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简史

梳理抗疫防疫历史经验，做好肺炎科学防治

弘扬团结顽强民族精神，坚定战胜疫情信心

 

本书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的防疫抗疫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总结了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三千年的抗疫史说明，中国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我们发挥出智慧和潜能，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弘扬中华民族在抗击疫病中形成的顽强民族精神，我们一定会战胜各种各样的疫病，我们的民族将会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张剑光，1964年出生，上海嘉定人。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著作《三千年疫情》、《唐五代经济与社会研究》、《江南城镇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等八种，其中《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

序：三千年疫病的当代思考

 

第一章  疫病与巫术

神灵与疫病的联系者——巫医

甲骨文中的巫术

君王求助巫术

大傩逐疫

医药中的巫术成分 

尝便与割股

神化的救疫活动

巫师的杰作：关羽制造了瘟疫？

 

第二章  战争、动乱和瘟疫

远征南越的部队大疫

疫疾助推王莽失败

伏波将军两遇瘟疫

赤壁大战中的疫病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诸葛亮遇到的疫疾

匈奴人与疫病

北魏军队的两场大疫

南朝郢城大疫

侯景之乱造成的疫情

动乱中的疟疾

 

第三章  帝王将相直面瘟疫 

唐朝帝王宰臣常得疫病

宰相韩滉治血吸虫病

宰相李德裕记录恙虫病

官员畏疫不愿任职南方

第一家公私合资的传染病医院

皇妃碰上的流行性感冒

肺结核要了皇帝的命

一位不召之臣的疟疾 

蒙哥汗以酒驱疫 

疫病拖累元军南征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鼠疫

金朝汴京大疫：可能是一场鼠疫

万历年间的鼠疫大流行

李自成将鼠疫带进了北京吗？

吴江县的肺鼠疫

乾隆间的鼠疫：人见死鼠如见虎

海岛上的鼠疫 

鼠疫袭港 

同治、光绪间的鼠疫 

清末东三省鼠疫

 

第五章 皇帝与天花

皇太极畏惧天花

顺治帝是怎么死的？

康熙因天花得皇位 

同治皇帝的脉案 

 

第六章 令人战栗的麻风与霍乱

最早的麻风病

两位文学家的麻风病

大风起兮眉飞扬

谁传入了真性霍乱？

光绪年间的霍乱

东三省的几次霍乱

 

第七章  防疫抗疫思想的发展 

《内经》中的“寒”与“风”

张仲景的六经八纲

葛洪的“毒疠之气”

巢元方的“乖戾之气”

刘元素的火热说 

张元素的灵活辨证

张从正的攻邪法

李杲的内伤与温补

朱震亨的滋阴降火说 

王好古的阴证论

吴有性的戾气说

叶天士等人的温病学说 

清代对温病学说的具体化

 

第八章  抗击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战胜

守望相助：紧急抗疫救济

及早检查与强制隔离

人痘接种术

古代的卫生预防

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抗疫防疫的经验做法，总结同舟共济、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

2、帮助树立战胜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疫情的信心，相信政府、依靠科学，战胜疫情。

中国古代对传染病肆虐给人类带来危害的认识,有着一个艰辛的过程。其实有文字记录的三千五百多年来，疫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种类各式各样，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说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见，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疫病流行，“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大聚篇》）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

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高，为害时间较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11次。这时的疫病常与战争动乱相伴随，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社会安定，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卫生预防的意义特别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已出现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记录。

明清疫病的流传达到高峰。明朝发生疫病约180多次，分布在118年。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发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据《清史稿》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明清时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对人类生命危害严重。大疫过后，常常出现“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的情况。

一般来说，一种新疫病刚流行时，由于人们认识不足，往往为害深重。明清时期的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剧烈的二种。明朝开始爆发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见死老鼠，马上就会“人死如圻堵”，最后“人见死鼠如见虎”。（师道南：《死鼠行》）鼠疫严重的地区，一户户人家全部死绝，有的地方一条街巷或一个县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户绝”，没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兴县，崇祯间流行“天行瘟疫”，早晨发病晚上就会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全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人与人之间互相戒惧，“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有专家估计，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乱刚流行时，从陆路、海路二个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国，自云南、广东一直传进京师，“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验，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随着对霍乱认识的加深，人们防备意识的完备，疫病为害就渐渐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面对疫病，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吓倒，而是众志成城，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抗疫救灾活动。数千年来，他们在灾害面前高昂起头，挺着胸膛，同疫魔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上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同疫病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历代政府常常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如减轻经济负担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需要医药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闾阎百姓能全部透彻地了解。

政府编纂颁行简便易用方书，并录于木版石条上，在村坊要路晓示，对疫病防治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政府曾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乡村巡视。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三》）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

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是最切实有效的一种措施。夏商周时期，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风病），于是展开了调查，询问患者本人。接着派医生前去检查，医生根据丙的各种特征进行观察，最后诊断他确是犯了麻风病，于是将患疠病的丙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说明早在秦代时期，对麻风病的诊断有着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

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二种，一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建立的场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进行管理治疗，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疠人坊，被改称为悲田养病坊。宋徽宗崇宁初年，设立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坊中医者每人都要建立个人的技术档案（手历），医治病人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