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2672162
- 一手资料还原普通人沦为恶魔的心路历程，跨学科视角解谜邪恶背后的社会机制
本书源自对曾参与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犯的*手采访。作者在书中记录下加害者的骇人自白，还原了普通人逐步沦为恶魔时的心路历程，藉由哲学、文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恶”的思考，分析其背后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探索了邪恶与凶残的成因，引导人们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要如何应对仍在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要怎样才能不犯下重复的错误？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否近在咫尺？
- 颠覆对暴力和凶残的刻板印象，环环相扣审视“恶”的不同面向
本书的论述结构有别于以往类似主题的作品。作者在挑起人们在面对历史上的战争、屠杀、暴力时的一连串偏见与错误想象后，再将之一一拆解，力求在处理“邪恶”这一巨大命题时不偏重任何一方的片面判断。全书未分章节，但环环相扣，以开放但不失严谨的态度，细致深入地解剖“恶”的内在肌理，审视邪恶的不同面向。
- 一次与恶“面对面”的哲思之旅，直面人性与凶残的关键悖论
邪恶的悖论——邪恶是恶魔和他者，但也是平庸和寻常的。
责任的悖论——加害者是自由和具备自主能力的，但也是环境的产物。
创伤的悖论——人们有责任再现受害者的精神创伤，但又无法令其见容于毫无怜悯之心的公共空间。
自白的悖论——既然人的记忆并不牢靠，而历史本身又充满谎言，那么真相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 反思展示邪恶背后的道德风险，知识究竟能否解答人性中的晦暗面向？
“很多人会从事书写或阅读创伤故事这种艰难的工作，是因为相信这样做可以提升人类的尊严。但我们讲述的故事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当面对这些具有强烈侵略性和创伤性的事件时，我们真的有可能做到抱有尊重与关怀，而非哗众取宠的好奇心吗？……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本书起源于作者詹姆斯·道斯对二战老兵“中国归还者”的访谈。这些人年轻时曾犯下*残暴的罪行，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主义的布道。作者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抽绎他们的战时回忆，串起了本书各主题之间的脉络，并汇集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于“恶”的思考，藉以还原“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内隐的意涵。作者也借此探讨了再现创伤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和悖论，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邪恶和残暴等人性的晦暗面，而在这一过程中，“同理心”又能发挥多大效用。此一困难的人性钻探，将在阅毕本书后得到解答。
序言/ 1
恶人/ 5
致谢/ 227
参考文献/ 229
道斯对暴力进行了深度和范围宽广的沉思。他从阿伦特谈到津巴多，从凶残谈到原谅，从再现的悖论谈到战争的泪水（真诚或不真诚的泪水）……道斯一方面以社会科学家的眼力掌握凶残成因，又以小说家的眼力抽绎出暴力对当事人的个人意义和哲学蕴含。这是一种稀有的成就。转述酷刑者自白的著作不下一百五十部，但从未有一部带有如此强烈的文学自觉。
—戴维斯·瑞嘉利 《酷刑与民主》作者
这部非同一般的书让人惊恐、愤怒和困惑。道斯把我们带进犯了“反人类罪行”罪犯的思想世界，同时又提醒我们，没有若干互相信赖就不可能进入别人的心灵。《恶人》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格斗（即设法从它看见的事情理出意义），但更重要的是，道斯的凝视从不动摇。
——诺亚·R.费尔德曼，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恶人》超出学院论述的边界之外，其结构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道斯不但钻探了人可以有多凶残，还以原创和近乎不能复制的方式，探索了我们对那些行为不能见容于文明社会的人能够有多大的同情心或同理心。
—杰弗里·哈帕姆，杜克大学凯南伦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对于那些我访谈过的老兵来说，种族主义、军事训练、绝对顺服的承诺、在高压战争环境下的宣泄，哪怕是这些，依然不足以把他们变成刽子手，不足以令暴行发生。金子君讲述了他第一次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经历：
我们的上级认为必须把士兵训练得习惯杀人。所以，当我们进入一个村子，他们就会抓一些村民过来。大约十个人。他们会抓来十至十五个村民，然后把他们全捆在树上。捆在树上后，过一会儿，我们十来个人在树前站成一排。都举着步枪。我们举着步枪，装上刺刀。抽出刺刀，装在这里，然后站在他们前面，你懂的。然后我们收到的命令是：“你们这些人，把这些平民全杀了。”于是我们向前冲刺，用刺刀对准身体左边，心脏在的位置。但我们从未料到，第一次杀人的体验会是如此恐怖。每个人都怕得发抖，不停地抖。如果是一对一拼刺刀，你必须杀死对手，不然死的就是你，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动手时就像在梦里一样。然而，你知道的，我们的对手被捆在树上。所以哪怕要杀死他们很容易，我们实际上还是害怕得发抖。
我的对手被捆在树上，只是盯着我的脸看。我对准位置，然后上前，把刺刀刺入他的左胸膛，但刺刀一碰到他，我的手就滑了！我不想这样，但因为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手）就滑了。所以，刺刀只刺入了一点点。当时有一个专门训练士兵的高级教官在场，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便说：“废物，你这样子算是日本军人吗！”说着举起一只手，给了我一耳光。大部分人，所有人都一样，他们没法用刺刀刺这些人。因为他们做不到，最后有个老兵说：“好吧，一群（窝囊废）， 看着我怎么做。”说完，他给我们示范。他像这样拿着刺刀，用这半边，看到了吗？他像这样拿着刺刀，直接捅了进去。通常，捅进去之后，你会碰到肋骨，对不对？如果你比一下两根肋骨之间的宽度与刀刃的宽度，你会发现刀刃宽些。所以如果你像这样做，（刀刃） 是进不去的。但是，那个老兵先插进一段（刀刃），然后“喝”的一声，随即手一转，整把（刺刀）便插了进去。你把它转过来，用（刀刃）比较薄的那面，就能插进去。我们受的就是这一类训练。
金子君和其他日本老兵都强调，残忍的能力必须耐心培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一个想到杀人便会发抖的人变成渴望杀人的人， 把一个刺刀都拿不稳的人变成一个可以从容和有技巧地转动刺刀，以正确的方式穿过两肋的人。你还必须有条不紊地羞辱受害者，直到他们像是活该受到羞辱一样。换言之，在战争期间羞辱敌人——像是洗劫民宅、殴打和辱骂人——并不是意外、错误或是失控的产物。它们都是训练过程中有意设计的部分。一个被羞辱、挨饿、受伤、挨打、失去尊严的人会变得可怜巴巴，变得像是活该被这样羞辱、挨饿、受伤、挨打和失去尊严。这样杀他就变得容易多了。
心理学家用“公正世界假定”来解释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因不信任我们所处的环境而引发的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令人难以承受。我们日常的心理平衡依赖于一个假设：这世界基本上是安全和公正的。但当我们目睹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和显然毫无意义的苦难时，“公正世界假定”就会受到威胁。为了转移这种因道德上的不稳定而引发的焦虑，我们会说服自己受苦难者必然是做了什么事才遭此报应。不论如何，这世界都是公正的。对此，西蒙·波伏娃举过一个可怕的例子：“那些做过这些事的人说踏过一具尸体很容易，但踏过一堆尸体比这更容易……我在阿尔及利亚见到的许多殖民者都通过鄙视那些被残忍镇压的阿拉伯人来安抚自己的良知。阿拉伯人越是凄惨，看起来便越卑劣，以至于根本没有懊悔和自责的余地。”任何生产加害者的机制都必须系统化地移除所有可能引起懊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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