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66660
- 新文化史权威达恩顿，时隔八年再出新作，集既往研究之大成
罗伯特·达恩顿是闻名遐迩的新文化史研究专家，始终致力于书籍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品《屠猫狂欢》被奉为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日臻成熟的经典之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达恩顿时隔八年推出的*英文作品，也是中文世界时隔八年再次推出达恩顿的新作。这本书可谓是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真正结合了书籍、人物和思想的社会文化史。
- 浸入式写作，见证法国大革命前夜基层社会的混乱与生机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以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之旅为主线，用浸入式写作带读者亲历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感受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和大众高涨的阅读热情。作者达恩顿利用丰富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材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世界重焕生机。在这里，书商们为了实现销售在乡镇奔走，贸易路线受政令影响不断改变，关于图书需求的情报飞速流转。他们把满足读者的需求当作生意努力经营，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做准备。
- 五十年档案研究之结晶，全面复原图书世界的真实状况
罗伯特·达恩顿钻研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半个世纪，对旅行日志、银行账目、书信往来等各种史料做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达恩顿通过对众多城市和人物故事的娓娓道来，将启蒙运动、大众阅读与近代贸易结合，描绘了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 新文化史开拓者林恩·亨特鼎力推荐；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倾力翻译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推荐。新文化史的开拓者林恩·亨特（Lynn Hunt）称赞到：“只有?位故事大师（达恩顿）才能为18世纪的书籍世界注入如此鲜活的生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更称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创造了“?种思想的社会史”，是“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毅领衔翻译。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新文化史大家、书籍史权威、《屠猫狂欢》作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作品。故事围绕一位来自瑞士的图书销售代表展开。1778年夏日的一天，29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动身上马，开启了一趟环绕大半个法国的公务旅行。他受雇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任务是拜访沿途书店，推销书籍、查收账目、安排货运、调查市场。在历时五个多月的行程中，他翻越汝拉山脉，沿罗讷河直抵地中海，横穿法国中部地区，途径里昂、马赛、图卢兹等重要城镇。法瓦尔热详细记录了沿途经历。这份珍贵的旅行日志无异于一场18世纪法国外省出版市场及图书贸易的导览。与它同样完好无缺地保存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还有上千份内容详实的信件、银行账目、交易记录，涉及出版业有关的各色人群。
罗伯特·达恩顿充分利用这批宝藏，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个处于历史重要关头的、人物鲜活、生机勃勃的图书世界。达恩顿用精彩的浸入式书写，带领读者走进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并亲历竞争激烈且秩序混乱的18世纪图书世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是什么书籍？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为读者铺陈了变革前夕法国社会阅读和基层人民生活的全景画卷，以及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引 言 书籍世界
第一章 纳沙泰尔：出差的人
第二章 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
第三章 隆勒索涅：评估书店
第四章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
第五章 里昂：企业家与冒险家
第六章 里昂：国内走私
第七章 阿维尼翁：交换贸易
第八章 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南部地区的艰难求生
第九章 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西南地区的勉强维持
第十章 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
第十一章 布卢瓦、奥尔良、第戎：法国中心地区的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
结 论 有生命的书籍
致 谢
索 引
书籍世界
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变化无穷，极其丰富—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居住在法国的人多种多样。图书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仍然陷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公司架构中：其中包括一个由印刷商和书商组成的行会，垄断了巴黎的书籍贸易；一套基于专卖权原则的版权制度雏形；一个负责书籍审查和解决业内纠纷的国家管理机构；一批负责执行图书贸易管理条例的检查官员——18世纪大约发布了3000条此类法令条例；而在波旁王朝这些摇摇欲坠、铺张浮华的机构之外，有一大群以向读者推销图书为生的职业书商。
所有大城镇都有书商，而从业者也是形形色色。各省首府都有几位行业大佬控制着贸易。一些小人物就在他们周围做生意，靠着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对图书需求的增长来挣钱，并且在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严苛条件下艰难求生。在合法的图书销售体系的外缘，一些经销商聚在一起，尽其所能地勉强维持生计，通常服务于贸易的毛细管分销体系。除了这些职业书商，还有各类个体经营者从事小本图书生意。其中有一些小店主从政府那里买到了营业执照（brevets de libraire），从而在市场上合法占得一席之地；有不求合法身份的地下经营者；有在集市上摆摊售书的流动商贩；有私下里兼卖图书的装订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贩，他们或者拉着马车走街串巷，或者徒步叫卖。这些杂凑的、衣冠不整的中间商（middle man）（其中也有女人，最能吃苦耐劳的往往是书贩的妻子或寡妇）在图书的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书籍史却很少关注他们。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例外，他们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发现他们都卖些什么书。哪些书被卖给了读者，读者又是如何阅读它们的，这个问题会引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涉及交往和意识形态酝酿的性质。我不打算在本书中直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想提供一种详尽的解释，要让读者了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图书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书籍是如何传播到法国社会之中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打算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外省的图书贸易上。法国的历史多是以巴黎为中心写就的，但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3%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巴黎，而绝大多数书籍是被外省人买走的。诚然，外省人的书籍供给有些是来自巴黎，但他们用国外出版的书籍来充实书架的情况更为常见；因为一本书一旦开始在首都出售，马上就会被国外印刷商盗印。“盗印”（Piracy），通常被法国人称作“伪造”(contrefaçon)，他们还用“剽窃者”和“盗贼”这些更尖刻的词汇来称呼伪造者。尽管这个词在18世纪使用很广泛，但它具有误导性，因为国外出版商的经营并不受法国国王授予的专卖权管辖。在王国内部，这些专卖权起到一种原始版权的作用。它们连同不太正式的被称作“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的授权一起，被授给经过书报审查官批准出版的书籍。而国外出版商可以重印法国的书籍，无须考虑专卖权，并且可以出版在法国永远通过不了审查的书籍。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尤其是纸张成本低，他们可以比法国的竞争对手更经济地出版这两类书籍。结果造成在法国边境以外，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生意也日益兴隆。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鲁塞尔，越过莱茵河延伸到瑞士，再往南延伸到当时为教皇属地的阿维尼翁，这些出版社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这几十家出版社几乎出版了启蒙运动的所有著作，而且可以说，它们还出版了1750到1789年间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其他图书（除了专业教科书、祈祷书、福音书和宗教小册子外，各个领域的书籍都有）。它们通过一个广泛分布的图书发行体系征服了法国市场。有些发行体系是秘密的，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偷运走私是个大行当，但是大多数图书还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有中间商从中交易，牟取他们可以得到的任何利润。
这个庞大而丰富多彩的书籍世界，一直不大为18世纪的法国政府所知晓，而且一直以来学界对它也不甚了了。书籍史家们通过查阅巴黎留下的法国政府档案，已经揭开了它的一些隐秘。不过，国家的视角始终有限。尽管政府设有“图书贸易管理署”（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负责管理图书贸易的官员享有重要地位，却很少知道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其他城市“书商行会”（chambres syndicales）的情况。要想全面了解整个体系，就必须依靠外省的档案，尤其要依靠国外出版商的文献来研究。不过，国外的文献也几乎完全散佚——只有一个例外：纳沙泰尔出版社（Société typographìque de Neuchâtel，简作STN）的档案。这是瑞士的一家出版社，靠近法国东部边境，自己出版书籍，同时也在法国各地大量从事图书批发贸易。
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文件，加上从巴黎和外省可得到的档案材料，包含了几千封来自每个与图书行业有联系的人的信件，这些人包括作家、出版商、印刷商、纸商、铸字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车车夫、货栈主、旅行推销员、图书代理商、审稿人、读者，尤其是法国几乎所有市镇的书商。其中许多人出现在其他文献资料中，诸如破产文件和警察记录，使我们能够从多种视角去观察他们，从多个方面了解他们的经营活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几类文献，如账簿、货运记录、订货登记册、印刷厂工头的付款账本，则揭示了图书贸易其他方面的情况。把所有这些资料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整个行业作为一个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运转失灵，如何崩溃，又如何因为图书从业人员的努力恢复运转，使供应满足需求。
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所涉及的时段为1769年到1789年，这个时期，法国对图书贸易的法律限制一直在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凡尔赛的内阁也时常更迭，它们源源不断地颁发法令，经常出台打击盗版的新举措，建立新的书商行会，扩大图书监管部门的职权，修改进口图书的检查规程，提高或降低纸税。纳沙泰尔出版社紧紧跟随所有这些进展，根据获得的情报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因而它的文件，再加上巴黎的档案材料，能反映出出版业游戏规则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游戏的玩法。
然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浩如烟海，以致研究者会深陷其中，茫然无措。我从1965 年开始研究它们。从那时起，我用十四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查阅了其中几乎全部五万封信件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账本中的补充资料。这项工作时间拖得很久，但是并不艰苦。纳沙泰尔是汝拉山脚下一座风光秀丽的小镇，俯瞰一片清澈的湖水，沿湖遍布葡萄园。纳沙泰尔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我在此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和他们一起沿着汝拉山脊走过一个又一个高山夏季牧场，在他们家里享用了不计其数的美食，看着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五十余年里一起成长，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欢乐时光。在本书的致谢中，我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不过，我花费如此多的时光，从纳沙泰尔以及巴黎的相关档案中搜寻，也让我面临一个挑战，即怎样才能把这些资料处理得当。如果要把我在资料中碰到的所有人物的全部故事都讲出来，我的书就会多达许多卷。因此，我将精心挑选的大量文献资料和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传列在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上，网址为robertdarnton.org。读者如果想要继续对本书所提出的论题深入研究，可以去访问该网站，通过数字化的资源，找到自己的研究途径。有了这个网站，我就不必在本书中加入过多的注释了。不过网站不解答我安排叙事的方式—既能把主题的深奥一面讲清楚，又不会使读者丧失阅读的兴趣。我选择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呈献我的研究成果。我不作系统性的论述，而是决定跟随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销售代表穿越法国出差旅行的足迹，探讨他所遇到的图书贸易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绘出一幅根据最丰富的档案资料得到的书业景象。
这位销售代表（commis voyageur，英国人喜欢用“commercial traveler”这个词，而美国人则常常偏爱“traveling salesman”）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职员，29岁，名叫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Jean-François Favarger）。1778年7月5日，他骑上马，动身出差，历时五个月，穿越法国，访问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所有书店。他推销书籍，收账，安排货运，视察印刷厂，调查市场需求，评估生意规模，对一百多位书商的品质作出评价。11 月份法瓦尔热回到纳沙泰尔时，他所了解的有关图书贸易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任何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了解的都多。幸运的是，他用文字在纸上留下了他的踪迹，包含一本记载详尽的日志和大量内容翔实的信件，这些资料使得我们可以跟随他游遍法国，从而能够从街市的层面来研究图书贸易。另外，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还包含了法瓦尔热所遇到的书商们写下的几百封信件，以及从1769到1789年间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人的几千封信件。因此，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书文化景观。
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看，相比于作为书库中伟大作家的鸿篇巨作而被研究时，当时的书籍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无意蔑视法国人常用的说法“人与作品”（l’homme et l’oeuvre）所表达的老式观点，尽管它在文学研究者中不再获得多少尊重。相反，我倒是从像巴尔扎克的《幻灭》（Les Illusions perdues）这样的杰作中找到了灵感，它为我正在试图根据档案资料重构的世界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描述，一个在巴尔扎克出生（1799）十年前就土崩瓦解的世界。我的目的是从一位地位卑下的销售代表着手，探索图书从业人员所体验和理解的旧制度下的图书行业。这种方法绝不是文物研究，而是要从细微之处推断出宽泛的结论。它将处理有关出版的实施、图书的发行、图书市场的运作、书商作为文化中介人的作用，以及读者对书籍的需求等问题。最后我还想说明，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二十年中，市场上实际流转的是哪些书籍。尽管资料不全，我还是要提供一份回顾性的畅销书书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法国各地的人都喜欢哪些书籍。由于缺乏证据，我无法指明读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所阅读的东西；但是我认为重现他们的消费方式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消费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考查一个曾经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基调。我想了解书商们的生活，以及以把书籍卖给读者为生的中间商们的社会背景。在书籍史上，书商就算出现过，也只是像影子一样。但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观察，并根据一家出版商的档案来研究，则会发现书商都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个体。他们形态各异，从行会理事和独霸一方的行业大佬，到旧式书商和地下小贩，莫不如此。
我们可以通过极其翔实的档案卷宗来跟踪某个人的职业轨迹。一个人在学徒期满之后，找到有嫁妆的女人结婚，自己开一家书店，进货建立库存，冒风险，使出计策赚钱，竭力摆脱破产，病倒，去世，生意留给儿子，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留给一位精明能干又有悟性的寡妇。另一份卷宗包含一位乡村小学校长的故事，他以卖书为副业，但挣到的钱几乎不够支付货款。他出租房屋，提供膳宿，还经营一个小葡萄园，临死时还希望下一季收获能够偿清一份待付的汇票，以保住他的名誉。还有一份卷宗塞满了一堆字据，字迹潦草难辨，拼写错误百出，反映出一个流动书贩的生意状况。他用一个小客栈的地址签署期票，因为他没有固定住所。只要马儿能跑，他就一直用马车载着图书去乡村赶集。要是牲口体力不支，或者他囊中羞涩，小客栈里就不会见到他的人影，那些期票也就成了到期不还的欠条，而地方官也把他当作流浪的投机商贩。这些卷宗向我们展示了两百多年前在书籍世界上演的一出出光怪陆离的人间喜剧，令人目不暇接。
所有这些卷宗都反映了又一个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对财富的贪求。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料来源固有的偏重点，因为大多数卷宗都包含了商业信函，它们首先必须谈及利益得失。但是这些信函也传递出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和习俗—不仅仅是想要听到金币叮当作响的悦耳声音，在风险四伏的博弈中也需要信任，所有参与这种博弈的人都竞相避免被交易的诡计欺骗：这些诡计包括盗版、偷运、刺探情报、虚张声势、谋划假破产，以及秘密经营。
当然，这些诡计在19世纪大行其道，当时巴尔扎克就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其他时期和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就18世纪的图书贸易来说，这些做法还非常原始，这在许多卷宗中有明显反映。一位书商—或者一位出版商，一个流动书贩，一个偷运者，一个货运代理商—未能在到期日承兑一份汇票。其他票据变成了欠条。他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晃晃地行走，和最无情的债主们商谈，重新找到了立足点，后来又失足倒下，人也失踪了。邻居或收账的人写的信讲出了故事的结局：“钥匙塞在门底下了”；“当兵去了”；“去俄国了”；“坐船去美国打仗了”；“他的老婆、孩子正在教堂门前要饭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信当真。它们总会带有一种偏见，总要为一种利益说话，无法提供一种直接的对现实的看法。然而，它们带有的主观性，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主观性，表明了在旧制度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亚文化中，现实是如何被推想出来的。
此外，书商们的信件可以和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见证对照着读。他的任务是评估沿途遇到的各家书商的品质和生意情况。因此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提供了连接大量故事的主线索。跟随他走遍法国地图上的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小村庄，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了解决图书领域的供需问题，无数人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从各方面作出努力的。
尽管法瓦尔热的故事带有“流浪者传奇”的色彩，但它还是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书籍史的范畴。我在叙述这个故事时，试图揭示它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并避免离题太远，以致偏向传记文学。不过，我在网站上列出了二十来篇传记，它们实际上可以当作18世纪书商们的肖像画廊。网站上还有法瓦尔热日志的副本、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书商们的信件，和有关他们所在城市的大量资料——人口、制造业、贸易、识字率、管理机构、文化机构、当时有关图书印刷和销售情况的报告，以及次要文献的参考书目。由于网站列入了如此之多的资料——所有数字化的原始手稿，有关图书贸易监管的文献，还有过去四十五年我所写的几十篇文章——所以我试图使本书保持较短的篇幅。想要找到更多有关特定主题的资料的读者，可以通过网站来查询，利用这些文献来阐发新的诠释，并质疑我的结论。
简而言之，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是独立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通过查询广博的资料库把故事继续讲下去。至少我希望它能给那些想探索18世纪法国书籍世界这个妙趣横生的主题的人带来乐趣。
在此我应对术语略作说明。因为旧制度的机构名称不易译成英语，所以我保留了许多机构的法语名称。“Parlement”指的是高等法院，它拥有一些政治权力，但和英国议会（Parliament）完全不同。“Ferme générale”（总包税所）是一个征收间接税、管理海关业务并为法国巡查边境的私营公司。“Livres philosophiques”（哲学书籍）是出版商和书商用来称呼图书贸易中的违禁书籍的词语。这类书籍可能含有诸如抨击基督教教义的激进哲学思想，不过也可能宣扬色情或煽动反叛，或者有揭露公众人物私生活的毁谤性内容。“Acquits à caution”（货物通运准单）是管理机构用来追踪图书货运的海关报税单。第二章将说明，偷运者或货运代理商必须找到快速办到货物通运准单的途径，以防止所运输的货物被没收。“Chambres syndicales”是外省城市书商行会的总部，是检查货物和处理（“déchargés”，即海关业务用语中的卸货）“货物通运准单”的地方。
由于我不期望读者熟悉本书中出现的书名，或者对法语完全了解，因此在这些书名首次出现时，我在括号内给出了它们的译文。
罗伯特·达恩顿堪称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对启蒙文学的传播的研究确乎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社会史。这场“环法之旅”（tour de France）是一部杰作（tour de force），将我们带入旧制度下非法图书交易中那些“有过生命的书籍”。丰厚的细节、优雅的书写和异常迷人的讲述，一本*精彩的作品，不容错过。
——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耶鲁大学教授
这是一个销售代表的故事，他跋山涉水，探访纷扰不断的书商店主，为生病的老马伤感，在一个个脏乱差的小旅馆辗转，都是为了售出那些官方觉得会惹麻烦、读者却无比渴求的书。故事的长短恰到好处。只有一位故事大师（达恩顿）才能为18世纪的书籍世界注入如此鲜活的生命。
——林恩·亨特（Lynn Hunt），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五十多年档案研究的结晶，罗伯特·达恩顿的惊艳之作既盛满了故事性的细节事件，又富于学术性的洞见。《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一部让人无法拒绝的杰作。
——迈克尔·苏亚雷斯（Michael F. Suarez）,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达恩顿将他对法国历史的精通、对叙述方式的驾驭和书籍研究的深钻合而为一，阐明了大众阅读、近代贸易和启蒙运动交融的历史图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风格独特、论据丰富，提供了对塑造了当今世界的过去的革命性理解。
——安东尼·马尔克斯（Anthony Marx）,纽约公共图书馆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一部极为精彩的作品，充斥着大量历史信息，而优秀的历史学家如罗伯特·达恩顿，知道如何组织编排，讲述动人故事。
——Jim Burns, The Penniless Press
巧妙的写作，这本经过深思熟虑和透彻研究的作品将吸引到广泛的读者。书籍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会享受本书带来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备的阅读体验。
——Ali Houissa, Library Journal
愉快的阅读经历。别出心裁的观察，并将之连成了一幅宽广的画卷。
——David Coward,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一份充实而且有质感的叙述，关于1789年震荡的十几年之前，法国人在读什么书，又如何读到这些书。
——Roxanne Ranchasi, New Books Network
这部著作及其所附网站，复活了大革命前夕在书籍贸易中发挥重大作用却常被淹没的个人生命。
——Christine Haynes, H-France Review
一部思考缜密、研究细致之作。
——Kirkus Reviews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
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没有正式的终点线。他在1778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一天回到了纳沙泰尔，过程平淡无奇——没有仪式或庆典，只是有可能和出版社的职员们一起开个会，然后跟家人碰上几杯酒。我们已经花了五个月，天天跟在他后面，走过了1900多公里，而此时此刻还很难和他道别。不过，除了在其他一些地方散落的参考资料之外，档案文献到此就告罄了。
法瓦尔热对出版社的董事们做了个全面汇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他的三年任职合同将在一年后的1779年12月1日到期。届时，他很可能会得到6个路易（144锂）的红利，是出版社为他的良好业绩而发的奖金。如第一章指出的，1782 年和1783 年他为出版社出了两次短差，到1784年，出版社的档案中就没有他的信了。查询纳沙泰尔州的公证档案，我们发现了一些补充资料。1779年12月6日，法瓦尔热与位于纳沙泰尔以东30或80公里的伯尔尼州阿尔堡村的玛丽–伊丽莎白•阿福尔特（Marie-Elisabeth Affolter）结婚。让–弗朗索瓦的兄弟萨米埃尔也在那时结婚。在同时举办了婚礼之后，兄弟俩很可能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1782年12月13日，他们一起购置了一小块葡萄园，一年后他们合作偿还了另一个兄弟路易的债务，路易是个钟表师傅。公证文件显示萨米埃尔在1782年是个“面包师傅”，但后来便以“食品杂货店老板”的身份出现了。他和让–弗朗索瓦曾在1776年7月13日联手做起食品杂货供应商的生意，同时让–弗朗索瓦也受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雇用。为了支持生意，他们在1776年和1777年间陆续贷了一些款，最后的贷款总数是840锂。因此，很有可能就是在进行了这项生意投资之后，让–弗朗索瓦继续为出版社工作到1783 年的某个时候，然后就做了他弟弟的专职合伙人。1784年9月28日，出版社写信给他们在里昂的前任货运代理商克洛代兄弟，说“法瓦尔热先生已经不在我们出版社了。他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公司名称是［S?］和J.F.法瓦尔热公司”。法瓦尔热在早期文献中出现时，名字后面没有附上“商人和老板”这样的职业名称——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纳沙泰尔市民阶层的成员，还不是一个有公民权的生意人。1795年，他花了72金路易（1728法国锂）购置了一块面积相当大的葡萄园，他的社会地位看来有所提升，有了一个“批发商亦即本市有产者”的头衔。179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到他时，他在繁华的洛皮塔尔大街拥有一幢房屋，价值6000锂。他有个儿子，也叫让–弗朗索瓦，出生于1780年9月26日。档案没有提到他何时去世。根据档案所披露的情况，法瓦尔热很可能就是利用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当职员时所获得的商业悟性，在纳沙泰尔中产阶级之中的某处创立了一段成功的商业生涯。
法瓦尔热的旅行既然已经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在送他踏上他的法国之行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书籍究竟有怎样的需求？正如沿途情况所示，仔细研究一下他所遇到的那些书商的生意，就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能够综合这些个案研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能不能反映总体的图书贸易状况？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这样的档案了。然而，尽管它们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它们提供的终究只能是一管之见。而其他的研究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没有完整可靠的原始史料，对19世纪以前欧洲任何地方的书籍出版发行情况进行统计，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英国，只有少量新出版的书籍在英国书商公会注册登记。在德国，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市的书目把大量流行书籍以及南方和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书籍都排除在外。而在法国，官方记录在好几个方面都有误导性。比如，要求获得图书专卖权的登记把所有未提交给审查官要求正式批准的书籍都排除掉了，而提交上去请求其他类别的许可——“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经被审查官批准，但是没有正式专卖权，而且出版地址通常是假的，让人觉得它们是在法国以外印刷的）和“官印许可”（permissions de sceau，允许出售，但是没有任何专卖权保证）—的书籍记录，并不指明实际印刷的是什么书，印数是多少，更不要说销量了。此外，在法国以外印刷而在王国内出售的书籍，其数量之庞大简直无法估计。我推测，在1769到1789年间，它们至少占据着图书发行量的半壁江山。
为什么会占这么大的比例？审查官的批准和专卖权的授予，并不只是证明一本书不含冒犯宗教、国家、道德或某位要人的名望的内容，它还是国家对书籍的质量——包括书籍的风格、内容和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认可标志。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书报审查制度渐渐放松了。但是，即使想获得默认许可，也要花钱、花时间，费力费神。巴黎书商行会会员拥有全部现有专卖权中的大部分，而国家也用警察行动强化着他们的垄断—不只是在巴黎，在远如马赛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法瓦尔热就发现那里的书籍检查官是个残酷的暴君。几位外省书商，包括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其中有的出版原版书，如马赛的莫西、尼姆的戈德、波尔多的贝尔热雷和奥尔良的库雷，有的则秘密地投机盗版，尤其是在里昂，胆大的约瑟夫•迪普兰就是在那里异军突起，突袭了巴黎书商的市场。1777年的改革有意要对图书贸易作出有利于外省书商的公平调整，并的确让外省书商有了重印专卖权已过期的书籍的权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出版业，而且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甚至在贝赞松的新书商行会都是如此，夏尔梅和莱帕涅在那里尽一切可能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书籍。在法国国内，巴黎书商行会仍然在一手遮天，直到大革命爆发。
面对这些限制和费用，许多作家都宁愿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印刷他们的著作，如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是如此，我们从法瓦尔热的整个法国之行中看到，梅西耶的著作就像香喷喷的薄煎饼一样热销。这些外国出版商煞费苦心地开发了一套在王国内销售的发行系统，利用像费弗尔和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让书籍绕过边境的海关官员和像里昂、尼姆和波尔多这些重要的发行中心的书商行会。这些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法国周围出现的外国出版社，印刷了启蒙运动的几乎全部著作，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审查的所有书籍。但是，他们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盗版，因此激怒了原版专卖权的拥有者，而他们几乎都是巴黎书商行会的书商。（在1777年改革以前，作家不能自己售书，之后也很少有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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