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通注

《春秋左传通注》是我国*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的译注作品。本书的写作初衷是致力于杜预、杨伯峻注解所遗留的疑难、疏漏、错讹之处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汲取古今大家研究成果，克难稽疑。注解恰切简明，平实易懂，是学习、研究《春秋左传》的理想读本。

焦作森

河南辉县人，生于1981年。古籍整理与研究。著有《春秋左传通注》《易经新注》。

隐公……………………………………………… 1

桓公……………………………………………… 38

庄公……………………………………………… 73

闵公………………………………………………123

僖公………………………………………………135

文公………………………………………………240

宣公………………………………………………307

成公………………………………………………374

襄公………………………………………………460

昭公………………………………………………649

定公………………………………………………858

哀公………………………………………………910

关于《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本是两本书，即《春秋经》和《左氏传》。在《春秋》和《左传》两书之源流、思想、价值等等方面，前人论述甚多，在此笔者仅阐明个人认可的观点及陋见。

  至今，许多《春秋左传》的著作上仍旧标明《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是不正确的。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古之史官以生命捍卫职守之写照。宣二年：“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时隔百年左右，孔子在读此史时，嘉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昭二年“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太史家亦藏有《鲁春秋》之副本。昭元年：“使大史书其名（即书其名于史策），且曰‘七子’。”以上诸例可明证——诸侯之太史实司各国之正史。《传》例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所谓之“策”即是《春秋经》。又曰“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如此之例不可胜数，诸如“不告，故不书”、“不书，不告入也”、“不书，亦不告也”、“不书，讳之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君举必书”等等，由此可见《春秋》的作者其实是春秋时期两百多年的鲁国太史。文十五年“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襄二十年“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可见，诸侯有大事，致告诸侯，诸侯之太史记之以为各国之正史，此诸侯记史之通例，非鲁一国之变例。诸侯有大事，以及通使、致告之所记 , 皆各国太史所司，以孔子一人之力 ,断不能作两百四十余年之《春秋》。杨伯峻认为，不但《春秋》的作者非孔丘，孔丘亦不曾修过《春秋》。

  最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君子说的圣人，就是孔子。是《左传》作者认为，我们今天读的《春秋》是经由孔子修过的。杨伯峻又举僖公二十八年《传》来证明此观点，其《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然此例不可取。“书曰”二字，当读作“史书之曰”，而非“孔子书曰”。《传》屡载有“孔子曰”“仲尼曰”之言，多是孔子对《春秋》事件之讥评、解释或说明，如上文引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此例亦然。但杨伯峻认为孔子未曾修过《春秋》，且举用大量例证来证明。这里就之再补充一点，就是《春秋经》上有明显的脱字、日期错误、历法错误、史记之阙漏等。若孔子确实修过《春秋》，为什么不对其进行追书或刊正？如哀十二年《经》曰：“冬十有二月，螽。”孔子在《传》中讥评之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孔子既明言其《经》之误，为什么不对其进行刊正？将错就错，怎么能说是修《春秋》？且《春秋》者，不刊之书也，纵使把握生杀大权的诸侯国君都无权对其进行删改、篡改，此亦史之所以为史之权威所在，孔子又有什么“资格（权力）”对其进行修改呢？

  杜预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用今天的话来说，“春秋”就是“国史”之义。《春秋》主要记载鲁国之大事，并且诸侯国之大事凡来使致告的，亦必记于“国史”之内，示与鲁有关。

  《左传》与《春秋》记事同始于鲁隐公——公元前 722年，而《左传》记事多于《春秋》十一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 468 年，且略及战国时事。

  王接曰：“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所发。”刘逢禄、皮锡瑞认可此观点。刘知几曰：“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深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笔者很认同此观点。就《左传》翔实丰富的文史记载来说，如果没有翔实的官方典籍作为史料依据，《左传》是没有人能够完成的，更非小说家凭空想象所能完成。但其又云：“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则不敢苟同。杨伯峻认为《左传》的作者并非左丘明，此说可信。春秋时各国史官非止一班，比如大史（太史）、左史、内史、外史 ,晋有董史、齐有南史。诸史官之职务盖各执一面，如《象魏》即当有专职史官担任。且齐太史被杀之后，南史氏“执简以往”，可见必要时偏史亦可间摄太史之事。

  窃以为《左传》之蓝本出于春秋时鲁史官之笔下——实亦鲁史记之书也。《传》例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藏在周府，可履视也”……诸侯对史之所记十分详细，委之诸史，任之诸司，以为经纬之志，训索之法。太史记经，即《传》谓之“策”。经者，史记之纲领，不刊之书也。故其言简，往往单字独句以记事。何也？窃以为，天下之大事，以史为最难记述。一件大事，尤其是突发的敏感事件，史官（太史）身居一个极为特殊的职业，等不得长篇大论，必须于第一时间对其加以准确记载。故就其事目以记，宣谕朝庙，入府典藏，甚至遍告诸侯，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事件记载产生阙漏、失误，或被强权干涉。太史对史目记载之后，左史仍要对事件进行发掘性地详细记述，包括对国、家、诸侯之大事，甚至太史被强权禁书、篡改之史都要尽可能地详细记述。但左史记事不须宣谕朝庙，时限约束亦不甚严。因太史所记为不刊之书（包括国君都无权对其进行删改，因其已致告神、人，甚至遍告诸侯），故经史中但凡有阙漏、过缪之处，左史有义务在己之笔下对其做出指正。此外诸侯尚有内史、外史等等史官，盖职各部门各领域之史务。《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右史”即《左传》之“大史”，然《左传》不言右史之官。盖古人尚“右”，太史为正史，下辖诸史，故《传》不以“右史”称之。

  但毕竟《左传》是由谁整理、润色成书的呢？或即左史氏之后人？则不得而知。

  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杨伯峻先生认为应在公元前 403 年之后至公元前 389 年之前。

关于本书

  本书编写主要参考资料：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本书的写作初衷是致力于杜预、杨伯峻注解所遗留的疑难、疏漏、错讹之处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并侧重于其疑误部分之注解。

  编写方面，就前人之经典译注则直接引用，有采纳引用的，亦必注明原作者。至于地名及日期之注解，多釆用杜预、杨伯峻之成果，书中多未予注明，因非本书之主旨，且避免繁琐。

  本书采用简体字排版 , 但因个别字简化之后容易产生歧义，禀着学术的严肃性，本书仍适当保留部分繁体字 , 比如“徵”字，本无“征伐”之义，若简化为“征”，则萌生歧义，如此类则不予简化；另外在人名、地名上亦保留有繁体字写法。特此说明。

                                                                                                                                2018 年６月

                                                                                                                                   共·百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