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99864
全球发行20多个语言版本，总销量超过100万册
被压迫者的教育圣经
批判教育学的奠基性著作
这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在书中，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诉求，感受到作者对被压迫者命运的关怀。有人将这本书称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圣经，是真正革命的教育学。相信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和教育研究的人都会从中得到精神的感动。
《被压迫者教育学（50周年纪念版）》介绍了保罗·弗莱雷的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该理论以培养批判意识为目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教育与觉悟的关系。
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指出，教育是一个互动过程,解放既不是恩赐,也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一个互动过程。 另一方面,教育是以解放为目的的。弗莱雷批判当时社会的“储蓄式”教育把学生视为被动“接收”知识的无知者。他认为，学生“存储”教师“灌输”的知识越多,就越不能形成批判意识。弗莱雷提出,应该摈弃“储蓄式”教育,代之以“提问式”教育,以唤醒人们对世界问题的批判意识,鼓励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进而把教师和学生从“驯化教育”中解放出来。
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充满了实践理性的张力，他认为，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学应该将理论与经验、历史与现实、思考与对话、批判与参与紧密结合，其*终目的是强化选择，改造现实。弗莱雷对成人文盲教育的诸多论述同样有助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教育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当今及以后的教育界认识都是难以回避的尖锐挑战。相信弗莱雷的思想会给予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以有益的思考与启迪。
中文版导言
50周年纪念版序言
作者自序
第1章
被压迫者教育学存在的正当理由；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克服这对矛盾；压迫与压迫者；压迫与被压迫者；解放：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一种自我实现，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第2章
作为压迫手段的“储蓄式”教育观——其前提预设——一点评论；作为解放手段的“提问式”教育观——其前提预设；“储蓄式”观念与师生之间的矛盾；提问式观念与师生之间矛盾的超越；教育：一个互动过程，以世界为媒介；人作为不完善的存在，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并试图更充分地人性化
第三章
对话关系——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的本质；对话关系与对话；对话与寻找教育课程内容；人与世界的关系，“生成主题”，以及教育课程内容作为自由的实践；“生成主题”的探究及其方法；通过“生成主题”探究来唤醒批判意识；探究的各个不同阶段
第四章
反对话关系与对话关系作为对立的文化行动理论的基质：前者作为压迫的手段，后者作为解放的手段；反对话行动理论及其特点：征服、分而治之、操纵和文化侵犯；对话行动理论及其特点：合作、团结、组织和文化综合
“持续奋斗”：《被压迫者教育学》后序
当代学者访谈录
原英文版（1970）前言 理查德·肖尔
中文版导言
徐辉 张燕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分化、大革命的时期,旧的世界秩序日渐瓦解,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这一时期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分崩离析,世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走向独立,一些国家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在此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斗争异常激烈,各种思想的交锋也可谓波澜壮阔。在拉美,一些国家也掀起了反对社会压迫、争取人民自由的解放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不仅涌现出高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旗帜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形成了以批判外来殖民统治和内部阶级压迫为特征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本书的作者,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保罗·弗莱雷于1921年9月19日出生在巴西东北部累西腓市(Recife)的一个中产阶级警官家庭。该市所在的伯南布哥州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最为贫穷的地区。受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影响,弗莱雷一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不得不于1931年迁往距离累西腓市18公里远的热博阿陶(Jaboatao),过起了与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弗莱雷13岁时,父亲去世。读中学时，他不得不边学习边兼做语法助教。在母亲的影响下,弗莱雷从小笃信天主教。家庭遭遇和童年辛酸的生活,使他10岁便开始反思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异、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公问题 ,立志改善穷苦百姓的生活。
1943年,弗莱雷开始在累西腓大学学习法律。借此良机,他广泛阅读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语言心理学等书籍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和天主教作品,深入思考了各种社会问题。其间，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几次中止学业。 1944年,弗莱雷开始在母校中学教葡萄牙语。同年,弗莱雷与小学教师埃尔莎(Elza Maia Costa Oliveira)结婚(他们后来育有两女一子),并从此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兴趣。 乔托(Gadotti)指出,是埃尔莎鼓励弗莱雷满怀激情地进行研究和学习,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弗莱雷才得以形成他开创性的教育方法 。1946年,弗莱雷被任命为伯南布哥州“教育文化社会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Social Service)主任,负责扫盲教育,开始更广泛地致力于提高贫困者素质的教育事业。
1947年,一起案件改变了弗莱雷的职业生涯。一名牙医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想通过贿赂弗莱雷打赢官司。这件事让弗莱雷认识到,法律服务于人们的基本需求,不可或缺,但它必须以道德、尊严、正义和教育为基础。弗莱雷告诉妻子埃尔莎,他将放弃律师职业,妻子完全赞同,并且说道“我早就希望如此,你是教育工作者”。 此后不久,弗莱雷因工作出色而受邀到巴西私立非营利性组织“工业社会服务社”(The Social Service of Industry, SESI)工作。在该社工作的10年中,他深入基层,指导学生及其家长参与讨论社会和教育问题,以唤醒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由于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该社教育和文化部主任。1957年,他又被任命为该社“伯南布哥区域分会研究规划部”(Pernambuco Regional Chapter’s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Planning)主任。新职务使他有机会遍访巴西东北部地区,更全面了解当地贫困工人的生活境遇。弗莱雷在晚年出版的《希望教育学》一书中提到,这十年的经历、学习、反思和实践是《被压迫者教育学》主要思想的来源,《被压迫者教育学》从设计到内容都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弗莱雷在从事扫盲工作中深入思考,不断总结,逐渐形成“觉悟”(conscientization，原葡萄牙语为concieentização)理论和解放教育理论,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努力推进教育革新,积极参与天主教民众运动。鉴于此,累西腓大学聘任他担任兼职教育学教学工作。弗莱雷在大学中积极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认为这是“巴西向民主化社会转变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部分”。
1959年,弗莱雷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巴西教育现状》(Present-day Education in Brazil),但由于他在其中批评大学组织管理守旧、教学脱离时代,论文没有获得大学委员会通过。依靠友人累西腓大学副校长阿尔弗雷德·冈查弗斯·达·考斯塔·利马(Alfredo Goncalves da Costa Lima)的关照,弗莱雷得以继续在该校工作。 此后,弗莱雷继续积极从事成人教育和工人培训工作,并于1961年被任命为该校“文化推广部”(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Extension)主任。次年,在他精心指导下,参加成人培训的300名种蔗工人仅用45天就明显提高了读写能力,这一事实证明弗莱雷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颇为有效的。1963年,巴西古拉特总统任命弗莱雷负责推广全国扫盲计划。弗莱雷雄心勃勃,率人从波兰进口3500台幻灯机,在全国设立20000个文化讨论班,在每个州为文化讨论班协调人举办为期8个月的培训。 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巴西全国成立了数千个文化讨论班,推广使用弗莱雷的成人扫盲教育方法。
1964年,正当弗莱雷踌躇满志,大显身手之际, 巴西发生军事政变。由于弗莱雷的扫盲计划不仅教会了农民读写技能,还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促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这就从根本上“侵害”了当权者的利益。新上台的军人独裁政府视弗莱雷为“眼中钉”,遂以“叛国”、“煽动革命”的罪名将他关入监狱75天。随后,又迫使他流亡海外长达16年之久。流亡期间,他先后到了玻利维亚、智利、美国等国家。尽管遭遇不幸,弗莱雷并没有停止思考教育和社会问题。1965年,他在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该书1967年在里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弗莱雷不仅总结了早期扫盲工作经验,还进一步提出了“解放教育”的思想。虽然该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弗莱雷仍然因为该书没有论及政治而感到不满。1969年,在考察智利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弗莱雷完成并出版了《推广还是交流》一书。该著作探讨了发展中农业国家技术人员与农民的关系。弗莱雷认为,单向的文化推广具有“侵入”性,而双向的文化交流则能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所以,他反对前者,而力倡后者。他认为,农业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还应走进农民的生活世界,通过相互对话等教育方式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使他们获得解放。此外,弗莱雷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实施大众教育(popular education)和扫盲改革。他对成人扫盲和培训工作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继1967年应邀到美国几所大学演讲之后,弗莱雷又于1969年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借此良机,他追忆了与巴西被压迫者的关系,反思了智利社会文化历史,梳理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种种关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后来享誉世界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此书第二年便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出版。弗莱雷认为,这是他最主要的著作,也是他著作中组织结构最严谨的一本。正是在此书中,他明确提出了教育即解放的主张。此后,他移居日内瓦,受聘担任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三世界教育特别顾问。他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也因此扩大到秘鲁、尼加拉瓜、安哥拉、伊朗、莫桑比克、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1979年,巴西政府宣布大赦。次年,弗莱雷终于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回国后,弗莱雷先后担任了劳工党威尔森·平海罗(Wilson Pinheiro)基金会总裁、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和圣保罗州立大学教育系教授、圣保罗市教育局长等职务。这期间,他还出版了《教育政治学:文化、权力与解放》、《解放教育学:关于改造教育的对话》、《扫盲:阅读文字与世界》、《学会质疑:解放教育学》等著作。弗莱雷一生经历坎坷,阅历丰富,勤奋多产,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1997年5月2日,弗莱雷因心脏病发作在巴西圣保罗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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