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与世界历史——当代史学前沿(思勉人文讲演系列)

本书定名为“中国叙事与世界历史”，“世界史”不同于自然史，“世界史”的起源有其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根基，本书所编展现了当代中文世界和海外汉学界的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他们是如何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进行更生与发展，*终努力于改变“世界史”的根本面目，打造“世界史”的中华文明的新的根基。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人文学科的爱好者

本书所编入的文章，均为史学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部分是关于史学理论的基础讨论，时代：中国叙事；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传统与世界历史的讨论，帝国：文明传统与世界历史；第三部分是更加具体和微观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州世界：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

本书的编撰体现了当代汉语学界历史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沿风气，即世界史话语的兴起，以及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扎实展开，而两者都源自史学基础理论的范式转换，并体现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各类研究上。

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代表作：《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2000，2015修订版），《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2012），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和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70多篇，与人合译《跨越边界的哲学》（1999）、《西方哲学史》（2004）、《时代之思》（2007）。其关于形上智慧和默会知识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编  时代：中国叙事

吕思勉：“新史学”向社会史的会通实践 王家范

历史是进步的？——近现代中国的进化论批判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叙事传统与讲好中国故事 傅修延

第二编  帝国：文明传统与世界历史

“天下”与“海内”：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王子今

秦汉帝国的边境：来自周边的帝国观 金秉骏

隋唐帝国：中国第二次大一统在文明史上的意义 吕正惠

宋人的“华夷之变”与“中国”意识江湄

第三编  中土世界：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

仪式、象征、教化——先秦两汉婚姻礼仪 林素娟

人群、生计与社会——中古时代的滨海地区 鲁西奇

中古西域的物种、图像与传说 尚永琪

中古货币史的结构特征 陈彦良

“狸猫换太子”的虚与实

——后真宗时代的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 王瑞来

“思勉人文学术”精神

1984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为纪念吕思勉诞辰一百周年题词，写道：“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四部之学”为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至现化则分演为文、史、哲等科。先生的著述除通史外，于民族史、思想学术史、古典文学史均有专著纂述。因长期兼授国文教学，对大学、中学的国文教学和语言文字改革，也有许多独立的见解。 今日称吕先生之学术为“思勉人文学术”，与先生出入于文史哲三科均有创获的经历相符，庶几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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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生读古书之多，无人不钦佩。但视先生为旧时代中人，系旧式人物的错觉，曾经流传一时。至少在我做助教的时候，听得教研室某老师回忆先生上课，不带片纸，手拿粉笔，在黑板上捷书史料，讲完再写，写完再讲，事后对照，洋洋洒洒，一字不误，觉得非常神奇。但讲说者对先生的思想观点作不屑状，不愿多言，因此我一直误以为吕先生确为“封建遗老”，是属于过时的旧人物。现在把吕先生的书大都读过了一遍，方始觉悟“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先生从幼年起对国内外时事就非常关心，读新书、也读外国人文社科类的书，且笃学深思，对新思想的吸纳，凡有善者、可信者，无不虚心渴求，但绝不苟取，也不尾从权威，有独立的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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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论治学，一直强调应抱有理想，服务于社会改革的根本，勿流于琐碎饾饤的考证。先生评述年长一辈著名学者，反复陈述他们的成功实是时代使然。是社会的变迁，改革的艰难，玉成了这些学者的事业，而先决条件是他们都对社会改革抱有诚正的热情。他说：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若对于其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哪还要讲做学问干什么？ 　1943年，在《学制刍议》一文中，借孤寒子弟教育的重要性发表议论，这段文字少为人注意，却足以传达先生治学的真精神。先生说：“不论国家政治社会事业，总是要有人去办的，而人之能善其事否，实以其有无诚意为第一条件。必有诚意，然而其才可用诸正路，其学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恶，曲学以阿世，反造出许多恶业来。道德为事功之本，诚意为道德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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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处于社会变迁的时代，使人人具有改革思想最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的进化有一定的速率，并不是奔轶绝尘，像气球般随风飘荡，可以不知落到哪里去的。目标虽好，没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实现途径，往往好事会造作出坏的结果。所以，改革思想非可以空言灌注，亦非单凭热情就可以的，必深知现在社会之恶劣，而又晓然于其恶劣之由，然而对于改革的志愿和改革的计划应有理性的考虑。这种理性的考量从哪里来？一是靠从现实得来的阅历和锻练，一是求之于书籍，求对以往社会的总结和检讨。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先生在《读书的方法》一文里特别地说明：“读书，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事，这话是很难说的。学问在于空间，不在于纸上。要读书，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如其所说的明明是封建时代的民情，你却把来解释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所说的明明是专制时代的治法，你却把它来应付民治主义时代的潮流，那就大错了。从古以来，迂儒误国，甚至被人姗笑不懂世事，其根源全在于此。所以读书第一要留心书上所说的话，就是社会的何种事实。这是第一要义。这一著一差，满盘都没有是处了。 ”因此做学问的，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把经历锻练和书本知识相互证明，才会有真体会，有真心得。对现实的观察有多少深度，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多少深度；反之亦然。治史学的，如果对现实生活漠然无所心动，完全闷在书斋里，无所用心，不敢思想，学问的格局不会大。先生把世上的一句俗话，赋予新的意义，变成了治史者应置于书案前的座右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现在我们来纪念先生的学术，其经历已不可能复制，学术随时代而进，更不允许亦步亦趋，专事保守。如何从精神气韵上领会和融通先生的文化遗产，是为我们这些后学者所当钻研的课题，亦即古人所说的“当师其意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