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145259
一，“广州十三行”是广州近代经济史乃至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中西交通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十三行”这一特指的术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经济史信息，是中外贸易史研究的显学，其奠基性的著作是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研究》。而这部《广州洋货十三行》的作者彭泽益，是继著名史学家梁嘉彬之后，在十三行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位老辈权威专家。彭泽益根据清代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着重对清代前期广州洋货十三行创立初期的历史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通过对史料档案的整理归纳，提出与前人研究并不相同的见解，为后人的十三行研究提供了颇具权威性和指引性的材料。此外，作者彭泽益在本书中辑录了广州洋货十三行的重要文献和档案资料，大部分为本书作者首次发掘引述，可供中外研究者参考利用。
二，本书硬皮精装，装帧用纸精美，内容充实有分量，值得相关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深度阅读和收藏。适合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通商史、中外贸易史、中西关系史、鸦片战争史、近代文化史的学者和大学相关研究方向的学生，也适合对上述领域范围感兴趣的文史爱好者。
“十三行”研究是一门显学，“十三行”研究是一个史学大课题，它涉及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商史、中外贸易史、中西关系史、鸦片战争史等重要史学领域。《广州洋货十三行》的作者彭泽益是继梁嘉彬之后在广东十三行研究方面*权威的专家，本书更是继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后又一部在十三行研究上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历史学价值。本书内容丰富，广泛涉及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史、十三行行商史，并以分章专题对相关十三行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雍正时期的粤海关与洋货行、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清代各省以广州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与商路运输、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广州行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高利贷与债务纠纷、广州行商牛痘法及荷兰豆的引进与传播、清代广州著名洋行与行商的兴衰等等。本书还附录了关于广州洋货十三行的重要文献和档案资料辑要。
序言1
第一章导论：广州洋货十三行概说
第一节洋货十三行据当时人的称谓
第二节洋货十三行演变的轨迹
第三节洋货十三行的同业行会——“公行”组织第二章清初四榷关期间对外通商的“把持包揽”与
“公行垄断”
第一节四榷关设置地点辨正
第二节“把持包揽”外贸的特权商人
第三节“公行垄断”与广州公行建立
第四节四港贸易考察
第五节四港关税收入比较第三章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
第一节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疑案
第二节从清代禁海前后到粤海设关时期广东
对外通商的考察
第三节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创设的考证第四章广州十三行续探
第一节《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质疑
第二节十三行“沿明之习”说纠谬
第三节广州十三行“起源于琼货”说驳议
第四节读《屈翁山先生年谱》所见第五章雍正时期的粤海关与洋货行
第一节广州商务、关税和行商概况
第二节粤海关新例与洋货行行头
第三节海关监督和大行商勾结与设立总行
第四节海关监督“以侵墨败”的贪污案
第五节行商、非行商和外商之间第六章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
第一节轻纺工业概述
第二节怎样看待广州轻纺工业的问题第七章清代各省以广州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
与商路运输
第一节国内各省对广州的商品流通
第二节国内对广州的主要商路
第三节商品运输与搬运人夫
第四节商品运输形式：自运与承运
第五节搬运人夫的来源与脚力
第六节鸦片战争后通往广州商路的衰落与
搬运夫的失业罢工第八章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
第一节外国商人之间的竞争
第二节行商与非行商之间的竞争
第三节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竞争第九章广州行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
高利贷与债务纠纷
第一节广州行商“夷欠”的由来
第二节丽泉行与美商债务纠纷第十章广州行商倡导对外洋牛痘法及荷兰豆的
引进与传播
第一节倡导对外洋牛痘法的传种
第二节引进荷兰豆良种传播的倡导第十一章清代几家著名广州洋行与行商传略
第一节潘氏同文（同孚）行
第二节伍氏怡和行
第三节卢氏广利行
第四节梁氏天宝行第十二章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1842—1844年
第一节商务关系之条约基础
第二节关税协定与商约缔结
第三节条约商埠开辟经过附录广州洋货十三行重要文献和档案资料辑要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
昭梿《啸亭杂录》吴留村条
屈大均《广州竹枝词》
屈大均《广东新语》纱缎条
屈大均《广东新语》黩货条
徐振《珠江竹枝词》
范端昂《粤中见闻》粤中物条
广东布政使官达奏报
罗天尺《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
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有关行商陈芳观事奏折
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奏陈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纵商霸市欺瞒罔利事迹折（节录）（雍正十年）
两广总督鄂弥达查明已革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侵欺银两完欠数目题本（节录）（乾隆二年）
东阁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事务徐本等题本（节录）（乾隆二年）
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嘉庆十年）
跋（章文钦）
后记（彭弘）
序言
清代宣布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的同时，还在福建、浙江和江南三省设立闽海、浙海和江海三个海关，准许前述四关（俗称四榷关）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和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商，决定在广州创设洋货行，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并负责粤海关交纳税饷事务。广州开始有专营对外贸易的商业行号，此即广州行商制度或洋行制度的起源。这种行号自始就由封建官府势力培植起来，并成为封建官府机构在对外贸易上的代理人，具有官商身份。清代封建国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广州行商如同其他独立的主权国家商人一样，是参与对外贸易，替外国商人做买卖的中介经纪人。除当时具有仆役身份的“买办”之外，并不具备也没有构成后来即近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买办与买办商人的意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这是不容混淆的事实和理论。广州洋货行建立后的早期情况，迄今知道很少。《粤海关志》和《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和道光朝）等史籍中的记述基本上是以乾隆十六年（1751）后，特别是嘉庆、道光间（1796—1850）史事为主。今人梁嘉彬所著《广东十三行考》，对洋货行初建史实根本未曾探明，吴晗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六卷第1期，1939年6月版，第198页。，对十三行历史并不熟悉，也非行家。如同作者一样，只知抱住十三行和三十六行做文章，即使考知十三行等出现年代，也不能推翻洋货行成立的年代史事的铁证。该文与《广东十三行考》所述行商早期历史情况，尤多揣测武断之词，不足置信，亟待澄清。本书根据清代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着重对清代前期广州洋货十三行创立初期历史作一考察。
本书不采用“广东十三行”为题，是有所考虑的。首先，“广东十三行”究指何行业，无法说清楚。如在清代前期称洋货行为十三行，晚清又称银行金融业为十三行，就是明显的事例。即使考出了十三行成立的时期，也无法说它就是广东行商制度起源的证据。因为十三行就不是专门代表广东外贸的机构，无法推翻洋货行成立于清代康熙年间事实的铁证，这是很清楚的。看来“广东十三行”是对当地某一重要行业随时可套用的名称而已，根本不代表广州行商制度或者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的事实。
其次，“广东十三行”这一提法欠妥，只能在某种意义上稍为可以成立，即指广东与其他各省区别而言，然亦成问题。因为“十三行”之名就现在所知，如在直隶天津挑脚夫行业就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不是广东独有的。即如粤海关开放各口岸的商人所开的店号就不称十三行。因此，有人用想当然的口吻，好像当时对外四港（四榷关）各口岸均有十三行设立，这是没有的。除广州一口外，其余各口均无（牙行之类除外）。清朝政府谕旨中已有涉及，有人把厦门的郊行说成洋行，视同广州洋货十三行一样。实际当时福建厦门为吕宋（即西班牙）夷船和贡使来往之地，福建、台湾习俗称商号叫郊行，如糖郊、米郊之类。当时官府文书说宁波并无巨商开设洋行，洋货进口乏人消贷《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抄本。。此外，舟山、定海等处亦同。研究历史好作宏观推断，我认为至少要把微观事实先弄清楚，才能加以概括。否则结论就与事实不符，要出笑话的。“广东十三行”提法充满乡土观念，它是以标榜广东为目的的，如果要加地名以示区别，也只能说广州十三行。
再则“广东十三行”说法有些夸张，未弄清十三行的起源，也未探明洋货行问题（甚至只字未提）。由此看来，称“广东十三行”只能是旧说法，因袭屈大均的记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说毫无新意。行商制度即起源于清代洋货行，为什么又称“十三行”呢？其间具体原因不详，只能说这是广东地方观念和习俗使然。如清人昭梿记述：吴兴祚主粤时“奏通商（洋）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至今）赖以丰庶（焉）”昭梿《啸亭杂录》，清代刻本，卷九吴留村条，第7页。。为什么称十三行而不称洋货行呢？雍正五年（1727）广东布政使官达上奏，“查广东旧有洋货行，名曰十三行，其实有四五十家”《雍正硃批谕旨》，第十三册，第50页。，他特向朝廷正式解释说，康熙二十五年创立的洋货行即十三行，并不是因十三家而得名，疏中还强调说它不是十三家，实际包括大小行商有四五十家。布政使俗称藩司，掌管一省的财经、民政，对此是有所了解的，否则他就不会如此上疏说明。此疏原则性很强，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撰写《澳门纪略》一书的两位编著者，熟知广东沿海一带广州和澳门地方的情况，当时对“洋货行”和“十三行”是混称的，就概括为“洋货十三行”。这是当时人正确说法，也是全面的。我据以上两记的记述，所以我说，“洋货行俗称十三行”，又说“十三行是洋货行出现于当时的另一称谓”，看来是恰当无误的。
书中我还对洋货行成立前后的有关史实加以说明，但不是把所有无关的问题都与洋货行成立相联系，如明代三十六行之行，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是不难理解的。
本书对成立洋货行与当时广州商业发展情况予以注意，论及轻纺工业和商品流通以及商路运输等。广州中外商人之间为攫取商业利润相互之间竞争都是重要中心问题，不可不加以探索。同时，广州中外商人之间，因商业信用、高利贷而形成的债务纠纷，也是重要问题，只谈广州行商对外商“行欠”是片面的。有关广州行商的历史，这里只举了著名几家为例，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家史和衰落过程（若把他们作为买办或买办商人来论述，这与当时社会历史事实不符，显然不正确）。当时广州行商对中外文明传播的贡献，只能举例而言。
我为此书花费了不少时间，写作时断时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因为平日事繁，琐务羁身，未能早日完成。衷心感谢中外友人，同事以及我的研究生，先后热忱相助。现因年事已高工作效率不够理想，除了早已订稿章节外，个别部分多承王福明和彭弘两位相助粗加整理，最后由我审阅定稿，当此有机会成书出版，求教方家，私衷不胜欣慰。
彭泽益
1992年6月8日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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