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的前半生

　　汪朝光作序推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贺渊十年心血之作

　　从有独立人格的学者，到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从“自负不羁”到“内敛沉着”

　　陶希圣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卷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 

上篇  政治活动篇

章  一生的基础    3

节  早期教育       3

第二节  涉世之初       8

第二章  国民党“左”派    19

节  投身国民革命       20

第二节  渐成汪派       30

第三节  沪宁三年       42

第三章  北平六年       51

节  纷扰的生活    52

第二节  应对“九一八”    59

第三节  “坚定的”国民党党性       66

第四章  投身国事       78

节  牯岭茶话会    78

第二节  倡言“低调”       84

第三节  参政议政       97

第五章  从事“和平运动”       110

节  参加“和平运动”       110

第二节  汪陶结仇       126

第六章  智囊生涯       135

节  留港两年       135

第二节  纳入蒋营       142

第三节  主笔《中央日报》       165

第四节  俨然心腹       180

第五节  无果之搏       203

下篇       思想学术篇

章  社会学与社会历史观    223

节  广泛的社会学       223

第二节  取舍唯物史观       227

第三节  欣赏考茨基    230

第四节  旧小说中读社会    235

第二章  经济、历史与食货时代       240

节  《食货》与食货派       240

第二节  创办目的       246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兴趣    249

第四节  领军食货派    256

第五节  《食货》归来       259

第三章  建言新体制    260

节  分析当下社会       260

第二节  制定政策       266

第三节  反集权政制    278

第四章  国际关系分析       289

节  “低调”理论化（1937—1938）       289

第二节  以“战略”观世局（1940—1941）    294

第三节  日本必败       301

第四节  “识破”苏俄       309

第五节  战后局势悲观（1943）       313

第五章  幕僚之笔       316

节  鼓吹“本位文化”       316

第二节  参写《中国之命运》    333

第三节  沉淀的经济理论    352

后记       367

附录一  陶希圣年谱简编（1899-1949）  370

附录二  《新生命》月刊中陶希圣文章目录    381

附录三  《独立评论》中陶希圣文章目录       383

附录四  《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文章目录    385

附录五  主要参考资料       387

　　（本书）研究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从有政治见解和独立人格到依附于权威的陶希圣的半世生涯；从陶希圣看大社会，同时又在大社会中寻找陶希圣。

　　　　　　　　　　　　　　　　　　　　　———汪朝光

章  一生的基础

节  早期教育

一、家世与启蒙

陶希圣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故乡湖北黄冈出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祖上务农。父亲陶炯照，字月波，号月舸，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陶月波考得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分发河南省。清末历任河南夏邑（1904）、新野（1906—1907）、安阳（1908）、叶县（1909）、洛阳（1911）诸县知县事。民国初任湖北黄陂县长及河南汝阳道道尹。

中原、古道、骡车，父亲缓缓道来的故事，是陶希圣对于儿时温馨的记忆。陶希圣四岁开始随父亲来到河南开封。1906年，陶父从开封转往新野上任，带着全家坐着骡车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左传》上颍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和新野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增加我的历史与小说的兴趣。”他的父亲显然慈祥而有耐心，“他自己教我读《书经》和《礼记》，接着就读《史书》和《汉书》。他在庚子年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亲身经历，特为熟悉。他为我讲《汉书》，描摹分析，使七八岁的孩子仿佛亲眼得见刘、项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①厚重的中原文化，通过传说、书本和古迹早早地融入陶希圣的生活，引领着他以后的人生。

县衙、监狱及官场的交接，同时镌刻在陶希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陶家居住在县署之中。陶父作为一个县官，主要接触的是刑名和钱谷，陶希圣1971年回忆说：“吾父以缉捕之勤敏与问案之严明，著名于河南省。历任巡抚与藩司派他署理县事，除安阳及洛阳为‘冲、繁、难’的县份而外，如夏邑、新野及叶县皆是盗贼丛集的地方。夏邑有响马，新野有水盗，叶县的强劫案尤多。吾父每日的工作，白天看案卷，办公文，晚饭后问案断案，夜间出城缉捕盗贼，至次日清晨回衙。我自四岁至十二岁，先是随父读书，后来进中学受课。只要是居留县衙的时候，不仅视审听判，每晚皆在，并与幕宾长随，谈说刑名，虽当时见识有限而此后记忆仍清。”②童年的际遇,使他成年后自然而然地接近政治，对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有着特殊的敏感。

儒学、新学以及革命的氛围，塑造着变革时代的陶希圣，陶希圣身上承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沐浴着欧风美雨。早期，陶希圣所学以儒家的读本为基础。陶希圣升中学时，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对教育的改革。陶希圣入旅汴中学，成为清末代中学生。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物（即物理和化学）以及博物（讲述动植矿物）和体操等课程，属于式的教育。因此，陶希圣也接触到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陶希圣回到湖北继续中学学业。他比较偏爱英语，考入英文馆，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个英国人。

社会正在变革，给他切身体会的是河南一中龙健行先生。这位先生教他们英文，以拿破仑小传来讲读。后来，得知清廷要捉他，龙先生先一步逃出。陶希圣才知道龙先生是同盟会革命党。20世纪60年代中期，师生在台北再续前谊。此前，龙已入佛门为僧。1968年龙健行先生去世，陶希圣作挽词，颇有感情：“早年革命，中年遁世，托信仰于禅悦，寄抱负于诗词。深知爱国热忱，老年弥笃。划报执贽，近日重逢，念河南之拜别，喜台北之快晤。只惜道山挥手，为日无多。”①

晚年，陶希圣回忆年少时的情景，很具画面感：“我们五六个同学，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每星期日，相邀出游。我们行经铁塔，看过大佛像，抵城墙脚，爬到城墙上，越过城垛，跳下去，再北行。那是一望无涯，仿佛大海的浪潮一般的起起伏伏的黄沙堆。在黄沙堆里，有一排一排的柳条。我们坐在柳树根，高谈革命。我们的消息得自传闻，都是些以讹传讹的故事……”②这个城市指的是河南开封，时间为1910年前后。恩格斯曾经说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其实，“革命”对于孩提时代的陶希圣来说何尝不是这样，浪漫而有趣，感受到的是节日热闹的气氛。

二、大学时代

1915年，紫禁城，溥仪依然作威作福；北京，在位第四个年头的大总统袁世凯，心已不安，只想再往前走一步，为当上皇帝忙于和日本就“二十一条”讨价还价；海外，孙中山在日本、南洋领导中华革命党为反袁而奔走……

社会发展着、生活继续着：南浔铁路、张家口至大同铁路告成；陕西宜君开办石油③；国民会议组织法、地方自治实行规则公布；濮阳黄河决口，浙江、黑龙江水灾，河南蝗灾；北方清华、协和、汇文三所大学在清华园举行联合运动会；南方金陵、之江、东吴、沪江、圣约翰大学和交通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在上海举行联合运动会；中国科学会发行《科学杂志》，梁启超主办《大中华》报创刊，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北京修建完成一条从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到正阳门的环形铁路，铁路在东便门与京奉铁路接轨；京师图书馆在国子监南学房舍筹建中，环形铁路和图书馆于次年正式使用……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并被录取，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颇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

1919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法学成为他的主攻方向。他学习日本的民商法，并为此学习日语；他学习德国民法，攻读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英文版著作；他选读法理学、法哲学的相关著作，涉猎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日本法理学著作，兼学欧美法学。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之处购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开阔眼界，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等。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自认对日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版的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清代胡培翚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存在着根本逻辑上的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古籍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花大力气发掘整理。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实践了当时的设想。

 “五四”前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传入，为陶希圣等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有机会读到、听到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陶希圣终生反共及其理论，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成为左右他思想的方法论。

陶希圣晚年自称对《新青年》不感兴趣，但是，对黄建中先生主编的《国民》杂志，评价很高。《国民》杂志创刊于1919年1月的北京，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21年5月停刊，是一个文言文的刊物。该刊属于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1918年，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部分学生组织起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宣传和联络，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为了便于活动，救国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主旨是宣传爱国主义。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在当时文化界十分瞩目，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蔡元培为杂志作序，投稿人有李大钊、黄日葵、许德珩①、罗家伦、蓝公武、杨昌济、易家铖、陈国榘、吴稚晖、张东荪、汪东、章炳麟、刘师培、黄侃，各色人等参与其间，刊登的文章不拘一格。《国民》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费觉天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常乃惪译、W. Paschal Larkina著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周炳琳译、Henry C. Emery著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陈国榘所著《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等等。其中，介绍了马克思主要的两大文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及陶希圣后来极为感兴趣的历史唯物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陶醉于各种主义的陶希圣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陶希圣感兴趣的是法学，他的思想方法偏向于法学的方式。法学是一门与社会不可分离的学问，因此，他又表现出了对于社会状态的关心，这种关心，脱离了纯粹理论的关怀，与现实紧密地结合，使他跨入社会学的领域。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他自称是受当时北大法律系主任黄右昌先生的影响，黄先生曾经指导陶希圣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和徐乾学的《读礼通考》，陶希圣称“至毕业之后，黄先生此一番话，决定希圣为学之方向”①，可见影响之大。不过，陶希圣在大学四年级时还选了黄先生的亲属法课，有意思的是，对于选修此课，晚年的陶希圣的评价居然是：“毫无所得”。

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和中国历史，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等，与他在北大所受教育以及初学习的感悟分不开。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生涯就此结束。

陶希圣在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他的学习轨迹可知，东西方文化给他奠下了同样深厚的基础。他的勤奋，加上当时的外在条件，使他成为一名知识全面的学者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