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20152
为四川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大省编制一部文化简史，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浩大工程。本书为四川文史研究、民俗研究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所著，文字雅致考究。在框架设置、史料选择方面，编者下了很大功夫，各章节内容也都比较充实，知识涵盖quan面、准确，能满足中级以上文化素养的读者需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这片沃土不仅为四川人民提供了丰盛富饶的物产，让这里的人民能够丰衣足食，同时还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全面展示了四川各个文化领域的起始及发展。
从水旱从人的农耕文化，美轮美奂的青铜文化，风程仆仆的交通文化，到百娇千媚的蜀锦蜀绣，引领世界的盐井文化，个性鲜明的传统戏剧，以及有着悠久历史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文学、道教、史学，民俗等，作者在深入研究各领域历史的基础上，对四川文化做了高度总结、概括和梳理，quan面展现了四川文化在近3000年里的发展和变迁，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简史”。对喜欢四川，欲了解四川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简练而丰富的读本。
序 …………………………………………………………………………………………..（1）
绪论：四川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特点…………………………………………（4）
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水旱从人的农耕文化……………………………………………………….（1）
二、巧夺天工 追逐梦想——美奂绝伦的青铜文……………………………………………………..（43）
三、负重万里.冲出盆地——风尘仆仆的交通文化……………………………………………………..（56）
四、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千娇百媚的蜀锦蜀绣……………………………………………………..（84）
五、火井煮盐.上古奇事——引领世界的盐井文化……………………………………………………..（95）
六、教化树人.书香流芳——源远流长的文化教育……………………………………………………（107）
七、良史崛起.传诸不朽——纪实求真的史学文化……………………………………………………（133）
八、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扎根民间的天数与易学……………………………………………………（143）
九、巴蜀情结.诗家气象——云蒸霞蔚的古代文学……………………………………………………（163）
十、风云际会.共谱华章——异彩纷呈的近现代文学……………………………………………………（187）
十一、与时俱进.笔墨风流——花团锦簇的书画艺术………………………………………………..（203）
十二、建构巍巍.赋彩熠熠——百伎千工的造型艺术………………………………………………..（218）
十三、渊源有自.独树一帜——个性鲜明的传统戏剧………………………………………………..（234）
十四、铜鼓蛮歌.别样风采——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250）
十五、道脉仙源.洞天福地——效法自然的道教文化………………………………………………..（264）
十六、北迁南徙.内突外入——融汇交流的移民文化………………………………………………..（283）
十七、沧海横流.英雄本色——烽火岁月中的抗战文………………………………………………..（300）
十八、血沃巴蜀.气壮山河——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321）
十九、喧然都会.知足常乐——怡然自得的休闲方式………………………………………………..（338）
文化简史附录 ……………………………………………………………………..（358）
后.记 ………………………………………………………………………………..（416）
六、教化树人书香流芳——源远流长的文化教育
（一）先秦至汉晋的私学
宋代的吕陶在《经史阁记》里讲：“自周道衰微，乡校废坏，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 即是说，四川原是有学校教育的，只是因为秦并巴蜀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学校教育才被废弃的。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路史·后纪五》说：“西陵氏曰儽（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因为她教民养蚕缫丝，所以被祀为神。
《庄子·外物篇》说：“苌弘死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学识渊博，是周代的天象学大家。由他在蜀地的故事所产生的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苌弘化碧”说明蜀人非常敬重这位学问大师，这自然也证明蜀人早就有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风气。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的杜宇和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开明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至今还存在的郫县望丛祠就是蜀地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造的。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是商鞅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变法失败后，逃往蜀地，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写下了重要的著作《尸子》。尸佼将他后期安身立命的落脚点选择为蜀地，说明战国时期的蜀地生存环境较好，文化气氛较浓，便于教书授业。
……
不可否认，以上的教育活动，只能命之为“私学”。私学冲破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私学作为另一种教育形式，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对巴蜀的征服，使这一地区包括文字、文化在内的教育转变为秦文化也就是中原文化的内容；不过，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
秦统治期间，在大量入蜀的移民当中，也有以私学讲授先秦华夏经典及文字的活动。官府有专门机构讲授法律，即所谓“吏师”制度，培养有关官吏。官私手工业生产作坊，则普遍以父子或师徒关系传承技艺。据《史记》记载，居住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他“以琴挑之”的秦移民卓文君居住于临邛，创立太初历的落下闳是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们的读书学习都在文翁兴学之前。这样来看，即使没有后来的文翁兴学，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王褒、严遵这样的文人学者也是会涌现出来的。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在两汉时期，蜀地的私学极为发达。而当官学深入到县、道、邑、侯、乡后，则与私学发生混合乃至结合，这对官学、私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已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无论官、私学，其经学大师的学庐大多门庭若市。
《华阳国志》卷十为《先贤志》，记载了当时蜀中的许多私学大师及浓郁的私家讲学气氛。例如：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总之，先秦至汉晋时的蜀地是全国私学教育最为发达地区之一，产生了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成果，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 之说。所谓“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蜀学”等，都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二）文翁兴学及其影响
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末年，朝廷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此后即发生了对推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翁兴学”。
巴蜀在秦统一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地区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比起北方先进地区的文化来，还是落后。文翁当过郡县吏，为人仁爱，重视教育。他到成都后，深感蜀地虽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物产富饶，但文化不昌，“学校陵夷”，“有蛮夷风”（《汉书·文翁传》），决心从办教育入手，改变这一状况。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这里说，文翁任蜀守后，大力办学，首先选择官员的子弟们入学，然后又派张叔等18位优秀学生到京师长安去向博士学习“七经”，学成归来后担任蜀地学校的教职。这样，蜀地学校大兴，入学者甚多，使蜀地文化飞速发展，几年之间，读书学习的人竟可以与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齐鲁地区相媲美。受蜀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巴郡、汉中郡也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汉朝廷对文翁在蜀地的举措予以东汉画像砖《传经讲学》（成都地区出土）拓片表彰，下令全国都向文翁学习，大办教育。所以说，地方办官学，是文翁在蜀地开了个好头。
《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精舍”即校舍。文翁所办学校的“讲堂”是用石料建造，所以称为“石室”；“城南”即成都南门，是校址所在地。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是因为学校有藏书。古代为了防火，在藏书的地方往往以石料筑室。由于文翁石室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文翁“石室”的成都旧址上建立学校，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就是原文翁办学的旧址。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汉书·文翁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为什么文翁兴学能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巨大成功，彻底改变蜀地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呢？根据相关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支撑起教育事业。《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穿湔江口，溉灌郸、繁田千七百顷”。汉初，蜀中初定，由于秦末汉初战乱的破坏，加之汉初几任蜀守均平庸无作为，致使经济疲敝而社会动荡。文翁遂率领百姓在一百年前李冰治水成果的基础上，于今都江堰市东门外分湔江水东北流而过蒲阳镇（此谓“穿湔江口”），转而东南入彭州地界，至丽春乡境与青白江会合，使彭州及新繁（在今成都市新都区，汉时称繁县）过去未能受益的地区，亦可享受都江堰之利而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文翁所做的这件事，其实不仅仅在于多灌溉农田1700顷，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朝廷在蜀中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决心与措施的落实。经过几年的治理，蜀郡面貌焕然一新，史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文翁正是以此为支撑而大办学校、大兴教育。
其二，官府紧缩开支，财政全力支持办学、兴教。文翁在蜀地经济与社会秩序开始好转之际，即因势利导，在社会上兴起办学之风。他在成都大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从财政上划出专项资金，成立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用石料砌盖讲室，说明文翁当时已有意识地于学校集书、藏书，从而开创了古代中国在地方学校（包括官办学校与民间书院）设图书馆的优良传统。
为了加快培养步伐，开阔学生眼界，文翁派出18位学生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向吏师学习律令。财政经费不够，文翁便节省少府（郡掌财物之府）开支以资路费、学费；又用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置备蜀地特产，如有环“金马书刀”（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及细密的蜀布，委托去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带进京赠送给博士，嘱咐他们认真教授这批蜀中弟子。有了地方财政的支持，无论是去京师学习的，还是留在成都石室就读的学生，都可以后顾无忧了。
东汉错金书刀（成都天回镇出土。选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由于文翁办学效果好，数年后，青少年们都“争欲为学官弟子，富子至出钱以求之”，说明当时学校是免费读书的（所以富人为了进入学堂而主动提出缴钱入学）。学校不仅为学生免支学费，而且还替他们免除徭役（汉制男丁每年要服一定时间的徭役）。这后一项，亦表明官府重视教育，舍得出大力气，花大价钱。因为免去一部分人的徭役，则势必会增加财政负担。但文翁主持的蜀郡官府却知难而上，将这一部分负担予以了自行消化。当然，这也说明当时蜀郡官府财政还是有实力的。
其三，以择优录取为原则招收学生，严进严出，又择优分配。文翁招收学生的原则十分严格。他第一次选拔入京学习的张叔等18位学生，都是“开敏有材”的“隽士”，即在道德、学问基础与身体条件诸方面都算优秀的青年。他还亲自对他们进行一番学前教育后，才送出去深造。在成都本地就读者，文翁重在德、智、体的考察而不问出身贵贱。虽然有钱人子弟“出钱以求之”，却还是以此为底线，大致没有降低标准。为了能使更多的合格人才进入学官读书，文翁又将选拔的视野扩大到郡属所有县份，但基本原则仍旧是“开敏有材”。学生学成毕业后，官府则视成绩高下予以录用。《汉书·文翁传》说，“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即成绩最好的可选任郡县官吏，比较好的去教民德行和务农；至于差者如何安排，史籍未载，应该是不予录用。
其四，大力引进中原先进教材，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增长才干。由于秦代实行文化禁锢政策，而汉初数十年蜀郡又“学校陵夷”，广大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对中原先进文化接触不多。文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张叔等18人入京学成归来后，即让他们登上讲台，向学生教授儒家经典、法令及汉语言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北郊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一幅表现课堂教学的图像（现存四川省博物院）。画面上有个长方形讲台，一位教师端坐台前讲学。台下三方分别跽坐着六个手执竹简的学员，其中一人的腰上还挂着用来修改竹简错字的书刀。 这大概是学员们在作老师口授课文的笔录。此幅石刻出土时，有人命名为《石室讲经图》，有的则以为是《文翁传经图》，但不论名称怎样，它反映的是文翁兴学时期，文翁石室的学生学习中原儒家原典与语言文字知识的场景，却是没有问题的。
文翁办学，不仅重视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授与引进，而且强调在实践中的应用。文翁在处理政务时，常选拔一些学生来旁听，有时还让他们见习一下。在下县、乡视察时，文翁还常带一些功课好、德行好的学员同行，让他们自由出入各级衙门传达政令。文翁采用这种方法，使学员们能及时接触基层，接触社会，接触对政务的处理，从而能学以致用，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开始积蓄工作经验。从这样的学堂毕业的学生，其实大多具备了应对实际工作的本领，一旦走出校门，即能派上用场。
文翁兴学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一是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接，代代相传；二是文翁兴学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使这一地区（以成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三是文翁兴学将中原先进文化引进巴蜀地区，促成了巴蜀民风的转变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从此，巴蜀社会逐渐融入全国先进的主流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中，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发展。即是说，文翁兴学奠定了此后巴蜀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诸方面在全国长达1400余年（汉初至宋末）先进地位的坚实基石。
（三）扬雄《学行》的价值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学记》。但是，《学记》的广为流行却是在东汉以后，而在《学记》还没有广为流传的时期，系统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学行》已经由蜀人完成。
《学行》的撰写者为西汉末年蜀郡郫县人扬雄。扬雄（公元前53—18年）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是西汉末至东汉初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著有《法言》《太玄》《方言》《训纂篇》等多种学术著作。后世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有极高的评价。《宋史·礼志八》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封扬雄为成都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可知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孔子以下而与孟轲等地位相似的大儒。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可见后人对其评价之高。
扬雄深受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故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与孔孟相似之处，但其中也有许多改革和创新。扬雄的教育思想，在《法言》中多处体现，最集中论述的则是《学行》。
《学行》载于《法言》。《法言》仿效《论语》而著，全书共13卷，标题依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法言》将《学行》作为第一篇，说明《法言》是以捍卫、宣扬孔子及其儒家理论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其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应该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但也不排除作者设问自答的内容。《学行》约1500字，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尤其是在重教、劝学、行道、修德和尊师等方面均有精辟的观点，在论述性与习、学与行、博与约等关系问题上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引人注目者如对功利化应试教育的批判。原来汉代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人才，在调动士人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助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扬雄在《法言·学行》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尔笑曰：‘须以发策决科。’曰：‘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己。’”这段话阐述了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为“道”还是为“利”。世人为什么不尚“书”而尚“经”，是因为“发策决科”的诱导，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就是应试教育。扬雄否定“发策决科”诱导士人“为利”而学习的选拔制度，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批评应试教育的人。应试教育的一大危害就是考什么学什么，不考则不学，这是一种功利化的学习。它必然造成除了所考的知识外，其他知识的匮乏；除了考试的能力，其他能力的缺乏。
总括起来，如果通读扬雄的《学行》，会发现其教育理论有许多很契合现代理念。《汉书·扬雄传》说，载有《学行》的《法言》一书问世后颇受学者重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学行》应该是比《学记》流行得更早的中国教育理论著作。它的价值，至今尚未被学界完全认识。
（四）诸葛亮与孟昶的廉政教育
东汉末年是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和黑暗的时代之一。由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的四川，文化教育已经衰敝，史书说是“丧乱历纪，学业衰废”。这种状况，直到刘备集团入蜀建立蜀汉，国家政务由丞相诸葛亮所掌管、处理后才得到改观。
《三国志·尹默传》载：“先主定益州，领（益州）牧，以（尹默）为劝学从事。”劝学从事这一官职仅见蜀汉所置，具体负责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的安排。可见，刘备集团入蜀伊始，即针对蜀中文化教育衰敝的情况，着手于整个益州教育的恢复和学校的开办了。经过几年的努力，蜀中各级学校已普遍恢复开办。《三国志·先主传》载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时官员们劝刘备称帝的“劝进表”，其中竟有张爽、尹默、谯周三人共同担任劝学从事这一官职，这在历史上是鲜见的，这说明当时对教育十分重视。由于州郡各级学校迅速恢复开办，主管教育的劝学从事若仅一人难以适应，故而需同时设置三人。
正是因为蜀汉统治者尤其是诸葛亮对教育的重视，使仅处西南一隅，在三国中最小最僻远的蜀汉国，在教育与文化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诸葛亮作为丞相而身体力行，不仅在学校教育上有成果，而且在自身修养、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四川最早的系统的“家训”就是诸葛亮留下的。
诸葛亮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一直为后代感佩。他的《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胸襟、远大的眼光，要求子弟从修身养德做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的。他特别告诫子弟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后悔莫及。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
诸葛亮还写有《诫外甥书》，文中有“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等句，意为从小要树立远大志向，有了明确目标，虽然身在浊世也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终成大业。
诸葛亮不仅口头上这么说，也要求子弟在行动上这么去做。
诸葛亮早年无子，过养其兄诸葛谨之子诸葛乔为继子。诸葛乔娶了皇家闺秀，拜为驸马都尉。可是，诸葛亮却不让他安荣乐贵，平步青云，不但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就是外出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和诸将子弟“宜同荣辱 ”，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一道过艰苦生活，经受锻炼。可惜这位经诸葛亮精心培养的继子在25岁时就去世了。当时亲生儿子诸葛瞻已出生，诸葛亮对他也从不骄纵，时时关注幼子的成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直到死的那一年，还写信给他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但是，纵观诸葛瞻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蜀亡时能阵战身殉，应该说还是成了“器”的。更可贵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亦同时壮烈牺牲。无怪乎后世对诸葛祖孙“三世忠贞”赞叹不已。
诸葛亮一生忧国治家，严于律己。《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在生前给后主刘禅的一通表文中，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时说：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可以说是四川，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员财产公示”。诸葛亮在表中说他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云云，是指在占领益州之后，用刘备赐给他的那笔钱所购置的一份产业，一家人就靠此过活。至于他自己在外任职，并没有过多的开销。诸葛亮不因身居高位而随意增加私产这一点，为历代特别称颂。《三国志》本传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
在诸葛亮这种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任事的官吏多能廉洁自律，从而在蜀汉军政界出现了一个廉洁群体。董和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身自清俭，不治产业。蜀郡太守杨洪忧公如家。邓芝做将军二十多年，素俭作风不变，不敛私财，乃至妻子不免挨饿受冻。大将军费祎雅好节俭，家不储财，对待子女极为严格，不让摆将军公子的架子，让他们布衣素食，出入步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继任者姜维忠于职守，好学不倦，清素节俭，住宅简陋，资财无余，不娶小妾，不置声乐，饮食节制，从不浪费，堪称蜀中楷模。
四川最早的家训、家风来自诸葛亮，而影响中国近千年的《官箴》则来自后蜀的孟昶。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病死，第三子孟昶继位为帝。
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史称其“好学为文”，《十国春秋·后蜀二·后主本纪》载他批评因荒淫而失政的前蜀皇帝王衍说：“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朕不为也。”他在继位之初，很有一番旰食宵衣、励精图治的精神，尤其是在得到花蕊夫人之后。花蕊夫人的才思帮助和激励他做了不少闻名于历史的政绩。孟昶实行的扫除权臣，安定内部，阜财节用，起用才士，整饬官箴，发展经济等政治、经济措施的成效是显著的。
在孟昶的前期政绩中，最值得提说的是他为整饬吏治而著《官箴》，颁刻于全国衙署。其箴为：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驰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的这首《官箴》，最早见载于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成都人景焕所作《野人闲话》一书，以后又为宋人张唐英《蜀梼杌》、洪迈《容斋随笔》所载，亦见载于清人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后蜀二·后主本纪》。其虽然只有96字，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对廉政的公开倡导，十分难得，故有人将孟昶的《官箴》称为“廉政公告”。
《官箴》文中有典故四例：“三异”是指因施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祥瑞——害虫不犯境，鸟兽受教化，儿童有爱心；“七丝”指七弦琴，意为国泰民安，可以“鸣琴而治”。换言之，天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官员不必多加操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驱鸡”一语即孟昶把“御民之方”比作赶鸡，主张缓急宽严要适度，过急过严会导致鸡飞，过缓过宽则会导致散漫。“留犊”典出三国故事——魏国的时苗带着一头牛到淮南寿春县上任，后来这头牛生了小牛，时苗离任时执意留下牛犊，他以为牛犊是“淮南所生有”，应是寿春县的财富，不应自己占有。由此可见其居官清廉。
孟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自己提出的“官箴”能以身作则，践行不苟。为以通下情，广开言路，体恤民瘼，他还建立了“匦函”制度，即在公共场所设立铜铸的“匦”箱，号召民众检举贪官污吏，鼓励人们朝廷施政的得失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孟昶曾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民间惊忧，枢密副使郭保贞谏以不可。他欣然接受，当即下令放归民女。
后来宋朝虽然灭了后蜀，但北宋皇帝对孟昶这首《官箴》却极为推崇。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录出（一说为宋太祖录出）《官箴》原文中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颁行天下，作为警戒官吏清正廉洁的《戒石铭》。这16字的意思是：官员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百姓们虽然好欺负，天理却难以容忍。
16字的《戒石铭》被刻石立于各郡县官署“厅事之南”，凡坐堂理事，即可见其16字，“使守令僚佐，触目惊心”，“自修操检，勤政爱民”。宋哲宗亦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县。南宋的宋高宗也推崇《官箴》，绍兴二年（1132年），他诏令要求将黄山谷所书16字的《戒石铭》“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
两宋以后，《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流传日广，成为名言警句。明朝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乾隆《武安县志》记载的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天语坊”等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
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铭下举行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戒石铭的设立，对为数不多的奉职守法的官吏，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五）崇文兴教的孟蜀石经
后蜀时期，因为蜀地有良好的文化与教育基础，所以后蜀宰相毋昭裔在大抓学校教育的同时，又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当时后蜀政局初定，府库并不充裕，刻经工程浩大，经费拮据。他于是慨然捐出自己的百万俸禄，以襄其事。孟蜀石经以“雍都旧本九经”即开成石经为蓝本，加以精心订正后书写于石，从广政九年（公元944年）开刻，历时8年，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一大文化盛举。
据晁公武《石经考异》、赵抃《成都古今集成》、曾惇《石刻补叙》所载，各经字数为：《孝经》序439字，正经1798字，注2748字；《论语》序372字，正经15913字，注19454字；《尔雅》未记载字数；《周易》正经24052字，注42792字；《毛诗》正经41021字，注105719字；《尚书》正经26286字，注48982字；《仪礼》正经52802字，注79891字；《礼记》正经98545字，注106049字；《周礼》正经50508字，注112595字；《春秋左氏传》序1617字，经传197265字。据记载，孟蜀石经实际上不是“九经”而是十种儒经和注解，后来之所以通称为“孟蜀九经”，是没有把《尔雅》计算在内，因为它是一种训诂方法的工具书，所以连字数也未具体标明。除去《尔雅》，其他九经的正经和注，加上《孝经》《论语》《左传》的序，共计达117.3万余字，用去碑石上千块，真可谓洋洋大观。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和发明后使用不广的时代，由于儒经在政治、思想、教育各方面的特殊地位，由封建统治者出面刊刻石经，除了用作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供各地抄录和校勘以维护儒学的尊严外，也是统治者推行尊儒重教的方针，并用以昭示天下士人的重要措施。
在孟蜀石经之前，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总共有三种石经：一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刻于京师太学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通称“熹平石经”；二是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所刻的“正始石经”；三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于京师长安国子学的十二经（《易》《诗》《书》《论语》《孝经》《尔雅》和《三礼》《三传》），通称“开成石经”。这三种石经中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早已毁于战乱，到唐代即片石无成。孟蜀石经依据比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更为完善、文字也更为准确的开成石经为蓝本，再对经文加以精心订正后而镌刻的，因而比前三种石经更加完善和准确。明代大学者杨慎在《丹铅录》中说：“孟蜀石刻九经，最为精确。”这是比较了此前三种石经的钞本而做出的评价。
儒学经典属于影响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文化，共十三经。孟蜀石经是封建统治者刊刻石经中成刻较早，影响较大的儒学经文。但是，孟蜀所刻止于“十经”，到了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成都知府田况继续将《左传》补刻完，又增刻了《公羊》《穀梁》二传，经注共计为16.3万余字。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成都知府席旦又补刻了《孟子》14卷，未详其经注字数。至此，儒学十三经便齐刻于四川成都府学即汉文翁石室，后即通称为“石室十三经”，总计经石共1000余块，字数则在133万字以上，这还未包括《尔雅》和《孟子》的经注字数。
上千块的青石经碑，森然陈列，陈放在成都学宫石室礼殿的两庑和石经堂内，这是何等的肃穆与壮观！这种气氛与环境，使学宫内的莘莘学子，必然朝夕讲诵于石经之间、殿庑之下，其诵读之风该是多么虔诚与浓郁！成都学宫的读书环境如此优越，蜀中士子怎不倾慕向往，发奋攻读。
孟蜀石经是当时文字最精确，也是唯一刻有注解的儒家经典版本，又兼由蜀中的著名书法家、金石家书刻而成，字皆精谨而清婉，宋代著名学者洪迈以为“有卢观遗风”，所以后来各朝代都将它作为标准版本颁行全国，并作为各地官学的教本。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对孟蜀石经做过深刻的评价。他说：“宋人所称引，皆以蜀石经为证，并无唐陕本石经（即开成石经）。其故有二：一则唐石经无注，蜀石经有注，故从其详者；二则南渡后唐石经阻于陕，不至江左，故当时学官颁行之本皆蜀经。”
孟蜀石经及其后刻的石经，从后蜀广政七年始刻，到宋徽宗宣和五年全部刻齐，前后共历时177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浩大工程。
（六）四川书院与近代教育
宋初到清末的近千年间，书院制度（最早出现于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还传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所谓书院制度，是一种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具有成人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到了清代已大体官学化。据统计，宋代四川主要以私人讲学形式呈现的书院有27所，其中北宋所建为7所，南宋建20所。 在这27所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是沧江书院和鹤山书院。南宋名相虞允文之孙虞刚简（学者称沧江先生）在今成都合江亭一带建立起沧江书院后，虞刚简即于此“沉潜‘六经’”达16年，包括他和范仲黼等在内的“二江九先生”及李心传、李道传等在内的知名学者亦在这里“会文讲学”，研讨理学，“相与切磋义理”达20年之久，使与朱熹齐名的蜀中学者、理学家张栻之学获得传播，“大行于蜀中”。鹤山书院则是蜀中另一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号鹤山）在蒲江县建立的讲学场所。他在此讲学近五年，培养出王万、吴泳、史绳祖、高斯等著名学者，还完成了洛、蜀二学的会通；程朱理学也由此得以在西蜀广泛传播。沧江书院是书院学术（时为理学）研讨的代表，而鹤山书院则是书院讲授学术（时亦为理学）的典型。
宋明理学大兴，书院因此迅速发展。但由于明朝中后期几次大规模查禁、捣毁书院，加之清初对书院“不许别创”的抑制政策，以致清初四川书院已较稀落。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诏令各省创建书院。至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书院已有2000余所（一说1396所），四川地区则为394所，数量在各省中居第二位。另一统计数据是，整个清代共创建书院3878所，四川建有书院383所，在各省中仍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浙江，为395所）。迄至同、光之时（1862—1908年），四川著名的书院尚有涪州（今重庆涪陵区）的北岩书院、绵竹的紫岩书院、江油的青莲书院、射洪的金华书院、邛州（今邛崃市）的鹤山书院、蓬州（今蓬安县）的玉环书院、合州（今重庆合川县）的濂溪书院、泸县的川南书院、简州（今简阳市）的通材书院以及成都城区的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锦江书院、少城书院。其时成都郊县知名书院还有绣川书院（金堂）、崇阳书院（崇州）、万春书院（温江）、九峰书院（彭州）、唐昌书院（郫县）。整个成都地区从清初至清末200余年间先后建有21所书院。其中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锦江书院（地址在文翁石室故址）是清代四川地区的最高学府，为“通省教育人才之所”。它作为传统书院的代表，与后起的代表近代书院的尊经书院（分属两个时代教育的典型），共同在四川教育史上留下极富色彩的一笔。
尊经书院是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倡导改革的呼声中创建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忧守制在家的工部侍郎薛焕偕士绅15人条陈于四川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课蜀士。条陈获得四川学政张之洞与四川总督吴棠支持。翌春，规模宏大的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新书院除讲堂、居窒外，还建有藏书楼、尊经阁。张之洞不仅慨然捐俸购买书籍千余卷赠给书院，还专门为书院写了《书目答问》和《轩语》。《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书院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共两千余种。《轩语》汇集了张之洞对各地生员的教诫之语，其中许多是作者治学做人的经验之谈。在张之洞的建议下，书院除经史子集外，还收藏了一部分西方图书册籍、标本和仪器。
尊经书院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虽然并没有超出传统教育体制，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式书院为科举预备机构的状况。士子们在这里以实学为目标，不仅研习儒家义理，更讲求经世致用之术，学风也就为之一新。尊经书院是清末四川成效卓著，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其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被各书院纷纷仿效。尊经书院在近代四川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成为旧学向新式教育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是四川近代教育的萌芽。它的历史作用，一是为近代四川培养了大量人才，二是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由于张之洞定下的教学指导思想，加上尊经书院历任山长、主讲都是博学多识的名士宿儒，他们在掌教实践中主张认真读书、深研学问，并以严格的教育砥砺意志，遂使“蜀学勃兴”。四川的知识界开始发生变化，原先封闭沉闷、冥顽守旧的风气开始打破，渐成“人文蔚起”、人才辈出之势。清朝296年间，四川共有进士近800人；其中光绪朝仅30年，进士就有180人之多，这与尊经书院的创设有很大关系。
尊经书院从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虽仅存在28年，却在四川乃至全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培养出四川乃至全国近代化所需的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著名的有：“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中国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四川维新运动领袖宋育仁，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吴之英，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张澜，为民主共和献身的“大将军”彭家珍，功勋卓越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吴虞，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近代中国著名的书法家顾印愚，等等，他们对近代四川甚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革命运动，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还有岳森、刘子雄、胡从简、刘洙源、杜翰潘、方鹤斋、黄芝、谢无量、林思进、傅增湘、刘咸荣、徐炯、夏之飏等大批四川知识界的才俊，都曾受业于四川尊经书院，他们对四川近代社会，特别是四川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是“通经致用”，张之洞主张以“经史”为一切学问的根底，但不拘泥于“经史”，希望诸生关心时务、关心国家危亡，揭露社会危机。19世纪中后期，面对国家多难，人们重视研究“时务”，倡言变法，改良社会。张之洞离开四川后，王闿运继薛焕出任尊经书院的第二任山长。他将湖湘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带进四川，加之中法战争的影响尊经书院逐渐向关心“时务”、传播“西学”方面转化。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尊经书院决定增设“西学”课程，如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考试办法也改用策论，要求诸生对“时务”各抒己见。但由于师资条件所限等原因，这些构想未能实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宋育仁应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他联络维新志士，开明官绅，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意在“开蜀中风气” “昌明蜀学”，宣传维新思想。百日维新期间，《蜀学报》及时刊载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虽然前后只出了13期，却对四川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时，《蜀学报》就设在尊经书院，尊经书院实际上成了四川鼓吹维新变法的“基地”。
在维新强国的背景之下，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办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时的四川，不仅维新志士，进步的知识分子著书撰文，四处奔走，为发展新式教育而大声疾呼，而且上下积极响应，努力践行。一时间，四川各地相继兴办起一些新式学堂，主要有：成都的四川中西学堂、成都算学馆、成都武备预备学堂，重庆的重庆中西学堂，蓬溪的崇实学堂，荣昌的新亚书院，广安的紫金精舍、广安官立学堂，遂宁的遂宁学堂、经济学堂，江津的西文学堂，荣县的中西学堂，彭县的经济学舍，江津的算学馆，威远的农学堂，合川的合川书院数学班，等等。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对启迪民智、开通风气、解放思想、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因毕竟地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相对保守的西部腹地，使得四川近代新式学堂的办学时间都不长，数量也不多。尽管如此，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仍将旧教育体制撕开了一个裂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仅有各类新式学堂150余所，学生6000余人；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全省就已有各类新式学堂8700余所，居全国第二；在校学生26.8万人，居全国之冠。
教育是一种影响力量，教育内容的改变必然改变社会的认识结构、价值观念。进入清代下半叶，传统教育背景之下的四川社会，文化守旧，风气闭塞，士林颓废而不思进取。近代教育兴起之后，这种状况大为改变：学堂迅速增多，近代书籍报刊相继出版发行，留学热潮汹涌，工商实业发展，水电光声、军事警政、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比肩到来；还有图书馆、阅报所、戒烟会等等新事物在四川社会层出迭现，这些都是风气和观念转变的结果。而这种社会风气、观念的转变又为四川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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