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3960193
《汪曾祺别集》由汪曾祺先生哲嗣汪朗主编，家人及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共20卷，约200万字，包含小说、散文、剧作、诗歌、书信等。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汇为汪汪巨浸。
《汪曾祺别集》底本为初版本，参以手稿，美信俱备，以祭汪老，以飨汪迷。
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策划、编辑、出版、阅读《汪曾祺别集》，是对汪先生*好的纪念。
《鸡毛集》
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本小说集《邂逅集》，收入《复仇》《老鲁》等八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更加成熟，在风格上与后期的许多名作几无差别。《邂逅集》之外的《异秉》曾多次重写，1980年代的重写文本是极有影响力的代表作。
1980年，北京出版社要为汪曾祺出版短篇小说选，因为新作文字量不足，从早期作品中选出《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四篇，作者逐句做了修改。改订本与初版本文本差别较大，但更贴近读者。这四篇小说，人民文学新版全集收入的是初刊本，本书以作者1980年的改订本为底本排印。
1980年代，汪曾祺也写了一些以西南联大或昆明为背景的小说，《鸡毛》是较为典型的一篇。本书第二辑收入这些小说，与*辑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作品做一个遥远的呼应。附收的汪曾祺写给同学朱德熙，以及学者吴福辉、解志熙等人的书信，也多与本书所收作品相关，在细节上都会有助于丰富文本阅读。
本卷由杨早编选。
杨早，《汪曾祺别集》之《鸡毛集》《五味集》编者。
祖籍苏北，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当代文化研究等，译著有《合肥四姐妹》。近年关注汪曾祺研究，有论文《汪曾祺的水灾叙述与士绅传统》等，主编《汪曾祺文学自传》，策划主持关于汪曾祺的读书会“读汪会”。
序跋选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 1
书信选
致朱德熙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 ———— 4
致吴福辉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 5
致李国涛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 ———— 7
致解志熙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 9
致吴福辉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 12
小说选
复仇 ———— 14
老鲁 ———— 27
鸡鸭名家 ———— 50
艺术家 ———— 74
落魄 ———— 87
戴车匠 ———— 103
囚犯 ———— 117
异秉 ———— 127
邂逅 ———— 141
鸡毛 ———— 155
钓人的孩子 ———— 168
职业 ———— 175
小说三篇 ———— 181
日规 ———— 198
抽象的杠杆定律 ———— 210
故乡无此好湖山 杨早 ———— 214
《汪曾祺别集》总序
别集，本来是汪曾祺为老师沈从文的一套书踅摸出的名字，如今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这大概是老头儿生前没想到的。
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别集》总序中说：“从文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这番话，用来描述《汪曾祺别集》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适。简单轻便，宜于阅读，是这套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好还能精致一点。
这套书既然叫别集，似乎总得找出点有“别”于“他集”的地方。想来想去，此书之“别”大约有三：
一是文字总量有点儿不上不下。这套书计划出二十本，约二百万字。比起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字数要多出不少，收录文章数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本、书信等各种体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创作风格。若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相比，《别集》字数又要少许多。《全集》有十二卷，约四百万字，是《别集》的两倍，还收录了许多老头儿未曾结集出版的文章。不过，《全集》因为收文要全，也有不利之处，就是一些文章的内容有重复，特别是老头儿谈文学创作体会的文章。汪曾祺本不是文艺理论家，但出名之后经常要四处瞎白话儿，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都收进了《全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别集》则可以对文章进行筛选，内容会更精当些。就像一篮子菜，择去一部分，品质总归会好一点儿。
二是编排有点儿不伦不类。这套书在每一本的最前面，大都要刊登老头儿几篇与本书有点儿关联的文章，有书信，有序跋，还有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和下放劳动时写的思想汇报。在正文之前添加这些“零碎儿”，可以让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汪曾祺其文其人。这种方式算不得独创，《沈从文别集》就是这么编排的，只是一般书很少这么做。也算是一别吧。
再有一点，是编者有点儿良莠不齐。这套书的主持者，以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他们大都对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深入了解，也编过他的作品集。有的当年常和老头儿一起喝酒聊天，把家里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有的被评为“第一汪迷”；有的参加过《汪曾祺全集》的编辑；有的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专门研究……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编《汪曾祺别集》，质量当然有保证。其中也有跟着混的，北京话叫“塔儿哄”，就是汪曾祺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对老头儿的作品虽然有所了解，但是独立编书还差点儿火候。好在大事都有专家把控，她们挂个名，跟着敲敲边鼓，不至于影响《别集》的质量。
这套《汪曾祺别集》是好是坏，还要读者说了算。
汪 朗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故乡无此好湖山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儿都没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锡腔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就是因为听说这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在茶馆里写作甚至完成自己的考试卷，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词。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 A. 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 · 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下了相当一部分收入《邂逅集》里的小说习作，这些习作里，“西南联大”的烙印至为明显，“高邮记忆”同样若隐若现。这两大特质，构成了汪曾祺毕生创作的两大基石。
多年之后，汪曾祺成为回忆西南联大的最重要作家。这些回忆中，散文多而小说少。而少数几篇写昆明与联大的小说，气质仍然独特，不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高邮的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些写云南的篇什，依然透着一点儿古怪，一点儿漂泊时代的逸气，还有那种随脚出入的阿索林式的俨然无事。
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的文学滋养，相对于苏北小县的古典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提升与改造，无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要化用苏轼的诗句来表达这份感怀之情：“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生于高邮，却是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杨 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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