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讲述大唐名将薛仁贵一生传奇经历；香港隋唐史学者 黄约瑟 遗著）

★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作者为薛仁贵撰述了一个可信而又传神的传记，澄清了民间传说和传统戏剧布下的关于薛家将的种种历史迷雾，将两唐书中具有英雄偶像色彩的薛仁贵，还以历史本来面目，使读者对薛仁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历史人物传记。
★ 作者是隋唐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人，以两唐书本传为基础，利用丰富的史料和合理推测，细致地考证了薛仁贵成失各半的一生。由此书，亦可大致了解从太宗末年至高宗时期，唐朝军事外交的情况。
★ 作者的史料批判意识极强，认为两唐书的两篇《薛仁贵传》虽然记述了薛仁贵在大非川为吐蕃所击败，但两传一再利用君主的说话来表现传主的杰出成就，令后世只注意他的成就，而忽略他的缺点。同时，作者希望通过薛仁贵的戎马生涯的起落，去探讨唐王朝对外军事上的盛衰。
★ 作者的分析方法是从小问题入手，但注视大问题；通过小问题的分析，以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作者提出的解释，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向，对旧问题提供新的观点，还原大唐名将薛仁贵的历史本来面目。

《薛仁贵》是一部别开生面不可多得的传记史学精品，为香港著名学人黄约瑟博士的呕心沥血遗作。作者以久居海外的独特视角，以翔实珍稀的资料和优美流畅的文笔，澄清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故事所布下的种种关于薛家将的历史迷雾，再现了大唐名将薛仁贵从河东望族到征辽成名，从“三箭定天山”到“外放象州”的坎坷传奇经历，并以此关照唐初军事、外交的转变。

黄约瑟（1953—1994），澳洲国立大学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唐史学者。祖籍广东吴川。1964—1971年在香港伊利沙伯中学修读中学及大学预备班；1971年到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进修；1975年取得学士学位；1977年远赴澳洲国立大学，攻读亚洲研究。1979年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原校修读博士学位；1981年到日本神户大学访问一年，回港后任职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4年以七世纪的朝鲜战争与东亚，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因血癌病复发，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享年41岁。研究专著有《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唐宋史研究》《港台学者隋唐五代史论文精选》《隋唐史论集》等。

自  序
章  河东薛氏 
第二章  才兼文武
第三章  弃农从军
第四章  猛将与兵募 
第五章  征辽背景
第六章  征辽成名记
第七章  初任军将
第八章  勇谋兼备
第九章  再次东征 
第十章  天山之役 
第十一章  三讨高句丽
第十二章  大非川之役
第十三章  铩羽新罗
第十四章  外放象州
第十五章  后一战 
第十六章  子孙继业
第十七章  尾 声
参考书目及注释
再版后记

约瑟兄的分析方法，符合他一贯从小问题入手，但注视大问题；通过小问题的分析，以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治学态度。他提出的解释，可能不是很全面，但却能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向，对旧问题提供新的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健明

中文世界以军事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靠谱书没几本，这是其中之一。
——豆瓣读者
立论公允，兼顾学术与趣味性。
——网络读者
为有限材料下写作古代将领传记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读者评论
写的十分精彩，可惜天不假年。
——豆瓣读者

第五章　征辽背景

贞观十八年，薛仁贵踏上他一生中的首次征途，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使他成为日后千万中国人所熟悉的民间英雄人物。究竟当时的历史发展，特别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上，如何提供了这个薛仁贵妻子柳氏形容为“难得之时”的机会？在这次战役中初露锋芒的薛仁贵，在参战之时对当时的情况又有多少理解和认识？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自当不由隋唐开始。据《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在战国时代，朝鲜与真番两个地域，服属于全盛时期燕国。这个记载，由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发现的燕国明刀钱所证实45；汉代长城，更以?水为东界。为了对付塞外日渐强大的卫满，汉武帝出兵平定朝鲜，设置四郡。汉势日衰后，土著力量相对增长，出现夫余和高句丽称王情形。王莽曾试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但后汉一朝，高句丽仍维持所谓外臣地位。汉末三国初，公孙氏一度雄峙辽东，但高句丽亦继续强大。东晋时，慕容氏前燕替代公孙度占据辽东，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亦曾在和好时加以册封；高句丽为自保，同时朝贡东晋。随着南部的百济和新罗的扩张以及高句丽国土的北移，朝鲜半岛与其北部，逐渐形成三者鼎立之势。汉初所建的乐浪、带方郡，再不由中原政权控制。这种国际关系和力量的变化，加上中国中原政权分裂，令各国间外交活动频繁，而中国宗法式的君臣册封制度，乃成为维持各地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大陆上的政权在大多时候并无能力影响东邻政权的内部运作，甚至需要他们作为外交平衡的砝码，但为了维持一种固有的大国心态，于是在外交文书上，不时使用基于册封、以对方为藩国的理论，以保持本身的优越感。册封与朝贡因此亦渐渐成为定式，使东亚呈现了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多元化的天下秩序。后人通过册封与朝贡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到各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势力的消长46。
隋唐虽然承袭了这一种体现于册封制度的天下秩序，但统一的中国的强大国力，在维持和体现这种秩序时，很快就流露出与过去多元化政权的分别。《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载孝文帝太和年中（479—482年），北魏在山东外海逮捕了高句丽派往南齐的使人，于是下诏责备高句丽王：“……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但指责只停止在口头警告的阶段，并没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且还将使人送回高句丽，对方亦似乎无甚反应。但到了隋朝情形便开始改观。据《隋书•高丽传》，隋灭陈后，高句丽王汤感到唇亡齿寒，治兵积谷，加强防卫。隋文帝知道后，便送去一封警告信，指高句丽心谋不轨，如果不守藩臣之节，不排除加兵的可能性。高句丽王收信后，奉表陈谢始告无事。由此可见，虽然中国中原政权视朝鲜半岛政权为一种藩臣关系，但不同时候有不同的态度。继高汤的下任高句丽王或许未明个中道理，竟然引兵侵隋边境，这次隋文帝不再客气，边兵虽然早已获得胜利，但他仍然派出30万征讨大军，把高句丽王吓得要自己加上“辽东粪臣”的不雅名号以求和。
隋炀帝征辽失败是众所周知的，以所谓客观的必然原因来解释征辽的发生，远不如一句隋炀帝好大喜功来得有说服力47。隋炀帝本来就属于一个外向型的皇帝，他在君主生涯前半部的作为，建新都、开运河以至通西域，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均付出相当代价，但在促进与异邦交往上，却影响深远，为后代在经济上带来不少方便。不过，征辽却找不到同样可取的一面。隋炀帝初登台时，国力形势是否足够和适合征辽，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北巡，突厥使人告知他高句丽有意和突厥通好，这个外交照会，其实说明了突厥的立场是倾向于隋的。隋炀帝对这件事的反应是通过使者，命令高句丽王入朝，否则将与突厥联军征讨。隋炀帝需要和突厥共同进退，可说亦显示了他了解到本身的后顾之忧与力量的不足。48不管如何，隋炀帝的次征高句丽是可以理解的，他当皇帝以后从未打过败仗，而他亦为这次远征做了相当的准备，国家的资源亦或勉强可以应付。《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指责他的专制与次出征失败有莫大关系，因为在前线的将领事事要向他请示，不单令行军受阻，更间接成为对高句丽屡战屡败的一种鼓励。但参同书卷六十的《于仲文传》，这个说法似乎不尽合乎事实。但不管隋炀帝对仗的失败应负多少责任，他再度出征，引致再次失败的决定是可以商榷的。杨玄感的政变或许剥夺了他第二次征辽胜利的机会，但他一意孤行，念念不忘计划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远征，无疑只暴露了他的固执和愚昧。可能正因此故，晚年的隋炀帝似乎愈来愈变得神经质。据非正史的记载，大业十一年（615年）他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一度怕死得与8岁的孙儿相拥而泣，两目尽肿，而他在当时答允了的不再征辽和授勋军人的事，事后竟然反悔。他坚持到江都前所作留给宫人的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49第二句近乎自欺欺人，因为在大业三年他次出巡的目的地，就是日后征辽基地的涿郡，可见他当时已考虑出兵高句丽，只不过他在中途遇到突厥的盛大招待，不得不更改活动而已50。
薛仁贵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渡过的。他父亲曾任职的襄城县在隋属颍川郡，在唐初则是河南道汝州，但隋初本有襄城郡，后来在大业改名为汝州，他父亲也可能曾在此任职。但不论何者，两处都在河南地区。大业十一年十月，卢明月起兵的消息传至朝廷，他手下有十余万人，活动于“陈、汝间”，陈州即淮阳郡，也是在汝州附近。隋朝当时派了张须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单从职称，便可知道反政府活动势力的蔓延程度51。为人熟知的李密和瓦岗军，亦在同一地区活动。古代史家形容这些人物为盗，今人则改称为农民起义领袖。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是对征辽带来种种劳役的一种逃避甚至对抗。薛仁贵出生于大业十年，如果他曾经在这些反政府活动引起的战乱中逃亡，因为年纪太小，可能记忆不多，但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曾经从家人和族人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该时期的事迹。这些口传历史，也可能提到当时在河南、山东的大水，从而引致各地出现的饥荒、死亡和更多的兵乱52。他们纵然不把时代的悲剧全归于隋炀帝一个人身上，亦难免多少会提到征辽事件。李渊起兵太原时，内中便有逃避征辽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起兵之时，更曾冒炀帝敕动员河东北部地方人为兵，用以扰乱人心53。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不能算是一般平民，前者是隋室的外戚，后者的父亲在隋是州刺史，本身靠荫入仕，亦即是以家族的官位背景任官54。两人都不愿意出征高句丽，多少反映部分上层社会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如果薛仁贵在老家河东长大的话，对这些当朝新贵起家事迹，以及征辽战争种种的消极面，多少亦必曾有所闻。
如果这些旧日的历史并未阻止薛仁贵投军，隋炀帝的失败亦同样没有令唐太宗走上同样的道路。后代的史家对这两位君主的评价多数大相径庭，但亦可以指出，他们其实有相同的军事贵族背景，甚至有血缘关系，而在性格上更不无雷同地方。隋炀帝父亲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唐太宗父亲唐高祖的姨母。这两位第二代皇帝的登基经过与手段，以旁门左道来形容或许过分，但方式显然并不十分正统，前者通过母亲施加压力，后演出一幕废太子；后者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更开唐朝宫中继位问题斗争的先河。单从这点，已可见到两者好胜心之重。唐太宗李世民比隋炀帝杨广稍胜一筹的，是他能够有后者做参考。贞观四年（630年），有官员因为位于中南半岛的林邑“表疏不顺”，即在外交上礼仪不对，建议出兵讨伐。唐太宗说：“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他更大方地认为：“言语之间，何足介意？”明年，康国来归顺，他又似乎因为不想为了卷入西域的政治纠纷中兵行万里，提出“劳民求名，非朕所欲”55。从这几件事看来，他似乎是位愿意与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