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

这是*好的比较历史，是对罗马和中国之帝国形成的权威性研究，由一位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罗马历史学家策划，他召集了一个专家团队，探索政府结构和财政、统治者和精英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机构的互动。

——彼得·甘西，剑桥大学

这本雄心勃勃的开拓性著作对于所有开始快速发展的古代世界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人，以及任何对复杂的国家形成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都将是必不可少的。它开辟了许多重要的新的研究途径，充分实现了编者对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潜力的主张。

——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剑桥大学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为强大的政权，并且是所有前现代帝国形态中持续时间*久的。他们在全盛时期虽然只占据地球版图很小的一部分，但却统辖着近半数的全球人口。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衰败，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一对双胞胎。

本书收录八篇文章，作者包括赵鼎新、陆威仪、普鸣等，他们从比较视野研究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分别讨论这两个影响深远的文明大国在这些方面的异同：王权与国家精英的构成、行政决策的制定、国家官僚制度的组织与运作、国家财政收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宗教信仰与王权正统的关系等。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古罗马研究领域当前重要、活跃的学者之一。所涉领域主要包括古代社会和经济史，前现代历史人口学以及世界历史的比较和跨学科研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 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致谢
作者简介
年表
引言　沃尔特·沙伊德尔
章　王权与贵胄的形成　彼得·菲比格·邦　高道蕴
第二章　对中国与罗马行政决策过程的比较理解　科里·布伦南
第三章　汉代官僚制度的起源、性质与发展　赵鼎新
第四章　共同的要素：从比较视角看罗马帝国晚期的官僚制　彼得·艾希
第五章　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国家收支　沃尔特·沙伊德尔
第六章　汉朝和罗马帝国中的城市系统：国家权力与社会控制　卡洛斯·诺瑞纳
第七章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陆威仪
第八章　鬼、神与将至的末世：早期中国与古罗马的帝国和宗教　普鸣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人类合作范围的巨大扩张已成为社会变革中重要的发展。如何将多元的地方社群纳入更大的结构中，使资源的流动与调配可以跨越广袤的土地与上百万人口？国家权力的增强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其起因在不同学科中仍具争议。考虑到国家层面的社会（state-level societies）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成功，我们好从比较视野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帝国研究方面亦是如此，一种中央化的合作形式主导着上千年来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地区。

比较史学有许多用处，它让历史学家走出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并将似乎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了。对他者的思考使我们“自己的”案例特点变得不那么自明，帮助我们领略各种可能的结果。用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与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话来说，比较的“首要价值在于带我们走出狭隘”。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辨识出一些难题或问题，这些难题或问题较难从一段给定时间或空间的历史记录或坚持“本地”优先性和话语论述的专业研究中被发现。然而，尽管提出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它也许只是步。比较研究在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格外重要的作用：“比较历史研究基本上关注如何解释和辨别那些产生重大利益结果的随意组合。”比较的方法鼓励我们思考运作于不同环境中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单个案例中互相组合。比较的目标是从对解释的描述和“地方”叙述转向更为严格的因果研究：“囿于单个案例的分析……不能有效处理那些主要或完全保持在案例界限之内的因素（或那些在结构或文化处境中较不明显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走出单个案例之界能够质疑那些似乎已确立的因果叙述，并带来新的问题与洞见。”在后的分析中，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有可能（且不论是否渴望）通过单个案例理解观察到的结果。

这里我并不想详细探讨比较历史中的方法论议题以及它们对古代世界研究者的适切性。 简单地说，比较研究好被理解为一种高度灵活的方法或视角，而不是一种规范的方法，它应该作为一种达致结果的工具，而非结果本身：因此，强调点应放在比较研究能够提出新问题和改进因果解释上。我们也要看到，比较视野倾向于动摇根深蒂固的学科实践：比较视野难以与专业能力的规范性理念相符合（特别是在语文学领域），并且比较视野对互不相关变量的强调可能会与这一观念相冲突——所有历史过程都深嵌于它们各自环境中，因此不能与其分开。这些张力真实存在，但也富有成果，因为它们促使我们去质疑已然确立的学术品位与信念。对比较历史研究的认真投入有可能改变学术知识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通过鼓励不同专业领域的紧密协作。更广泛地说，一种比较视野为过度专业化——这个当代专业史学的荼毒——提供了急需的解药。

事实上，对帝国历史的大部分研究都将帝国作为一个有待进行跨文化探索的主题或现象。本书旨在贡献于这一努力。它集中在两类案例研究上，东亚的秦、汉帝国和地中海盆地及其腹地的罗马帝国。一对一的比较可能并不适用于测试更普遍的模型，因为太小的样本不一定能支持一般化规律的发现，但比起那些要求更高抽象层次的广泛调查，一对一比较能提供更有深度、更内在于历史状况的探索，这会有效弥补上述不足。

为什么选择中国和罗马？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为强大的政权，并且是所有前现代帝国形态中持续时间久的。它们在全盛时期虽然只占据地球版图很小的一部分，却统辖着近半数的全球人口。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衰落，在某些方面，它们就像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一对双胞胎——汉代的观察者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个意象，他们提及在遥远的西方有“大秦”。尽管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个政权彼此独立发展，这一事实使它们的相互作用相当有限，极大简化了两者之间的直接比较。只有新、旧世界帝国的比较研究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自主性例证，但这种比较必须面对更为显著的生态学上的差异。作为一种独立国家形态的自然尝试，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大古代帝国在生态环境上大体相似，但因地理上的基本差异而区别开来：罗马是地中海国家，而汉帝国则位于封闭的内陆；罗马的草原边界接近秦、汉帝国的核心区域，而汉王朝远离西部内海。两者的不同在于其后：罗马之后的欧洲再没有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汉之后的东亚却有一系列的重建。这些迥异的趋势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两大帝国的独有特质所解释，这仍是一个开放（也是被严重忽略了）的问题。

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比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近年来势头开始有所增加，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今中国的崛起：古代历史学家并非在真空中书写历史，他们也不应希望如此。对希腊和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强调仍然很强，这带来一大批著作的问世，杰里米·坦纳（Jeremy Tanner）近对这些文献做了精彩回顾。希腊罗马与早期中国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快速升温。如今已经有足够多的研究为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个领域可以被称为“比较古典学”。对国家及其机构的比较研究终也开始吸引到了更多关注，继20世纪80、90年代的零星尝试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在过去20年明显增加。目前，2008年与2009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正体现了这一点，当中探讨了帝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多种帝国机构。

撰写比较历史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本书阐释了几种研究路径。其中，前景的一种是研究特定文明的专家进行合作，这一过程既要确保一致的高水平竞争力，同时也要求合作者有合适的“匹配度”，以便很好地工作。在章中，罗马史学家彼得·邦（Peter Bang）与中国史学家高道蕴（Karen Turner）就展现了这一研究路径的有力之处。大多数作者选择从两方面探索一个既定话题：科里·布伦南（Corey Brennan）、陆威仪（Mark Lewis）、卡洛斯·诺瑞纳（Carlos Noreña）和我。彼得·艾希（Peter Eich）、普鸣（Michael Puett）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这一点，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个案例上。这一形式推进了研究的一致性，但关键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愿意冒险走出自己本来的专业领域。第三种选择是对同一主题成对的互补文章，例如赵鼎新与彼得·艾希关于汉朝与罗马帝国官僚制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在本质上更为含蓄，主要产生自主题更狭窄的并置研究。这一进路的优势是可以凸显解释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在共同协作的作者那里难以产生。例如，两位作者有关西周文官制度或中国科举特色的不同看法。正如其所应该达致的，这反映了当代学界丰富多样的立场。以上研究一起探讨了欧亚大陆古代东、西帝国形成中一些为显著的部分，足够作为比较史学研究实践的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