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第2版)

　　（1）大家小书，写给普通读者的法国大革命史入门读物。布兰宁是知名法国大革命史学者，曾凭借杰出的历史写作，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
　　（2）围绕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巧妙结合叙事与分析，对代表性学者和经典论点做了精彩点评。
　　（3）精辟、全面、易读，多角度剖析法国大革命：经济问题、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联合、启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革命政治文化的兴起、恐怖统治、农民革命的性质等。
　　（4）被誉为修正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已有英语、希腊语、日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言版本。
　　（5）书末附有极具参考价值的，方便读者进阶阅读。

　　《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第2版）是“想象欧洲丛书”之一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其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成为众多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其起因、进程和后果均已有大量研究问世。然而时至今日，此次革命的性质依然处于众说纷纭之中：一度统治史界的左翼历史学家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法国大革命，而近些年兴起的修正主义历史学者则一反左翼学者的片面，主张以文化冲突的视角解读此一革命。本书作者布兰宁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刻介入左翼学者与修正主义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试图为读者勾勒这一争论的全貌。

　　 T. C. W. 布兰宁（T. C. W. Blanning，1942—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主要研究从17世纪到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欧洲史。2016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代表作有《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追逐荣耀：1648—1815》《腓特烈大帝》等书。
　　梁赤民，1957年生，安庆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1998年被评为安徽省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退休前为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英语副教授，现任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项目工作组副组长、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英汉翻译理论。译有《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文艺复兴》等书。
　　刘昊，山东师范大学翻译硕士，2017年获得CATTI二级笔译资格证书。现为山东交通学院英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教学。累计翻译及审校文稿近百万字，发表翻译类论文4篇，译有《搞砸研究生生涯的57种方式》及《教学的艺术》（即将付梓）等书。

关于注释 ⅲ
前 言 1
章 起源：旧制度 17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问题 19
（二）社会冲突与社会联合 25
（三）启蒙运动 33
（四）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 42
第二章 影响：法国大革命 77
（一）1786—1789 年的危机 79
（二）法国大革命与新秩序 92
第三章 余波：拿破仑及其后的时代 109
124
索 引 145

          已故的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于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极少有就职演讲能和此次演讲一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145(b)]一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性质和结果的争论由此开始，并一直主导着该主题著作的创作，尚未表现出任何过气的迹象。此类文献已经非常多，所以这本小册子只对该争论的现状加以概述，并给出如何进行延伸阅读的建议，以方便读者了解更多关于该概述的实质性内容。
         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论之后，各方的意见仍大相径庭。对科班所抨击的“神话”的支持者来说，旧的观点尽管已遭到所有修正主义批评的冲蚀，但仍像铜墙铁壁一样站得住脚。1983年，一部关于大革命以后法国的通史问世，开篇即挑衅性地写道：“尽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写作者近试图重新解析法国大革命，但唯有遵循法国伟大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传统的学者能做出言之有理且连贯一致的分析，而这些学者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0]该书所属的丛书中，还有一部1985年出版的论述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著作，同样做出了大胆论断：“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富有思考的批评中可以得出，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2]这些论断以及其他大量类似断言的斩钉截铁——且不必说其尖刻凌厉——的态度都表明，各方的争论已然变成鸡同鸭讲。
         如果连终身致力于研究这一段法国历史的学者都不能达成些许一致性意见，并且彼此视而不见，那些非专业人士又如何有望弄清楚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其实是一场所有人都能参加的游戏，因为“解决方案”与其说是基于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对现代史进程、社会关系和人性等非确定性问题的预设。一个人的“主要洞见”结果成了另一个人的“陈词滥调”——反之亦然。
         我们的切入点就是科班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抨击的“神话”。他批评的对象可以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诠释”，尽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个现成的标签包含几层不同的意思。对它的简明阐述可见于乔治·勒费弗尔篇幅短小却意义深刻的《法国大革命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17]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公众需求与经济现实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在法律层面，旧制度被教士和贵族这两大阶级控制。正是他们占据着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地位，并享有所有的威望。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几乎是财富的形式，这为两大阶级的特权地位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但到18世纪晚期，它却变成了落伍之物（anachronism）。因为到这时，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资产阶级。随着自身人数、财富和自信的不断增加，资产阶级的失意感愈加尖锐，因为当时社会上层的排他性（“贵族的反动”）不断加剧，资产阶级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自身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断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1789年大革命恢复了现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一致。”[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贵族于1787年用他们向君主专制政体发起的自杀式进攻，率先向旧制度刺入了攻城槌，打开了旧制度的缺口，资产阶级才能借此蜂拥而入。正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所评论的那样：“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
         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代表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继而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欧洲每个国家都在某个阶段实现了这一转变。然而，法国的这一转变十分特别——马克思认为这是世界历伟大的革命——因为整个过程十分迅速、猛烈且很圆满。这场革命如此激进，主要归功于两项相互关联的后续发展。，特权阶层与其外国同盟发起了坚决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在国内以反对革命的形式展开，在国外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第二，本质上怯懦的资产阶级得到了来自城市大众和农民的关键性援助。如果资产阶级自行其是，法国大革命至迟在1791年就会结束。正是不断受到来自下层的压力，他们才得以全面摧毁封建主义。[26]
         然而，尽管分属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但革命者绝不是零散的独立个体，而是融合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像一出戏的每一幕或一部交响曲的每一乐章一样，农民的革命和城市的革命不可分割，同属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个整体，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具有意义。正如勒费弗尔在巴黎大学的后继者、法国大革命史教授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所写：“1789年并没有发生三次革命，而是只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在大众尤其是农民支持下发动的革命。”[25]尽管在主观上大众可能不时地呈现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姿态，甚至会反抗资产阶级的领导，但客观上他们的参与推动了革命朝着它的目标——消灭封建主义——前进。
         这一进程困难重重，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也曾宣称代表全人类，例如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中，他们就公开主张普遍且永恒的真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目的非常狭隘。他们总是易于向旧秩序妥协，总是设法阻挠大众对平等与民主的真切诉求；他们的革命辞令犹如一套华丽的外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赤裸裸的阶级利益便透过这套日益暴露的外衣展现出来，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脱衣舞表演。1794年7月热月政变（coup d’état of Thermidor）爆发，救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革命专政被推翻，这是该表演中的一个关键阶段。1799年倒向波拿巴将军（General Bonaparte）这样的军事救世主，则是其另一个关键阶段。结果证明，这两个解决办法都不持久。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推翻后一位波旁君主，法国资产阶级才“安全着陆”；到这时，他们总算不必再费心假装代表任何人，而只须代表他们自己就可以了。
         修正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的进攻，反对索布尔所称的这一“经典的解释”。首先声明，不是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赞成下面需要浓墨重彩加以叙述的每个要点。从年代顺序上讲，他们攻击的个目标是18世纪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本质。经济发展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经济的发展加剧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也是十分肯定的。然而，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并非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成就；相反，许多为进取的企业家是贵族。[52]事实证明，大多数资产阶级十分畏首畏尾，他们更喜欢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庄园、捐官和政府债券上。[39]低风险——且低回报——这样的投资可以为每一个资产阶级打开了实现其获得贵族地位梦想的通道。资产阶级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根本不想同贵族做斗争，他们殷切的愿望是成为贵族。这并不难实现，因为很多可获封贵族的官职可以进行买卖，所以任何有足够资金的人都能实现这一身份的转变。[49]结果，法国贵族的数量多得惊人，即使根据保守估计，其数量（约25 000个家族）也是英国贵族（1790年有220个贵族）的100多倍。法国贵族绝不是一个日益封闭的阶级，而是一个开放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它的开放程度已经伤及自身了。所谓“贵族的反动”是一个神话。[33]

　　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是一部简明但不乏分析力度的著作，对近年来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化的，做了相当精彩的概述。
　　——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

　　《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战做了出色概述，是一部重要的修正主义著作。
　　——科林·琼斯（Colin Jones，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

　　条理清晰，评述精当。
　　 ——《历史教学》（Teaching History）

　　 所有教授现代欧洲史的教师都应该阅读这本书……而那些研究其他时段历史的学者，则应该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相互赠送。
　　 ——《历史教学评论》（History Teaching Review）

         （四）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
         当时许多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启蒙思想家阴谋策划的，下述观点并不妨碍他们的这一信念。例如，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论述说：“我从各方面都听说有一个自称是哲学家的阴谋集团，在近法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博得了荣誉；他们的见解和体系成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真正的指导精神。”法国大革命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思想将欧洲人的思想分化成左派和右派，阴谋集团的传言也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尽管这些偏执的幻想经受不住学术分析的考验，但法国大革命必定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观点则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有影响力[117]。然而，近年它受到了挑战，不仅是因为启蒙思想家绝不是旧制度的激进反对者，也还有方法论上的原因。有人指出，仅仅因为发生年代的先后顺序而认定法国大革命是由启蒙运动“引起”的，这是一种常见的后此谬误，即认为在此之后，因而必然由此造成（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急于下定论的分析者往往会掉入这个臭名昭著的陷阱。实际上，有些大胆的人物已将这种关系逆转过来，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造就了启蒙运动，而不是启蒙运动造就了大革命[96]。这并没有乍听上去那样荒谬，因为确实，一旦革命者声称启蒙思想家是他们自己人，我们必定会用一种歪曲的视角来审视他们已经显而易见的先驱。
         后修正主义学者也不接受法国大革命可能具有思想起源这种观点[94]。相反，他们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何独到之处，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词汇。我们尤其有必要了解某些使用频繁但极少予以阐释的关键词，特别是“文化”“政治文化”和“话语”（discourse）等。历史学家喜欢用诸如“诠释学”（hermeneutics）或“物化”（reification）等很难让人理解的词来体现自身的文化修养；相比之下，前面这类关键词虽然也是历史学家爱用的词，但看上去十分浅显易懂，没有一点陌生感。不过即便如此，仅凭常识去理解这一类词汇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同形异义词”（faux amis）中难以捉摸但也重要的是 “文化”一词。例如，“你可以让一个妓女有文化，但你无法让她思考”（多萝西·帕克），“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便伸手去拿左轮手枪”（赫尔曼·戈林），以上两句话中的文化都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绘画、文学或音乐等意义上的“文化”，起源相对较晚，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普遍使用。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指的“文化”是源自人类学定义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8世纪，文化一词开始进入欧洲大多数语言之中。初使用该词时一般将其作为“文明”（civilisation）的同义词和“野蛮”（barbarism）的反义词，后被德国理论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炼加工，用以形容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特定社会。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Volk）都拥有自己的习俗、制度、价值观念和特性，并且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文化一样行之有效。因此，他也认为，每种文化都应该基于各自的情况，从内部以同情的眼光予以看待。
        我们无法详细陈述这一概念的一步步发展，只要说明在19世纪晚期“文化”一词已经具有现代人类学上的含义就足够了。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中对文化在现代人类学上的定义做出了表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大的范畴，几乎能囊括所有一切。当它的自主地位得以确立，它便具有了更大、更准确的含义。以文化为名的“复杂的总体”不是由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不是建立在经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独立存在的。当然，它受到气候或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它的动力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是“自我指涉”的。这就是说，文化的组成部分获得意义，并不是因为该部分与某种外部的所谓更根本的现象有所联系，而是因为它与文化内部的其他组成部分有所联系。当然，这使得那些赞成这一文化定义的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相龃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定文化是由阶级身份决定的。甚至连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样一位敏锐且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认为，经济结构必须被看作“一条主线，文化便是沿着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