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3098628
- 从全新的和平视角审视三十年战争，本书看似是一部战争史，实则是一部和平史。作者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战争”概括为一个独特的和平大工地。三十年战争不只有战争的硝烟和纷扰，更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
- 8幅极具史料价值的图片，1幅震撼人心的历史地图，直观再现这场损失惨重的战争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近代欧洲极具灾难性、后果极为严重的战争。这场多年无法结束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疯狂的暴力行为与毁灭性灾难，在德意志人的集体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从全新的视角，聚焦三十年战争期间一次次的和平尝试和一次次无限接近和平的时刻，以“和平”为红线串起了这部战争史。作者深入而透彻地剖析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冲突背后的种种博弈，直指政治活动家们真正的利益所在。
此外，作者重申三十年战争并非宗教战争，而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战争经历，并且追问文明是如何渡尽劫波，在一片荒芜中幸存下来的。本书也高度赞扬了当时成功概率很高的和平倡议，它们对解决当今的种种冲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前言 / 00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恐怖的地理分布——人口锐减对角线和灾难地区
死亡的“三位一体”——暴力、饥荒和瘟疫
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再度提问：来自反方的质问
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掷出窗户的和平？——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拒绝大战但并无和平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
——大型工地欧洲
普世强国抑或独立国家——波希米亚之建国
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第三章 瓦伦斯坦
——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军队的固定化和国有化
常备军——战争的风险或和平的机会 /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
——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机会造就宗教战士——图像的力量
政治和大哥特普世主义候选人
建设和平的流动工地
第五章 转向和平
——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1629年天才的外交尝试
做两手准备的和平统帅
媒体战役中的帝国和平政策
没有“后一分钟的和平”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
——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重建帝国和平
然而这并不是结局
依靠移民和机构幸存下来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
——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求救
欧洲建构国家之战的结局
联邦制帝国宪法的第三条道路
宗教和平即国家成就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和平语言与和平实践
欧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附录 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
插图来源
就宏大的文化空间即东亚和欧洲而言，建构国家（Staatsbildung）是一个共同的基本政治秩序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文化均曾徘徊在统一和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经过漫长的预热阶段后，两者均在近代早期（在欧洲语境下，这是指16—18世纪）找到了各自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华帝国历经蒙古人的元朝、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被汉化的清朝，终汇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与此同时，疆域大小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却发展成为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大洲。这绝非预设好的——公元800年，当统治欧洲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戴上“罗马人的皇帝”这一桂冠，并将其移交给德意志帝国时，普世主义的理想依旧鲜活。因此，在欧洲跨入近代早期之初，人们尚未决定，建构国家的发展路径将通向一个统一抑或是多国制的欧洲。这种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密集到可怕的战争。这些战争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建构国家的战争。
欧洲也曾有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绝佳机会，即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Karl Ⅴ., 1500—1558）已经统治着半个欧洲，他拥有皇帝头衔并提出了“普世君主国”（monarchia universalis）这一纲领性概念，也曾力争过统治当时欧洲世界的普世政权。查理五世曾五度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Ⅰ., 1494—1547）交战，因为后者也要求获得普世主义之遗产。德国史学界往往未能正确地理解其背后潜藏的、建构国家的选项，仅仅将其描述为传统的哈布斯堡法国对抗，而这一对抗，则在1600年前后再次兴起。一方面，整个哈布斯堡王室，即德意志皇帝支系和西班牙大西洋支系精诚合作；另一方面，在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和枢机主教黎塞留首相（Kardinalpremier Richelieu）等伟大人物的带领下，法兰西王国的统治在数场内战中得到了巩固，也产生了问鼎欧洲的诉求。这一政治秩序上竞争、冲突的局势，则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基本框架。
这场“战争的战争”，正如笔者在1992年首次描述的那样，是欧洲近代早期“黩武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代的深渊。三十年战争由四场战争构成。同时，由于其时间跨度过长，它又是一场包罗万象的典范战争，在欧洲建构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建构一个多元欧洲的重要抉择。本书亦阐释了在帝国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关键冲突中，法国是如何横加干预的，三大普世强国为何无人胜出且均被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压抑自己对权力的渴求。而与此同时，在这场“建构国家之战”中，建构单个国家的分离主义战争亦此起彼伏——始于被镇压的布拉格波希米亚起义，以尼德兰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告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国际性的概念则确立了主权国家自此平等并立的政治秩序体系，并广受认可。
一种特殊的建构国家的形式在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获得成功，这一点值得更多的关注。其众多诸侯的领地和政权实在太小，成不了独立的欧洲国家，而整个帝国又太过庞大，无法成为欧洲的大一统国家。帝国的解决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几百年来，帝国造就出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各邦的邦君或众多弱邦构成的“帝国大区”履行部分国家的任务，而按宪法选举出来的皇帝则代表整个国家，并得到帝国会议、法院等帝国机构的支持。德意志联邦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国性的帝国机构由地方邦君的暴力机构共同承担。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皇帝倾向于加强皇权，而不少帝国诸侯则威胁要退出帝国，但终，大家还是握手言和，重新凝结成一个新的联邦制组织——其影响则持续至当代。
追寻正确的建构国家之路的主要冲突层出不穷，而大量次要冲突则缠绕其间：继承战争、边境冲突、贸易利益、军事暗流等。其中，重要且受瞩目的则是宗教问题。欧洲宗教主张追求真理，其教产亦富有争议，因此，其行为方式比东亚的宗教体系更加激进。虽说宗教问题并非是主要冲突，但仍应作为“主要的次要冲突”受到特别关注。在德国乃至欧洲，新教教派化及其变体始于马丁·路德，而与之对立的罗马天主教的教派化则由耶稣会士主导。两者在结构上互不容忍由来已久，终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但这种阐释方法再也站不住脚：本书着眼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帝国的跨教派政治管理，亦洞察到战争伊始便势同水火的结盟情况——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三十年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规定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德国终避开了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将主要问题抽丝剥茧，解释了战争为何如此漫长而艰难。本书开篇即描述了人们的恐惧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后果，这不禁令一些编年史学家怀疑，德意志人是否还能够留下后代。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毁灭的边缘岌岌可危。于是，书中提出了一个此前尚无人探究的问题：难道没有人预见到这场灾难并知晓如何制止它吗？
事实上，有人尝试过。一个全新的视角令人们认识到至今被忽视的和平机会以及制止、缩短战争的备选方案。“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并未直接触发战争，而是差点促成一场成功的和谈与国会外交。即便是瓦伦斯坦这位滔天战火中的战争策动者，也意识到有胜过战争的更优解。化身和平使徒后，若非瓦伦斯坦早了几天被残忍杀害，他几乎能达成自己的和平目标（这一点尚不为人所知）。而就在这场战争灾难中，各地区的联邦制机构——独立行事的帝国诸侯、帝国大区和城镇均能维持其管理，提供生存援助，并在保护其自由权利的情况下，在和平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观察视角促使笔者写下了本书，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战争”概括为一个独特的和平大工地，后总结出结论。因为三十年战争不只有战争的硝烟和纷扰，它更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至今仍有一些内容要向我们诉说，且不仅仅局限于欧洲。
笔者对所有推动和促成本书翻译之人表示谢忱，他们是奥格斯堡大学的尤塔·舒曼（Dr. Jutta Schumann）博士、我的史学界同仁孟钟捷教授和译者马绎博士。我也要向我的中国读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有兴趣从全新的视角领略这一德国史和欧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或许能在跨文化语境下找到可与三十年战争类比的选项，因为和平的政治机制是一项世界性的任务，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2019年9月于德国奥格斯堡
寻求和平是本书的重要议题。本书盛赞了1618年以来的各种和平倡议，它们对解决当今的种种冲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沃尔夫冈·布格多夫
本人多年来一直钦佩作者的双重才华，他既能将事实浓缩为贴切的表达，又不失风趣俏皮。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克塞尔·戈特哈德
在2018年出版的众多有关三十年战争的专著中，本书以其全新视角而出类拔萃。……布克哈特不仅关注战争本身，而且将始终存在的和平尝试置于论述的中心。他不忘将其广为接受的观点即近代早期战争频仍（即黩武性）和“建构国家之战”的论点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本书以一个十分重要但迄今为止并不主流的视角脱颖而出。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近代早期文化史研究中心阿恩克·福尔克尔博士
作者是“三十年战争”的专家，他并没有在这本“小书”中描述战争史，相反，他将战争视为反复推迟的和平。无须赘述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方法的“解放作用”，而在此问题上的争执只会使问题越辩越明。作者实事求是、不掉书袋的文风也令人欣赏。
——《法兰克福汇报》
布克哈特教授并不致力于宏大叙事，而是追问八个主题，并将重点放在新的阐释路径上。他在书中指出，战争不是敌对国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发展不足的结果。布克哈特的分析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包含了令人振奋的思想。
——瑞士弗里堡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克莱尔·冈泰
图书出版物中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
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法国铜版雕刻家、出版商巴尔塔扎·蒙科尔内（Balthasar Moncornet）售出了一大批名人肖像。这幅外貌绘制上借鉴了凡·戴克（van Dyck）绘画风格的统帅肖像展现了沉思中的瓦伦斯坦，此时的他，不再拥有牵动着人们和平神经的统帅大权。艺术家通过在帷幔之后大致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法，揭示了这位和平追求者遭到谋杀的一幕。
在德意志历史上，有那么三次，对世界历史造成严重161后果的战争暴力的主角在其生命接近尾声之际，摇身一变成了和平政治家；穷兵黩武源自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陌生，这样的情况也有过三次；历史人物的和平转向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同样发生了三次。
对迄今为止的德意志历史有方向性意义的，是俾斯麦。这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外交家兼政治家通过违宪扩张军队而执掌大权，此后给他身边的军队找了足够的事情做。在一次清晨的工作早餐中，他给他的国王上了一堂历史课：所有的前任国王都为开疆拓土做了一些事情，现在陛下也有机会这样做。大惊失色的王储在日记中将这一幕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他认为，俾斯麦这么说是受到了香槟早餐中“酒神巴克斯的影响”。用现代的话讲，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好不要把它记载下来。不过，凭借这一政策成为帝国首相的演说者却把它当真了，并发动了三场战争：攻打丹麦人，对抗奥地利人，后将矛头指向法国人。这一切都可以在内政和外交背景下加以描述，但只有那时的人们才会明白，所有的战争或许都是可以避免的。后那场血腥、给未来带来深重灾难的“普法战争”，也正是这位好战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并蓄意挑起的，正如一位近代史学家所发现并考证的那样。162然而，当俾斯麦终于达到他用武力换来的目标——排斥奥地利、新建一个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时，为保全自己一生的心血，他转而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避开欧洲的各种冲突，并从中调解斡旋。这位德意志帝国首相在国际会议外交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建立了一个维护现状的非常复杂的联盟体系。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同，当时没有人能够通观全局，也不再有人敢于发动战争。在俾斯麦解职、离世后，他被重新军国主义化，成为尚武主义的德意志精神丰碑。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后世又将他视为德国统一的奠基人，重新承认其后来的和平成就，将他载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
俾斯麦的前辈是普鲁士国王。这里指的是那位为了抵御潜在危险而设立常备军的典范、衡量其毕生的战绩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国王。这位国王亲自担任将军，指挥其装备精良的大军，在启蒙运动世纪的中叶为欧洲带来了三次扩张性的侵略战争，其人口损失之巨令人联想到三十年战争，从比例上来看则可以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能达成其有案可查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张战争的目标，他只是勉强脱身。而他的宣传部门则有大量工作要做，163他们伪造战役的捷报，把巧合说成奇迹，以此来说服公众且影响深远，使人们认为这场溃败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或者完全是一次道德的胜利。弗里德里希二世深知真实情况，于是从此以后避免战争，并在其他方面加强学习。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他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他让自己的普鲁士臣服于帝国宪法，后又与帝国军并肩作战，并在一场帝国战争中败北。为了减轻这位非法战争策动者的罪责，人们不得不为他开脱，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轻时沉迷法国文化，对帝国政治不以为意。这是不是“历史上后果严重的教育空白案例”呢？他声称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帝国事务，这种带有贬低性的表达应当从字面去理解呢，还是只是服务于其欧洲君主的自我定位？
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可以确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速度惊人的学习过程值得探究，即他在几场战争后转变为成功的帝国政治家兼和平政治家之一。
让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把目光投向奥地利。第三位伟大的战争人物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 1663—1763），无人能出其右。
依照当代军事史学家的权威判断，这位伟大的土耳其征服者发迹时更像是一个战争罪犯，而非“高贵的骑士”，因为他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纯粹出于杀人欲望”的情况下，去剿灭已被团团围住、四散奔逃的军队。而正是此人，却依照战争法的标准对土耳其战争的文明化作出了贡献，也164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层面上融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挣扎的欧洲各国。在不太血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后，欧根亲王作为奥地利德意志的统帅与法国统帅维拉尔（ClaudeLouisHector de Villars, 1653—1734）亲自商谈《拉施塔特和约》（Rastatter Frieden）。在瑞士的巴登，该和约未作任何修改即被确立为帝国和约。此时的欧根，不再只是一名将领，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为同“宿敌”法国和解而奔走。作为奥地利的二号人物，皇帝查理六世（Kaiser Karls Ⅵ., 1685—1740）的和平政策里有他决定性的贡献。宦海浮沉的他深知，所有人都能够和任何人结盟并缔结和约，而召集国际会议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战争，更是协商如何预防战争。平时担任皇室军务署主席，需要时率军出征，身兼二职、出将入相的欧根亲王成了一名和平政治家。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正如其他历史故事那样，这场“战争的战争”也准备好了一个“扫罗变保罗”的故事。这个皈依故事已成为谚语，其中，正是扫罗这位前基督徒迫害者转变成了首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故事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逐渐升华成战争与和平的对立。这位受到后世赞誉的“和平使徒”，其人生比上文列举的几位历史上的追随者更富有戏剧性165，他为自己卓越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曾经殉教的使徒那样）——他就是瓦伦斯坦，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将他描述为战争的策动者和常备军思想的先驱。瓦伦斯坦的另一段故事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追求者的故事。他一直在试探、谈判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无论人们如何建构、探求他的动机并作出评价，（无法否认的是）瓦伦斯坦所做的一切本应该能终结战争。
现在，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预演过又在历史中多次轮回的故事——“扫罗—保罗—叙事”表示怀疑，质疑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正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可以被理解为通俗易懂的、塑造历史事件的文学虚构。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2018）指出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以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女神克莉奥（Klio, 也作Clio）也是在“创作”，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服务于文学形式，且始终只能保留对“原始资料否决权”的尊重。该要求是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按照经典原则所提出的。在这里，原始材料倒是充足，因而这种叙事模式可信度较高——当然要对《圣经》模型有所削减。在“扫罗—保罗—叙事”中，人们不能或只能少量利用时间、地点可考的突然改变信仰的“保罗归信”（Damaskuserlebnis），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改变信仰却有一个转变或重新权衡的漫长过程。就瓦伦斯坦而言，战争军事方面和政治外交领域往往是同步的。因此，在瓦伦斯坦个统帅任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史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166需要从和平史的视角进行重新评估，它们仿佛是有限度的尝试，是其第二个统帅任期内伟大的和平倡议的先声。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政策思想的统帅，瓦伦斯坦早在1626年就在进军东南边陲时有所行动，而在东南边陲，土耳其人的利益和奥地利西本彪根的利益在此碰撞。这本就令人惊讶（根据以强权国家为导向的奥斯曼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反应已令整个欧洲惊讶），夹在两场扩张战争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恰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继续按兵不动，放走了这个介入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即终击败忙于在其他战场作战的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帝国军。其他区域的战争纠葛、王朝的脆弱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顶层权力交接混乱，哈布斯堡反对派要求紧急干预君士坦丁堡，好战的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bor）又在此时请求支援——这时局怎一个“动荡”了得！在这一棘手的情况下，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主力军同贝特伦·加博尔联合部队及苏丹派来支援他的奥斯曼大军遭遇。双方先头部队的小型军事行动很快中断，这两支几乎势均力敌的部队不知所措地面对面驻扎下来，陷入僵持。
现在该怎么办呢？交战双方内部进行了全面协商，并在战场上与外国观察员进行了沟通。指挥土耳其兵的是167布达佩斯帕夏，他得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示，要求他只要跟贝特伦一起守住边界就行了。那他到底应该走多远呢？这位年轻的帕夏想冒更大的风险，但经验丰富的贝特伦提醒他要谨慎，不管是考虑到不明朗的态度还是出于对瓦伦斯坦的尊重。而对面的瓦伦斯坦却透露，他并不畏惧西本彪根奥斯曼联军，但他想先等一晚上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对方部队却率先撤退了。瓦伦斯坦没有将此解释为脱逃，也没有按照军事逻辑乘胜追击。原因是，即便他可以借此成为战胜土耳其人的大英雄，收获功与名，却有可能因此挑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事态若发展至此，恐怖的战争剧场或许会再度扩大。在一场对土耳其战争的边缘，瓦伦斯坦这位兼具政治思维的军事家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作出了贡献，至少让奥斯曼帝国按兵不动，没吃大亏的贝特伦则与皇帝签订了和约。
然而，相较于帝国政治家的身份，早年的瓦伦斯坦或许更是一名成功的欧洲政治家。当他在同一年即1626年率军征讨尼德兰行政区时，他的行军包里还装着一份皇帝给他的谈判任务书——该行政区须解除武装，并承担帝国军的军费。该行政区会议对此表示反对，称他们为了维护本邦和平而自行武装是应有的权利。皇帝不愿接受这一说辞，瓦伦斯坦也无法理解，因此也无从调解。面对该行政区，他坚持认为对方违宪168，认为皇帝对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在下一次与欧洲君主国的谈判任务中，他却完全打消了为皇帝索要金钱赔偿的念头。同样，之后与丹麦进行的一系列和谈也没怎么顾及帝国等级，但这些和谈均取得了成功，并给德意志带来了一线和平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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