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61：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以其军事成就和政治改革而闻名于世。他将领土分散的贫弱二流小国打造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他赋予古老的斜线战术新生并使其臻于至善。作者以充实的细节，对腓特烈大帝进行了多维度的描述，并客观、详细地重新评价了他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成就。书中对18世纪的欧洲——理性时代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分析了普鲁士军队的性格、组成和运作程序，并探讨了腓特烈年轻时的个性；考察了他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的令人惊叹的胜利、他在布拉格和科林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崛起为欧洲主要强国的标志性事件——瓜分波兰、参与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导言

第一章 基础与可能性

第二章 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5年

第三章 喘息之机和重启战端

第四章 普鲁士高歌猛进

第五章 相持阶段：1758—1759年

第六章 普鲁士单挑全欧洲，1760—1763年

第七章 尾声：1763—17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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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翻译对照表

“为了掠夺他承诺过要保护的邻居，黑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打仗，红种人则在北美五大湖畔相互剥头皮。”麦考利写于1842年的《辉格党的谴责》，至今依然是英语世界针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最为人熟知的评价。在3场大战的背景下，这段评语得到了详细解读和深刻理解。这3场大战摧毁了一个大陆，重塑了一个世界，并且始终与腓特烈所创造的普鲁士的名字及相关比喻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联系，当然不是板上钉钉的。即使在将近3/4个世纪之后，腓特烈的形象和遗产依然富有争议。要将崇高的启蒙运动的机械理性主义和开明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当作背景，来理解腓特烈的形象和遗产。作为一位统治者，腓特烈自视为统制主义的化身，并不擅长鼓舞人心。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警察国家”，他的这个理想国甚至不需要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惯用的个人干预，要知道，在1715到1740年间，腓特烈·威廉会用他的权杖直接责打普鲁士的懒虫和违法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引发了历时超过1/4个世纪的战争，使普鲁士崛起为一个强国，并让腓特烈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详尽的考证进一步完善了这个说法。腓特烈作为统帅国王（roi-connetable），战争时期充当总司令，和平时期充当首相，这种说法不符合真实情况——当时行政系统才刚刚开始出现。官方文件送达目的地的过程无章可循，通常一开始就掉进了小酒馆或小客栈，被各色人等阅读、讨论和传达，“被油脂、黄油或破布弄得肮脏不堪，一碰就浑身难受”。

作为军人国王，腓特烈的遗产同样引人质疑。批评者宣称，腓特烈对训练和纪律的关注让军队丧失了主动性和灵性。腓特烈坚持认为，普通士卒应该畏惧长官甚于害怕敌人。他严密监控手下众将，以至于无人能得到国王的信任去独当一面。几十年来，他对各个兵团都心怀怨恨。对于各团在检阅和演习中的表现，他的评价反复无常，像折断火柴一样毁掉了许多人的前途。弗朗兹·绍博评价腓特烈道，作为沙场统帅，他的表现透出一种自我吹捧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只会招致“军国浪漫主义……每一次军事上的成功都会引发更多失败……（普鲁士）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相当荒诞和神奇，简直不敢相信”。

腓特烈不够英俊潇洒。他迅速苍老，魅力全无；对衣着漫不经心，使他那不讨喜的外貌更加黯然失色。由于对美术具有“不够爷们”的兴趣，他受到父亲的虐待，长大后成了一个实打实的悲观厌世者，对待自己的亲密伙伴们，他的苛刻疏远态度是一以贯之的，绝非偶尔如此。姐姐威廉明娜是腓特烈唯一没疏远的人。他的婚姻连“徒有其表”都谈不上，所以结婚之后，他的悲观厌世情绪变成了厌女症，即使对他的姐姐，他的尊敬态度也一天不如一天。

在一个把高级军官具备肉体上的英勇气概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腓特烈两次——莫尔维茨和罗布西茨——在可疑的情况下脱离主战场。他在会战结束后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给战士们留下深刻印象。1757年科林失利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他握着一根棍子，在泥地上漫无目的地画圈，随后宣称自己需要休息，把他的军队丢弃在战场上。1759年库勒斯道夫战役后，国王把指挥权交给一名部将，还装腔作势地宣称，他不会在这场灾难之后苟活下去。更加善良的后人也许会说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18世纪的军队对这类行为有着更不客气的评价。

如果腓特烈不是普鲁士国王，那么他或许会变成一个疯子。约翰内斯·库尼施新近出版了一部关于腓特烈的传记，内容全面、入木三分。在这部书的结尾部分，库尼施温和谨慎地提醒读者，历史人物伟大与否，是个主观问题。然而，这个把普鲁士引入3场残酷战争、监督它重建并确保它强国地位的人，伟大之处远远超过了缺点的总和。沙场老将、英军副总参谋长、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大卫·弗雷泽爵士，把腓特烈描绘成与拿破仑同一层次的战争大师，英勇、仁慈又机智。里德·布朗宁更加冷静，却也更加肯定地认为，普鲁士能够在腓特烈战争中生存下来，是“一项异常杰出的人类成就”。萨沙·莫比乌斯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腓特烈的士兵，尤其是那些正牌的州区应征兵和职业军人，绝不是残酷无情的机器人。

因此，其他深刻的分析著作把腓特烈描绘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就不足为奇了。本书试图通过介绍和分析腓特烈战争的总体和具体情况，为读者提供些许线索去解释他身上的矛盾，至少解释部分矛盾。近代初期的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依赖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的国家体系。一个国家的内部合法性，取决于该国保护臣民免受战争直接危害的能力。开明专制主义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稳定和发展的正面认知，而且反映了人们将稳定和发展视为“安全国家”必备元素的观点：所谓“安全国家”就是一个能够捍卫其利益和民众的实体。

战争是近代早期欧洲的驱动轮。欧洲各国，无论大小，都认为自己是权力实体，与其他权力实体共存并互有关联。在理性时代，冲突被视为仲裁分歧的理性手段，哪怕是个人分歧。这种观念使外交成为各国关注的首要问题，也使发动战争成为无政府状态下零和游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有人将18世纪解读为有限战争的时代，然而过去1/4个世纪中，这种解读被事实彻彻底底地砸烂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在真空环境中作战，而同时普通民众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样的画面，即使在教科书中也不复存在了。在外交层面上经常被人引用的“权力均衡”概念，体现了政策决议的变通性以及追求平稳的理念。1648年之后，欧洲的发展进入了被称为“列国共和”的阶段，即在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际社会中，所有成员都被认定为拥有平等主权的国家，但这个观念并没有阻碍几乎连绵不断的关于剔除或消灭某些成员的讨论。西班牙、瑞典、波兰，在18世纪都时不时地成为惨遭肢解的主要候选目标。

对解决策略的追求，也表现在战争的行动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各国军队日益同质化的趋势：都适应了通用的训练、组织和战术模式。在创新方面，各国军队齐头并进，这主要是通过中层军官不断改换门庭来实现的。不同于组织架构差异很大的军队，旗鼓相当的对手很少为对方提供明显的机会窗口。要想击败与自己并无二致的对手，既需要战前谋划，也需要随机应变，何况在理性时代之前和之后，机会的得与失都向名将们提出过挑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并不是第一个得出以下结论的人：要赢得战争，必须从战争一开始，就打破敌人的力量循环，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他只是这些人中间最成功的人之一。

腓特烈是一位作为国家和军队的形象代言人开始其统治的君主，在这个国家和国家军队中，领袖魅力是多余的东西，然而，尽管他本人并不情愿，他在去世之前成了第一个现代的个人崇拜活动中的偶像，这就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1740年的统帅国王和1763年的武士君主形象，在1780年统统让位于一尊偶像——1806年，这尊偶像在拿破仑的炮口下轰然倒地，1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完全修复。在这方面，与腓特烈的余生一样，都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身上融合了体制的与个人的领导力，融合了能力与魅力。这种融合，部分缘于他对不断变幻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部分缘于对抽象原则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老弗里茨”形象是由他的士卒、臣民建立起来的，他是一位“特氟龙制成的君主”，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因为他是需要、欲望和神话的投影，与“真实的”腓特烈并无关系。尽管如此，他的传奇和他的榜样作用在德国一直延续到1945年，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时光转入21世纪而消失，哪怕在1989年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消解他的影响力。

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与第一句话一样，还是留给麦考利吧：

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个人的力量和缺陷，会像这个傲慢、机警、坚决的蓝袜人的个性那样，引人注目和荒唐怪诞……他拿起武器与全世界为敌，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剂毒药，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纸蹩脚的诗歌。

无论毁誉如何、褒贬与否，普鲁士的腓特烈依然是腓特烈大帝。他作的诗也没那么蹩脚。

年轻的腓特烈，1712—1740年

腓特烈大帝的形象复杂多变：从一个爱做梦的孩子，被严酷的父亲逼迫到病态的厌世状态，到成为普鲁士和德国的象征，守护着自己的臣民和国家的严厉而仁慈的“老弗里茨”。

如果聚焦于一个人的性格和动机的话，即使此人是个专制君主，也有可能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除了道德问题外，普鲁士的地理脆弱性和经济劣势使它无论在何时决定独立发挥作用，都不得不采用防御性的大战略。大选帝侯承认了这一点，他的2位继承者也公开肯定了这一点，最终腓特烈大帝也认可了这一点。但是，正是这种受到限制的国家才必须密切关注战略、行动和战术级别的进攻。一支只考虑防御的军队，必然会丧失精神和肉体方面的主动性。该国注定总是被动应对，它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发动反击，最终还得退却。即使基于1861年到1918年的经验，认为进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这一观点也显然充满误导性。犹豫彷徨和过度谨慎可能产生类似于徒手反复测试电锯转速的效果：一系列微小损失固然能够相应地换来一鳞半爪的收益，但是这些小损失可能迅速积少成多汇集成为一场灾难，同时毫无正面成果可言。

在普鲁士，通过大选帝侯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汲取的经验，这些老生常谈深入人心。除了支持奥地利帝国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向反对法国的大联盟提供特遣队之外，勃兰登堡军队还在东方先与波兰、后与瑞典打了仗。相对于投入沙场的普军兵力，战场范围非常辽阔，因此防御思维是通往灾难的大门。瑞典依靠其军队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的能力，才维持住波罗的海帝国。波兰即使在走下坡路期间，它的强悍的骑兵依然能让最坚定的步兵阵脚大乱。就这个问题而言，在马尔伯勒公爵麾下服役的普鲁士特遣队所取得的经验，也不可能鼓励普鲁士人奉行“小规模战争”的概念，不可能视之为最终比决定性会战代价更小的选择。

在继位的9年之前，腓特烈首次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他认为，普鲁士必须根据一个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来扩张领土。普鲁士的极端分裂，使该国不可能长期支撑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威慑政策，尤其是考虑到普鲁士王冠下的各块领土缺乏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除非普鲁士能完善其边界，否则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各地的几乎所有冲突。腓特烈把西普鲁士、依然在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西北角、莱茵河流域的于利希和伯格公国视为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一个在德意志西部，一个在中欧东部，一个介于前两地之间，这绝非偶然。

腓特烈声称自己在使用“客观”的措辞来分析问题，现在这可能叫作“智库分析”。要实现他在著作中提到的目标，会遇到道德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也避而不谈。6年后，这位王储再次探讨了普鲁士的未来。此时，腓特烈已经解决了导致他与父亲发生争吵的问题，并且成了军旅生活的狂热分子。1732年，王储受命担任一个步兵团的指挥官，他以出人意料的精力和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的部队在年度演习中表现出色。他走访了附近的费赫贝林战场，听取了他父亲手下的高级官员的意见和建议。1734年，腓特烈在奥地利的欧根亲王手下参战，把理论付诸实践。一场围绕波兰王位的争端，使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和附庸与法国开战。整个夏季，敌对的双方军队都在装模作样地跳加伏特舞，却毫无结果可言，这让腓特烈对老迈年高的欧根及其代表的作战方式大失所望。离开战场时，王储坚信，如果给他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他会干得更加出色。

就当下而言，这个机会似乎遥不可及。腓特烈被提拔到高于团级的指挥官之后，在远离柏林的地方置下了独立住所。在梅克伦堡边界上的莱茵斯贝格，这位王子尽情享受他对书籍和音乐的爱好。他也赞扬了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做的贡献——为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普鲁士要参加的战争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在考虑侵吞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王储十分清楚拥有这块地盘的好处，西里西亚的物质和地理条件肯定会使普鲁士摆脱眼下的尴尬立场——“名为王国实为选帝侯国的双性国”。

1738年，法国、奥地利、英国及荷兰组成了联盟，迫使腓特烈·威廉一世同意了他的竞争对手对长期存在争议的贝格和于利希公国的主张，此后腓特烈便认定普鲁士“不为刀俎即为鱼肉”。在腓特烈看来，这起事件凸显了普鲁士的孤立状态，确认了普鲁士二流国家的地位，也坚定了他要发挥独立外交作用的念头。当然，在英国反对，甚至连迅速衰落的荷兰都反对的情况下，其父秉承的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合作的政策，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对于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尽管腓特烈没有明言，却也心知肚明。作为普鲁士王储，他顶多为继承王位做了零星的准备工作。他认为普鲁士对莱茵兰的主张显然是站得住脚的，那些漫不经心地否定这一主张的列强，在处理眼下由普鲁士统治的领土时，难保不会依然肆无忌惮。驻柏林的外国外交使团在这一点上也让他忐忑不安：没有一个大国会特意把高级人才往一片土豆田中的死水坑里面送。简而言之，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腓特烈似乎已经承认普鲁士最终必须通过吞并邻国来实现扩张，这种吞并不是建立在1738年就已经被证明为徒劳无益的王朝主张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国家理由”基础上的，在这种必然的扩张需求面前，所有的法律桎梏不复存在。腓特烈认为国际关系需要服从于理性的考虑。在1738年写就的《对欧洲当前政治格局的反思》一书中，他认为各大强国的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而普鲁士能够以钟表匠修理钟表的方式来学习和使用这些原则。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画面。那些在权力边缘徘徊但尚未行使权力的人，甚至更加熟悉隐藏在这个画面后面的思维方式。王储、上次选举的落选者和脱口秀专家们，往往认为当权者夸大了这个过程的随机性，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一种执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时年26岁的腓特烈还无法认真思考这样一个观点：他未来的发展路径可能是随机的，如果说他的未来之路不是由意外后果定律支配的话，至少也是由这条定律塑造的。普鲁士承受不起这样随机的过程，腓特烈同样不行。其父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很快就会把发展国家的千钧重担交到他的肩膀上，加强自我克制是他克服恐惧、扛起重担的一个办法。

理解了这些忧虑，才能透彻理解腓特烈最著名的早年著作。1740年，《驳马基雅维利》匿名出版了。然而，作者身份之谜不久就揭晓了，尤其是因为这部书强调了法律和道德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似乎与腓特烈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实际举措大相径庭。王储既非嫉世愤俗，也不是伪君子。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反映了他的信念——那位佛罗伦萨人认为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至少在腓特烈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见识受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国纷争。鉴于意大利小国林立，权力游戏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是不合算的。大国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与米兰和比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之间的争执大相径庭。腓特烈认为，只有强大的王国才能保障其臣民的福祉，增进人类的幸福。在这种情境下，一位真正开明的统治者也会被迫发动战争，即使战争违背他的意愿。众人的最终福祉可能超过个人目前的欲望。

1740年6月1日，腓特烈登上王位，他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他暂时还不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适当说说腓特烈打算用来扩张的主要工具——军队的若干详情。

腓特烈继承王位之际，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是步兵：31个团，每个团的战时标准兵力为1700人，下辖2个营。腓特烈在位期间又增加了24个步兵团，其中大多数步兵是从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新省份中招募的。他们被称为“轻燧发枪手”，国王用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新编部队的看法：其中的兵员身材更小、体质更弱，忠诚度低于从战前的“旧王国”招募的部队。1740年，国王专门指派了4个“驻防营”保卫普鲁士的各处要塞。在腓特烈战争期间，这些二线部队将增加到多达17个团；随着普鲁士的人力资源日渐枯竭，其中一些人被派往野战战场上。每个战线步兵团和大多数驻防团都下辖2个连的掷弹兵，在和平时期每个营各管辖1个掷弹兵连。一般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每2个团会把这4个连的精锐突击部队合并为1个营。这些营的编组在一场战役开启之前通常不会改变。其中一些掷弹兵营在七年战争中取得了相当于独立作战单位的战绩，而且为自己取得的战绩颇感自豪。

与大部分外国同行相比，1740年的普鲁士军队根本没有轻步兵——既没有正规的轻步兵连，也没有与之相当的部队，当时奥地利和英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分别有克罗地亚人和苏格兰高地人部队充当轻步兵。普鲁士军队也没有步、骑兵混编的“兵团”，而混成团深受法国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器重。腓特烈也没有类似法国非正规部队的散兵战斗群，法国非正规军在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粉碎了英军，在1747年的劳费尔德顶住了对手的进攻纵队。普鲁士甚至缺少大多数德意志国家的战斗序列中都有的特种部队，包括线膛枪手、狙击手和神枪手。1740年，腓特烈组建了第一支猎兵部队，与其说它是一个军事编队，不如说是不超过60人的向导队伍。4年后，才只有2个猎兵连。直到1760年，猎兵才达到营级规模，而且只参与过零星几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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