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如何结合当前信息化时代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框架是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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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结构
精准研判基本国情和世界大势，坚定走向世界之“舞台中央”，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建设进程。现行世界体系下中美贸易冲突之表面特征是中国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地位之撼动，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害怕中国的崛起，他们只是担心中国的发展脱离了西方所设定的轨道。在西方社会的理想情境中，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应该像拉美一样，成为美国的后院——一个随时可以供美国进行剥夺性积累，随时可以“修剪羊毛”的地方。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设想的不太一样，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重宣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值得提出的是，总书记用的是接近的近，而不是进入的进。没有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还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在主观上，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是对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一种解构，他表明整个世界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做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引导着、推动着整个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当前以中美贸易冲突为表征的全球性矛盾，表象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世界体系的原有格局，根源则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性危机。社会主义中国应坚定信心，以走近世界体系“中心”作为当前重要战略目标，积极参与、利化价值观。与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处于政治经济依附性地位相比，“西方中心论”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上，使得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知识反思与知识生产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文化边缘地位和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后者的地理特殊性，将一种本来属于历史事实的东西建构成为一种想象的“本质”的范畴。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中东”“远东”“西方”和“东方”等都是“西方中心论”所建构出来的静态的本质主义概念。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向世界“舞台中心”进军，以搭建科学理念扩散所需要的环境平台，而且需要一种真正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思维范式的彻底转换，以摒弃霸权式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及其思维方式，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送回到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当中。
从文明的类型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固定化、永恒化的世界文明整体，而是要推进一种由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我们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建设，基于中国“和合主义”等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新时代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提升，必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发扬中国精神、增强中国话语权，将中国故事提升为“命运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在确定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①。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结构
精准研判基本国情和世界大势，坚定走向世界之“舞台中央”，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建设进程。现行世界体系下中美贸易冲突之表面特征是中国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地位之撼动，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害怕中国的崛起，他们只是担心中国的发展脱离了西方所设定的轨道。在西方社会的理想情境中，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应该像拉美一样，成为美国的后院——一个随时可以供美国进行剥夺性积累，随时可以“修剪羊毛”的地方。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设想的不太一样，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重宣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值得提出的是，总书记用的是接近的近，而不是进入的进。没有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还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在主观上，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是对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一种解构，他表明整个世界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做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引导着、推动着整个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当前以中美贸易冲突为表征的全球性矛盾，表象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世界体系的原有格局，根源则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性危机。社会主义中国应坚定信心，以走近世界体系“中心”作为当前重要战略目标，积极参与、利化价值观。与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处于政治经济依附性地位相比，“西方中心论”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上，使得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知识反思与知识生产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文化边缘地位和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后者的地理特殊性，将一种本来属于历史事实的东西建构成为一种想象的“本质”的范畴。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中东”“远东”“西方”和“东方”等都是“西方中心论”所建构出来的静态的本质主义概念。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向世界“舞台中心”进军，以搭建科学理念扩散所需要的环境平台，而且需要一种真正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思维范式的彻底转换，以摒弃霸权式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及其思维方式，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送回到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当中。
从文明的类型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固定化、永恒化的世界文明整体，而是要推进一种由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我们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建设，基于中国“和合主义”等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新时代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提升，必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发扬中国精神、增强中国话语权，将中国故事提升为“命运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在确定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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