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81770丛书名: 译林人文精选
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方？
观念如何塑造人的行为方式，又如何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影响？
? 一部驳斥经济决定论的先驱之作
? 一部解析社会理性化进程的经典之作
? 一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的预言之作
?
版本特色：
全新译本 德语直译，无删节全译经典版本
原汁原味 收录原版翻译姊妹篇，标注重点概念
名家导言 知名学者深度解析，全新视角读懂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代表性著作，影响深远，至今仍被公认为经典名著。在本书中，韦伯阐明了他的重要观点：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韦伯针对这些批评进行的回应和阐释，也一并收录在本书中。
导 言文献说明部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章 问题节 宗教认信与社会分层第二节 资本主义“精神”第三节 路德的天职构想——研究的任务第二章 禁欲新教的职业伦理节 世间禁欲的宗教基础第二节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分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1920年稿本的重印）第三部分 “教会”与“教派” （1906年稿本的重印）第四部分 韦伯的“反批判”一 对上述“批判文章”的批判性评论（1907）二 对上述“答复”的评论（1908）三 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判（1910）四 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判的结语（1910）1. 反批判性的概述2. 正面的概述
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涂尔干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英国社会学家、小说家 弗兰克·帕金
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他完成了两个任务：看清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深的缺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擎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其影响超出了历史领域；同时，它也使刊载它的《档案》杂志的销量成倍激增，这对高端出版物而言是非同寻常的。
——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评论家 R. H. 陶尼
导 言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译林出版社的这个新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机会。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这个译本撰写导言。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激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考，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 ethos ）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
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处理这一宏大主题，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方法，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尝试：其论述风格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较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方法。
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独特的历史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历史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型”，例如“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不同现象的类型特征，通过比较制度方法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合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按照‘理想类型的方式’贯穿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连贯的形式的时候，发现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以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呈现，而不是着眼于实际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首先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方向的影响。这些努力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
韦伯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不同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例如，父母在子女教育种类上的不同选择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格，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区，同处“被支配者”地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如此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历史—政治状况的影响。
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较了不同教义的内容，借以分辨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追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较，指出前者逃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观念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观念如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职业观，获利合法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强调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派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
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层次比较提炼，阐述了一个重要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而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
三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形式、官僚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路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
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懂，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观念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难以从日常生活的身心感受中体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官僚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历史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韦伯进而言之，国家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出产业，但无法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独立力量。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成长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陌生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念渗透到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自愿性团体，经世俗化过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历史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很是不同，提供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格以及个人主义的历史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根基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强调指出的那样，只有认识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大力量。例如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那个遥远时代精神传来的回响。
与此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血缘边界清晰，亲疏层次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角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定义。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观念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很是陌生，几近无从体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大夫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具体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路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迪；经典作品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周雪光
2019.11
章 问 题
节 宗教认信与社会分层
纵览宗教认信混杂的国家的职业统计，就会极为频繁地发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多次在天主教的报章文献，以及在德国的天主教会议上得到热烈的讨论，那就是：现代企业中，资本占有者和企业主，以及熟练的上层工人，特别是接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训练的员工，都带有非常强势的新教特征。不仅是在宗教认信方面的区别与国籍上，因而文化发展层次上的差异相合的地方，像在德国东部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而且几乎是在处于繁盛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地使居民依其需求进行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划的所有地方（情况越是如此，下面这一点就越是清楚），我们都能看到宗教认信统计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现象。当然，新教信徒在资本占有的、对现代工商企业中领导层和上层劳动中的，相对而言远远更大的那种参与，亦即远远超出其占居民总数百分比的那种参与，部分地要归于历史方面的一些原因了。这些根据处在遥远的过去，而在这些根据之侧，宗教认信方面的归属显得并不像是经济现象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显得像是这些现象的结果。对那些经济功能的参与，一部分以资本占有为前提，一部分以昂贵的教育为前提，一部分（而且大部分）以这两者为前提，这种参与如今是与对继承的财富的占有，甚至是与优越的条件相关联的。恰恰帝国的一大部分富裕的，在自然与交通条件方面得天独厚，在经济上也为发达的地域，特别是多数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纪都转向了新教，而此事对经济领域中生存斗争的后续影响，至今仍对新教信徒们有利。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经济上为发达的地区对教会革命的这种特别强的敏感，其根据何在？而在这里，答案绝非如人们初可能相信的那么简单。脱离经济传统主义的做法无疑显得像是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一般而言必定在相当本质的意义上，促进了同样也对宗教传统产生怀疑，以及反抗传统上的种种权威的那种倾向。但由此就要考虑到如今常常被遗忘的一点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教会对一般生活的支配，而毋宁意味着以教会支配的另一种形式代替了此前的形式。而且准确来说，是以在能设想出来的广泛的程度上，袭入家庭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对整个生活方式一种烦不胜烦而又严肃的规整，替代了宽适的，实际上在当时很少能感觉到的，通常几乎还只是形式性的一种支配。天主教教会的支配—“惩罚异端，但宽容罪人”，这种支配在过去要比当今执行得更严格—在当今被完全处于现代经济状况下的诸民族所容忍，而全世界在十五世纪末都知晓了的、富裕的和经济上发达的那些地区，同样也曾容忍了它。加尔文教的支配，如其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那样，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大部分，在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也一度在英国本土发挥效力，对于我们而言，它是教会控制个人的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无法忍受的一种。那时不管是在日内瓦，还是在荷兰和英国旧的城市贵族的广大阶层，得到的完全就是这般的感受。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产生的那些宗教改革者感到要谴责的，不是教会—宗教方面对生活的支配太多，而是太少了。事情如何变成这般？那时正是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正如我们还会看到的那样，在那些地方正是那时经济上飞黄腾达的“市民”中产阶级，不仅容忍了那时他们还闻所未闻的清教暴政，而且在为它辩护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英雄气概，一种如其本然的市民阶级此前很少了解，此后也不再了解的英雄气概—“我们后的英雄主义”，就像卡莱尔不无理由地说的那样。
但进一步来看重要的是：可能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在现代经济内部，新教信徒对资本占有和领导职位的那种更强的参与，如今部分而言要被简单理解为他们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总体而言更好的财产配备的后果，那么另一方面的一些现象就显现出来了，在那些现象那里，无疑就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了。下面这些现象（我们仅列举几例）就属于此列：首先完全普遍、有据可查的是，在巴登就像在巴伐利亚和（比如说）匈牙利一样，身为天主教徒的父母们与身为新教信徒的父母们给孩子们选择的高级课程相反，这些课程在种类上就很有差异。虽然对于下面这一点，即在“高级”学校的中小学生与毕业生中天主教徒所占的百分比，在整体上远远低于他们在居民中所占的总比重，人们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于上述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财产差异；但下面这一点，也就是即使在天主教徒高中毕业生内部，出身于现代的，专门而言是为技术研究和工商业类职业作准备之用的，一般而言乃是为市民职业生活而打算的那些特定而适用的教育机构（实科学、实用中学、高级市民中学）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也很醒目地大大低于新教信徒的百分比，而文理中学所提供的预备教育则为他们所偏爱—这种现象由此无法得到解释，而反过来说，这恰恰可以解释天主教徒较少参与资本主义的行业这一点。但更为显著的是一种观察，这种观察有助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何在现代大工业的熟练工人阶层中占有较少比例。工厂很大程度上从手工业者的后代那里得来其熟练劳动力，因而使这些后代为其劳动力的成熟作准备，并在准备完成后收回这些劳动力，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在新教信徒工匠那儿表现得远甚于天主教徒工匠那儿。换句话说，在工匠中，天主教徒表现出更强的留在手工业中的倾向，因而相对而言会更多地成为手工业师傅，而新教信徒则更多地分流到工厂中去，结果便是在那儿充任熟练工人和职业公务人员中的高层。在这些情况下，无疑存在着因果关系，使得养成的精神气质，以及教育的方向（虽然在这里受到了家乡和家庭宗教氛围的限制），决定了如何选择职业，以及往后的职业命运。
但天主教徒在德国较少参与现代营利生活的现象如今是如此之显著，就更加与历来的，包括现今的经验都大相径庭了：在民族或宗教上占少数的人，作为“被统治者”与另一个“统治性的”群体相对立，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从政治上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排除出去，通常都被强力驱赶到营利之路上，他们中那些有天赋的人，由于在国家公职的层面上无法施展抱负，就寻求在这里得到满足。很显然，融入俄国和东普鲁士毋庸置疑的经济发展的波兰人（与被他们统治的加利西亚地区相反），更早些时候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的胡格诺派，英国非国教派和贵格会，以及（后但不可忽视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其情形便是如此。但在德国的天主教徒那里，我们看不到一点点这种效应，或者至少没看到任何显眼的效应，而且在过去的那些他们或者被迫害，或者只是被勉强容忍的时候，他们在荷兰和英国，均未与新教信徒针锋相对地显示出经济方面任何特别突出的发展。毋宁说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新教信徒（特别是稍晚些时候要另加讨论的，他们当中的一些流派），不管作为统治阶层，还是作为被统治阶层，不管作为多数群体，还是作为少数群体，都明显特别倾向于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天主教徒那里，无论他们境况如何，都是看不到这种倾向的。因而，造成不同态度的原因，就主要方面而言，必须到那持久的内在特征，而不是只到认信时外在的历史—政治境况中去找寻。
因而问题首先就在于，目前要探究，在宗教认信特征的诸要素中，现今或过去在前述方向上曾起作用或者部分还在起作用的，是哪一种。人们现在凭着一些肤浅的观察，由于现代的某些印象，便可能会如此表述那种对立：天主教更大的“遁世性”，禁欲的特点，这些特点必定显示出它的理想，也给它的信仰者培养出对此世之利益的某种更大的漠视。实际上，这种说明又符合了当今用来评判两种宗教认信方式的日常流行的图式。在新教方面，人们利用这种观念来批判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的那种（实际的或表面上的）禁欲理想；在天主教方面，人们则以“唯物主义”的指责回敬，据说唯物主义是新教将一切生活内容都世俗化后引起的后果。现代的一位作者也相信，就像这种对立在两种宗教认信方式对营利生活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应该如此这般表述这种对立：“天主教徒……更镇静；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营利之心，更偏爱一种尽可能有保障的生活历程，即便收入不多，而不是一种危险而骚动，但可能带来荣誉与财富的生活。俗谚诙谐，尝云：要么吃好，要么安眠。在前述情况下，新教信徒喜欢吃好，而天主教徒则愿意安然而眠。”实际上，“愿意吃好”这一说法，虽然还不够，但至少部分正确地刻画了德国当前对教会很淡漠的那部分新教信徒的动机。不仅事情在过去便久已大为不同，众所周知，对于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们而言，恰恰“世俗欢乐”的反面是其特征，准确地说，就像我们还会看到的，这个反面是对我们而言为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而且比如说，法国的新教长久地，并在某种程度上至今都保持了某种特征，一般而言，加尔文派教会都具有这种特征，而在信仰斗争的年代，那些“十字架下”的人们普遍都具有这种特征。然而（或者，我们还将必须问一问，或许正因此？）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新教曾是法国实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担当者，而且在免于迫害的小范围内一直如此。如果人们愿意将生活方式中的这种严肃态度，以及宗教兴趣的这种强势支配情形称作“遁世”，那么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至少和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同样地遁世，对于后者而言，他们的天主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真心关切的，这已到了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一可比的程度。而二者都在同样的方向上，与占支配地位的那个宗教派别区别开来：那些其下层享受生活，其上层则直接与宗教为敌的法国天主教徒，以及今天那些献身世俗营利生活，其上层则对宗教极为淡漠的德国新教信徒。没有比这里的对比更能清楚地表明下面这一点的了：如此含混的一些观念，比如（所谓的）天主教的“遁世”，（所谓的）新教的唯物主义“世俗欢乐”，以及这里许多类似的观念，简直百无一用，因为它们部分在今天，部分至少对于过去而言，都完全是无当的。但如果人们愿意用它们，那么除了已经作出的说明之外，必定还会有其他一些观察甚至会触发如下想法：一方面是遁世、禁欲和虔敬，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这两方面之间的截然对立，是否会翻转为一种内在的亲缘性？
实际上，从一些外在的要素出发就可以看到，出身于商人圈子，而又恰好拥护基督教虔敬的内在形式的人的数量之大已经相当醒目了。在虔敬派的那些严肃的信仰者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如此出身。在此，人们可以想想“拜金主义”对种种内在的且并不适于商人职业的秉性的某种反向影响，而且无疑地，在圣方济各以及许多虔敬派信徒那里，“皈依”的经过在主观上对于皈依者自身而言，常常就是这般表现出来的。而类似地，人们也可以试着将直到罗德斯为止的那种同样极为常见的现象，即资本主义大企业家出自教士家庭，解释成对他们青年时期所受的禁欲教育的一种反动。然而这种解释方式若是碰到下面这种情况，就失灵了，即练达的资本主义业务意识，与一生持之以恒地规约自己的那些强烈的虔敬形式，在同一些人和人群中碰到一起时；而且这样的情况并非什么零星事件，而简直是历重要的那些新教教会与教派的整个群体之标志性特点。加尔文派在其现身的地方总是特别能显示出这种关联。它很少在宗教改革于某个国家扩展之时（就像一般意义上的某个新教认信团体一样）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之上。然而很有特色，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典型”的一种情况是，在法国胡格诺派教会中，有为数众多的僧侣和实业家（买卖人、手艺人）可算作改宗者，特别是在迫害的年代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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