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8431557
★ 充分展示当“文化 ”与心理学研究的知觉、人格、动机、情绪、个人发展与社会化、人际吸引、道德乃至身心健康等各主题相互碰撞，如何激发丰富而有趣的研究议题，诸如：人们对世界的知觉是受文化影响的吗？人们所说的语言影响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吗？文化如何影响儿童向成人发展的方式？文化态度是如何塑造老年经验的？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感觉？文化影响个体进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吗？文化影响个体表达情感的方式吗？文化影响心理失常人的比例吗？足见“文化不是薄薄覆于人类普遍的心智指标，而是深层地渗透入心，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心理各方面的基础。
★囊括来自所有人居大陆的新颖研究，体现文化对心理的丰富影响。其中不少地方收录了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从理论上将这些本土化的心理学研究纳入更大的文化心理视野。
★深入系统地揭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多种方法，包括在做文化心理学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展示了文化心理学如何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并从中提炼科学知识，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科学素养。
本书是当代对文化心理学的阐述，展现了诸多全球性心理学实验研究，全面介绍了文化的差异在进化、研究方法、心理发展与社会化、人格、动机、认知、情绪、人际吸引、道德以及身心健康等领域的影响。本书大量对比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以文化的视角开辟心理学研究的新空间，指出了非西方的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充分展示了文化心理学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社会以及周遭世界紧密相关的。
第一章 什么是文化心理学
从文化的种类看心理学
心理过程因文化不同而产生差异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文化心理学？
每个人都是自己文化的产物
文化心理学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章 文化与人类本性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吗？
人类为何精于文化学习？
第三章 文化进化
文化变异从何而来？
观念如何流行？
影响观念传播的因素
文化如何改变？
面对改变，文化何以持续？
第四章 研究文化与心理学的方法
跨文化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
文化研究的一些特定方法
案例研究：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
第五章 发展和社会化
大脑普遍会发展出具有文化差异的思维
文化社会化的敏感期
心理过程的文化差异伴随年龄增长而出现
童年早期经历在不同文化中有何不同？
困难的发展转变期
通过教育实现的社会化
第六章 自我与人格
我是谁？
“独立”与“互依”的自我观
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关系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超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关注个体与文化异质性
性别与文化
自我概念在文化上的不同表现
自我本质的内隐理论
人格
第七章 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生活
研究文化适应的难点
当人们迁移到新文化中时，会发生什么？
有差异但常常不平等
多元文化人
多元文化人可能更具有创造力
第八章 动机
自我提升与自尊的动机
面子与自我完善的动机
宗教与成就动机
能动性与控制
适应环境与坚持自我的动机
第九章 认知与知觉
分析思维与整体思维
注意
理解他人行为
推理风格
对矛盾的容忍
创造性思维
谈话与思考
外显沟通与内隐沟通
语言相对论
第十章 情绪
什么是情绪？
情绪体验会有文化差异吗？
情绪与语言
情绪体验种类的文化多样性
主观幸福感与幸福的文化差异
情绪文化差异的相关结论
第十一章 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
人际吸引
亲密关系
第十二章 道德、宗教与正义
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解读
科尔?格的道德发展层次论
自主的伦理、社群的伦理与神性的伦理
文化战争
道德思想
文化与公平
第十三章 生理健康
人类的生物变异性
文化与睡眠
文化与健康
医学与文化
第十四章 心理健康
什么是心理障碍？
文化约束综合征
普遍性综合征
心理治疗
术语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我本人从读研究生时开始，就追求成为一个文化心理学家。那时，我是一名心理学学士，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因此，我搬到日本西南的小滨市教授英语，并且希望想出我这一生想要做什么。我认为，我曾经是心理学系里很专心的学生，学习了很多有关人们如何思考的知识，结果当我搬到日本乡下时，却惊奇地发现我对人性的很多思考和理解似乎不能解释我的新朋友、新同事的所思所为。我经历了一系列文化误解并出了很多丑，然后才认识到我的人性观显然是错误的——它可能解释了北美人的人性，但脱离了那个文化背景，它并不那么有用。这引发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从心理学课堂中所学到的是，无论在何处，人们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但是，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此发现和那些尴尬的跨文化误解引导我走上了成为文化心理学家之路，并最终写成了此书。
文化心理学作为一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新学科。这门新学科不断做出异乎寻常的证明，挑战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理解。与很多传统知识不一样，这个新领域揭示了文化如何塑造人们的心智——有时以很复杂的方式。过去的20年一直令人振奋，大量新研究持续证明：文化不仅仅薄薄覆于人类普遍心智之表。相反，这些研究显示：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层地渗透到了我们的心里，并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研究强调，人们的思维发生于文化背景内，并且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在根本上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我开始教授文化心理学时，我非常享受将来自这个新领域的发现教授给学生，这些发现令人兴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尚未发现真正采纳了文化心理学观点的本科教材。没有教材就意味着教授文化心理学课程时只能让学生阅读描述了这些新观点的原始期刊文献。这用于刺激课堂讨论很不错，但也意味着文化心理学课程只能局限于高年级学生进行小组研讨学习。我与其他学校的文化心理学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大多提到了同样处境。文化心理学已经变成一个极其有趣而重要的学科，快速发展出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且有别于考察文化影响的其他方法。但在当时，这个领域缺乏一个可以用于课堂讲授的文化心理学本科教材，这样的结果就是学习它的学生很少。我逐渐认识到，要开始教授更大规模的文化心理学课程，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写一本教材。但是这件事远没有我想的容易，因为首先，我需要构思到底要介绍多少新的有意义的研究。事实上，这本书的第一版花费了我4年时间才完成。而且直到现在，当我把第三版发送给出版社时，还有许多新的非常好的研究因为截止日期的缘故而不能及时囊括。
我尽力让此书聚焦于我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内发现的最有趣的内容。为此，我就文化心理学家们仍然在为之努力奋斗的可激发学术火花的关键问题写了几章。例如，有一个主题贯穿本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心理的相似程度如何。世界各地的人类的大脑基本上都一样，但是人们的经验有极大的不同，这使得我们很难将这个问题想得透彻，但它又很重要。我表达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文化来自哪里？人类与其他动物有怎样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人之为人的诸多不同是什么？
我也尽力把尽可能多的文化多样性整合进这些主题。本书容纳了来自每一个人居大陆的研究结果，包括了对世界各地生存性文化的许多研究，以及对一国之内各种群体之间差异的探究。有一些章节着重强调了实验研究，同时也特别关注观察研究和民族志研究。我认为在做文化研究时，获得一种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的感觉很重要。我也想强调文化是怎样成为所有人类心理的各个方面的基础的，所以我试图探究文化在许多学科中的作用，既在心理学内部（例如，临床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也在心理学之外（例如，人类学、进化生理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最后，在本书中，学生们将会发现许多详细的例子，这些例子显示了文化心理学家的理论和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希望凡此种种能给读者带来有趣而富有教育性的经验。
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首先，没有第一版的编辑贤明的指导、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坚持不懈的鼓励，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在建构和写作第一版时，幸亏有他与我密切合作。同样，我也要感激谢瑞·斯纳维利（Sheri Snavely），她的灵感和敏锐的评价促成了第二版。我还要特别感谢第三版的编辑，肯·巴尔顿（Ken Barton），他聪明而富有洞见，坚持努力，并富有创造力。
我从许多评阅人那里获得了极具思想和助益的评论，我把这些人列举在下面，非常感谢他们。
第一版和第二版：
美国堪萨斯大学 格伦·亚当斯（Glenn Adams）
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 戴维·阿莫尔（David Armor）
美国查德伦州立学院 玛丽·乔·卡诺（Mary Jo Carnot）
美国纽约大学 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美国奥柏林学院 斯蒂芬·迈耶（Stephan Mayer）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阿什莉·梅里特（Ashleigh Merrit）
美国特拉华大学 贝丝·莫林（Beth Morling）
美国密歇根大学 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
美国格兰岱尔社区学院 费尔南多·罗梅罗（Fernando Romero）
美国加利福尼亚综合技术州立大学，圣路易斯奥维斯波分校 朱莉·斯宾塞—罗杰斯（Julie Spencer-Rodgers）
第三版：
荷兰蒂尔堡大学 迈克尔·本德（Michael Bender）
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 蒂埃里·德沃斯（Thierry Devos）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马特·J. 戈伦（Matt J. Goren）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伊戈尔·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n）
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 珍妮·马雷切克（Jeanne Marecek）
美国达勒姆大学 亚历克斯·莫索蒂（Alex Mesoudi）
比利时鲁汶大学 卡伦·法莱特（Karen Phale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尼克·鲁尔（Nick Rule）
美国圣母大学 安热·文特尔（Anre Venter）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詹妮弗·王（Jennifer Wang）
这本书受益于我正式的导师达林·雷曼（Darrin Lehman）和施欧布·科塔亚玛（Shiobu Kitayama）多年来的几次讨论，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文化心理学家。也感谢与我进行讨论的非正式的导师们，如多福·科恩（Dov Cohen）、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迪克·尼斯比特（Dick Nisbett）、鲍尔·罗津（Paul Rozin），他们在远方教育了我。此外，我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进化、认知和文化中心的其他成员边喝咖啡和啤酒或边乘滑雪电梯，边进行了数百次对话，对于发展本书中讨论的观念很有助益，他们是马克·卡拉德（Mark Collard）、乔·亨利希（Joe Henrich）、阿拉·诺伦扎扬（Ara Norenzayan）、马克·沙勒（Mark Schaller）和泰德·斯林格兰德（Ted Slingerland）。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高柳成子（Nariko Takayanagi）在所有有关文化和日本的事务上与我的日常交流，这些为我所做的研究和本书中的观念提供了信息。我特别感谢本·张（Ben Cheung）对这第三版的仔细反馈，以及他对配套的教师手册的卓越工作。我也想感谢安德鲁·瑞德（Andrew Ryder）在写作心理健康那一章上的指导。我实验室的许多助手，包括马特·洛温（Matt Loewen）、路易丝·詹（Louise Chim）、艾亚娜·威拉德（Aiyana Willard）、埃里克·黄（Eric Wong）、詹娜·贝克尔（Jenna Becker）和金熙镇（Hee Jin Kim），都在我做这本书的基础性研究材料调查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本书的几个章节也受益于许多读者的反馈，包括艾玛·布克特尔（Emma Buchtel）、伊迪丝·陈（Edith Chen）、伊兰·达—尼姆罗德（Ilan Dar-Nimrod）、滨村武（Takeshi Hamamura）、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珍妮特·沃克尔（Janet Werker）和凯蒂·吉田（Katie Yoshida），以及当我试着使用各章节的草稿授课时，在教室里甘当耐心的小白鼠的许多本科生。这些读者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有助于形成总体上更完备的教材。
史蒂文·J. 海因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2015年4月
本书既深入浅出、引领前沿，又具有理论深度、引人深思，对*的尚有争议的研究主题言简意赅地描述出研究现状，还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不同理论立场……本书作者作为一名谙熟亚洲文化、具有跨文化视野的文化心理学家，在写作风格上兼具各章节贯穿一致的比较视角和理论整合的逻辑，读起来非常畅快。所以，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教材，将我们引入*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殿堂，引发我们对自己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研究渴望。
——钟 年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面前这本《文化心理学》是西方*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文化心理学的*思考。文化蕴蓄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又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而发生变迁，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正在目睹一系列历史，这是研究文化心理学的*好的土壤。我相信，张春妹老师组织翻译的这本教材能够给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带来重要的思考和借鉴，进而有所超越。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
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或地球村时代，而文化又是不同族群的重要特征，因此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基本元素，与文化相关的经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和强烈。本书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文化如何塑造人的认知过程、思维方式、情绪体验、个性差异等，它给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带来启示，值得每一位心理学研究者和兴趣者阅读。
——郭永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有学习文化心理学的学生，对文化心理学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是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相信所有的人读完此书都会有所收获。……这本书可以让你在一定程度上足不出户就看到世界，并体验中国的古老智慧：“性相近、习相远。”除了了解世界，这本书还可以帮助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自己。古语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以给你带来智慧，帮助你拥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态。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拥有这样的视野和心态，无疑不仅可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还可以帮助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终帮助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蔡华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吗？
在思考人类如何成为文化物种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动物是否可以说是有文化的。后一个问题是有争议的，部分原因是对于文化的定义缺乏共识。与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定义文化方法不同，它指的是某种符号编码，即有一组信号、图标和词，这些信号、图标和词指的是该文化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定义，就可以说：是的，人类是唯一拥有文化的物种，因为其他物种都不拥有符号编码（Deacon，1997）。但这一定义并不完全让人满意，并且有循环论证之嫌——我们以人类独有的特征来定义文化（例如，拥有符号编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文化是人类独有的。
在前一章，我提出的文化定义更加宽泛，而且它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是唯一能够通过社会传播从其物种的其他成员那里学习知识的吗？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定义，那么人类绝不是唯一一个拥有文化的物种。在动物王国，有很多明显的文化学习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只住在日本小岛上叫一默（Imo）的聪明雌性猕猴（Kawamura，1959）。有一天，一默得到一些甘薯，然后她在吃之前，先用旁边的水洗掉了上面的沙子。3个月内，一默的妈妈还有她的几个玩伴也开始洗甘薯。3年之后，一默群体里40%的成员都会清洗甘薯。很明显，清洗甘薯是一默发明的策略，然后被她周围的其他成员学习，继而成为居住在同一地方的猕猴小群体的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个文化学习的例子可以在黑猩猩身上看到。黑猩猩喜欢吃白蚁，这些昆虫很有营养并且很美味（至少对于黑猩猩来说）。然而，从又大又坚硬的土堆中获取这种美食是一个挑战。来自塞内加尔阿西里克山的黑猩猩已经可以使用工具将白蚁从洞穴中引出?图2.2）。具体来说，黑猩猩找了一根树枝，剥去树皮，然后将树枝伸入白蚁的洞穴来掏白蚁。来自坦桑尼亚贡贝民族公园的黑猩猩也用工具去掏白蚁，但是他们的方式不同。他们也将树枝剥去树皮，但是与塞内加尔黑猩猩不同的是，他们是用树皮来捕食白蚁（White et al.，1999）。这些行为看起来是通过文化传播在黑猩猩中代代相传的习得行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黑猩猩文化就这样形成了：树枝型捕蚁和树皮型捕蚁。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可以识别39种具体的行为来区分不同的黑猩猩族群，包括用树叶清洁身体的方式，通过拍打树枝吸引别人的注意，和用物体给自己挠痒的方式等（White et al.，1999）。因此，我们可以说黑猩猩中存在不同的文化。
文化不仅在灵长类动物中显而易见。在海豚和鲸鱼的进食策略和发声方面都发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的文化学习的实例（Rendell & Whitehead，2001）。例如，有一群宽吻海豚会利用海绵作为觅食工具。他们撕下海绵，放在嘴上，于是当它们的吻部探入沙子或珊瑚里时就不会被划伤了。这是某一地区的海豚从母亲那里习得的行为。此外，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虎鲸会使用不同的方言，以至研究者可以通过虎鲸发出的声音来识别鲸群。这些方言已经被证明与人类文化一样，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Deecke，Ford，& Spooge，2000）。
此外，文化学习的证据不仅限于最聪明的物种。例如，鸽子似乎会从其他鸽子那里学习特定的食物获取策略（Lefebvre & Giraldeau，1994）。不同的鸟类会从其他鸟类那里学习特定的叫声，并且叫声会随着时间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Irwin，2000）。就连孔雀鱼（Lachlan，Crook，& Laland，1998）和不同种类的章鱼（Fiorito & Scotto，1992）也有向其他同类学习的迹象。因此，一些形式的文化学习在动物王国中随处可见。
文化学习
因此，并非只有人类能够进行文化学习。然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进行文化学习的技能的确是非常突出的。尽管很多物种都有学习文化信息的能力，但非人类物种似乎并不很擅长于此。例如，尽管其他日本猕猴可以学习一默洗甘薯的技能，但是它们学得并不是很好。这种学习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甚至很多猕猴根本学不会这项技能。相反，人类经常互相学习，而且往往只需学一次。人类文化的很多方面几乎为文化中的每个人所共享。比如方言、一些文化活动和特定的工具在特定的文化中非常普遍，以至在该文化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所以，与人类种类多样的社会学习相比，猕猴和其他物种的文化学习看起来非常缓慢。
除此之外，在选择模仿对象上，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比如，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学习类似洗甘薯等新技能的猕猴会选择模仿哪只猕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遇到谁就模仿谁。相比之下，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对自己选择模仿的对象相当挑剔。据说人类有一种“声望偏见”：人类特别留意哪些人有声望；也就是说，他们寻找有技能并受尊重的人，并尝试模仿这些人在做什么（Henrich & Gil-white，2001）。
近期研究测试了4岁的儿童是否真的更可能模仿有威望的个体的行为（Chudek，Heller，Birch，& Henrich，2011）。这些孩子看到两个成年人完成了一系列二元决策，例如，选择玩两个玩具中哪一个，或者选择吃两种食物中的哪一种，两个成年人做出的决策是相反的。然而，在两位成年人做决定前，孩子们会看到两个旁观者，他们只看其中一人，而忽视另外一位，这就是“声望”在研究中的操作性定义。随后，当孩子们有机会做选择时，他们更可能模仿有威望的个体所做的选择，而不是模仿被其他人忽略的那个人。因此，人类似乎有声望偏见，使他们更可能模仿被公认的有声望的个体。
模仿有声望的个体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学习方式。与其随意选择一些人去模仿，或者选择向那些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学习，不如模仿有天分的个体，这使个体更有可能成功地学习。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篮球运动员，一个好的起点是去看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做了什么，而不是向我这种不能靠篮球谋生的人学习。
识别威望的标志，然后模仿那些展示标志的人，这样的技能更有可能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拥有这种技能的祖先更可能获取极其有用的文化知识，从而占据生存优势。此外，在尝试向他人学习技能时，人们并不总是很清楚获得成功取决于哪些特定的行为。例如，勒布朗·詹姆斯在篮球方面的非凡成就是由于他的日常训练、向自己童年的偶像迈克尔·乔丹学习、进行瑜伽训练，还是由于他听取了儿时教练的意见？
由于不清楚成功的关键行为是什么，个人最好的做法是有一个普遍的模仿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他们被那些有声望的人吸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会观察并试图模仿这些人。广告商利用了这一模仿机制，选择了像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明星来推销与他们的声望毫无关系的产品。例如，勒布朗·詹姆斯出现在可口可乐、国家农业保险、微软、麦当劳以及割草机制造商卡博科德（Cub Cadet）的广告中，这些似乎都与他的篮球技能没关系。
我们的一般模仿机制导致我们想要做有名望的人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我们经常以模仿错误的行为而告终。这一策略应该会增加我们?习真正通向成功的技能的可能性。声望偏见的一个副作用在于，人们着迷于名人，想了解他们所有的事情，比如他们增加了多少体重，或者和谁睡觉（图2.3）。的确，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等大牌明星的崛起表明，我们的声望偏见如此强烈，以至有时到了可自我维持的程度——名人能变得有名仅仅因为有名，然后粉丝就会追随他们的一举一动。声望偏见也有其弊端，由于它的存在，人们可能模仿名人的不良行为。例如，当明星自杀后会引起大量跟风自杀事件（Mesoudi，2009）。因此，声望偏见可能是人类娴熟的文化学习的原因，但它们也促成了小报的诞生。
人类异常复杂的文化学习技能基于以下两种关键能力：考虑他人观点的能力及用言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些将在下一章进行描述。
心理理论。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文化学习的另一特征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当人类向他人学习时，他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出发。人类有所谓的心理理论。心理理论是指人们理解其他人的思维与自己的不同，因此其他人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和意图。例如，一个1岁的婴儿会指着自己想要的玩具，这表明他知道妈妈没有意识到玩具在哪儿，他想将玩具的位置信息与妈妈分享。孩子理解妈妈脑中有与自己不同的想法。这种对他人意图状态的理解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身上都很明显，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种理解的发展速度似乎相当相似（Callaghan，2005）。
这种心理理论在大多数物种中并不明显，就连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也不明显（Povinelli，Perilloux，Reaux，& Bierschwale，1998；Tomasello，Kruger，& Ratner，1993）。特别的是，尽管受过人类训练的黑猩猩似乎能够接受他人的观点（例如，Savage-Rumbaugh，McDonland，Sevcik，Hokins，& Rubert，1986），尤其是当他们受到激励时（Brauer，Call，& Tomasello，2001），但在野外的黑猩猩身上显示出的证据少得多。例如，野生黑猩猩不会指向物体，不会向他人展示物体，不会将他人带到一个可以观察物体的地方，不会主动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也不会有意教别人学习新行为（Tomasello，1999）。此外，黑猩猩似乎没有意愿与同类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活动（Tomasello，Carpenter，Call，Behne，& Moll，2005）。
关于黑猩猩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文献中仍有争论（de Waal，2001；Tomasello et al.，1993；Whiten，1998），而且很难下结论说它们的能力有多大。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想象他人观点与意图的能力和动机，以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意向的能力和动机远远超过黑猩猩或其他动物。这种思考他人意图的能力与动机上的差异对于文化学习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个体能够并且想去理解他人的意图，就为有效地参与文化学习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例如，想象看见他人在使用工具，比如用树枝敲架子上用手够不到的香蕉。如果一个人能理解他人的意图，他可能会想，“哦，原来邦佐（Bonzo）是想得到一些香蕉，它用手中的棍子把香蕉从架子上敲下来。”通过了解邦佐试图用棍子做什么，个体可以内化邦佐的目标并模仿这一行为。一旦有机会，个体就很可能用树枝获取那些用手碰不到的香蕉，就像邦佐的做法一样。这是文化学习的一种，被称为模仿学习。在模仿学习中，学习者将模仿对象的目标和行为策略内化（Tomasello，1999；Tomasello et al.，1993）。学习者会精确复制模仿对象试图做的事情。模仿也许是最真诚的恭维方式，但是如我们所见，它也是最可靠的文化学习途径。
托马塞洛（Tomasello）及其同事认为，黑猩猩很难接受他人的观点，因此它们往往会专注于物体本身，而不是进行模仿学习。通过观察邦佐试图用棍子把香蕉打翻，它们发现棍子可以用来把香蕉打翻。也就是说，它们了解到棍子可以提供这样的获取香蕉的策略。一旦有机会，它们会自己想办法用棍子敲倒一些香蕉。这是文化学习的另一种类型：仿真学习。在仿真学习中，关注的是涉及的环境事件——使用一个物品可能如何影响环境状态的变化。仿真学习与模仿学习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仿真学习不需要模仿个体的行为策略。仿真学习者仅仅关注模仿对象周围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模仿对象想要完成的任务。仿真学习者试图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的想法。
仿真学习可以是一种非常聪明又富有创造性的学习模式。个体必须运用创造性洞察力和问题解决技能来想象物体的新用途。来看下面的一个研究：将黑猩猩与一个2岁孩子做比较，观察它们如何学习一个新任务（Nagell，Olguin，& Tomasello，1993）。研究者向黑猩猩与孩子呈现一位模仿对象如何用耙子获取自己想要但手臂触及不到的东西（给黑猩猩的食物或给小孩子的玩具）。模仿对象使用两种方式来完成任务。在一种条件下，黑猩猩与孩子观察到的模仿对象有效地使用了耙子。将耙子锯齿朝上，轻松地将食物（玩具）拖到可触及的范围内。在第二种情况下，另一组黑猩猩与孩子观察到的模仿对象低效地使用了耙子，耙子的锯齿朝下（图2.4）。尽管这样可以把物体拖向它们，但效果不太好，因为物体也可能从锯齿间滑落。
在观察过模仿对象之后，让黑猩猩和孩子自己用耙子获取物品。孩子展现出了真正的模仿学习的证据，他们试图做的正是模仿对象所做的。他们使用耙子的方式和模仿对象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意味着在锯齿朝下的情况下，他们得到这个东西的难度更大。相反，黑猩猩展现的是仿真学习。无论观察对象如何使用耙子，黑猩猩习得的都是锯齿朝上这一有效方式。因此，他们似乎注意到耙子可以用来得到物体，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如果锯齿朝上，用耙子拖动物品将效率更高。许多其他研究也发现，黑猩猩和一些灵长类动物在解决问题时倾向于使用仿真学习而非模仿学习（例如，Custance，Whiten，& Fredman，1999；Tomasello，1996）。
其他研究也同样发现，当孩子模仿时，他们会模仿该对象的所有动作，包括一些不相关的动作。例如，如果观察对象在从一个塑料罐里面取一个玩具前，先用一根羽毛轻击瓶罐。那么想取玩具的3—5岁的孩子也会先做这一无关动作。相比之下，黑猩猩高效很多，他们只模仿那些与目标的实现直接相关的行为，而忽视了那些无关行为，就像人们期望的仿真学习一样。当一个实验结束后，即使明确告知不要去模仿无关行为，在孩子独处时，他们还是会去模仿（Lyons，Young，& Keil，2007）。孩子们的过度模仿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被抚养在一个期望成年人会有命令和指导的环境中。在卡拉哈里的布西曼人（Bushmen）中，成年人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指导教育，但他们的孩子表现出的过度模仿就像长在WEIRD环境中的人一样多（Nielsen & Tomaselli，2010）。
所以在这些研究中，黑猩猩与过度模仿的孩子，谁的行为看起来更聪明呢？如果我们关心行为的有效性与效率，只模仿相关行为的黑猩猩似乎胜出了。这一点很关键：仿真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且聪明的学习方式。然而，尽管仿真学习通常非常有效，而且在这些研究中，它可能需要比模仿学习更成功的问题解决策略，但它有一个关键的缺点：仿真学习不允许文化信息的累积。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讲到。
语言促进文化学习。个体可以进行复杂的文化学习，其部分原因在于人类有心智理论。培养人类参与文化学习能力的第二种相关的适应是语言。能够与他人交流对于文化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语言使得我们的想法不受视觉限制而得以沟通。通过语言，人们可以提问、阐述、说服、描述、指导和解释——个体可以操纵他人的思想。语言使得我们可以表达信仰、意图和复杂的思想，促进群体间成员的行为协调。因此，语言是人类文化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你正在通过阅读这本书而进行文化学习。如果没有语言，你认为你能多好地学习这本书中涉及的文化心理学思想？也许有一些关键的图片可以模糊地说明一些观点。抑或是你的指导老师特别擅长打手势，或许他可以帮助你抓住一些问题的要旨。但是，这本书中绝大多数的材料如果没有语言是无法沟通的。语言能最成功地传播文化观念。
与动物文化学习的证据相似，通过比较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可以发现，虽然某些物种具有一些语言特征，但没有一个物种具有人类这样丰富的语言能力。有些动物的特定叫声词汇量很小；例如，白尾长尾猴会发出不同的叫声来警示同伴来自老鹰和蛇的威胁（Cheney & Seyfarth，1990）。受过文化熏陶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习得了许多符号语言（例如，Savage-Rumbaugh et al.，1986）；然而，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用其交流（Pinker，1994）。此外，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其他物种拥有语法和句法。尽管鲸鱼可能拥有最好的非人类语言技能，但其全部语言能力依然是未知的。相比而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甚至是来自看似简单或“原始”文化的人，也有非常复杂的词法和句法以及丰富的词汇。人类交流想法的方式远比其他灵长类物种复杂。
总而言之，与其灵长类近亲不同，人类拥有丰富的心智理论和广泛的语言能力。这两种适应性，很可能是同时进化的，使得人类以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方式彼此学习，也使得个人以高度精确的方式相互学习文化信息。这一高度精确的文化学习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真正独特的优势，即人类的文化学习是可累积的。这种优势具有深远的影响。
累积式文化进化
人类文化优于其他动物文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人类的文化是不断累积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最初的想法被别人学习了之后，它就可以被其他人修正和改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信息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往往是实用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棘轮效应（Tomasello et al.，1993）。文化信息就像棘轮一样，可以前进，但不会后退，可以继续累积而不失去早期的信息。修正后的信息被他人学习，随后再加以修正，这些修正会不断随时间而累积。
为了进行累积式文化进化，你需要有创造性地进行发明。这一点在许多物种中都能发现，比如一只聪明的黑猩猩第一次想到用树枝从土堆中钓出白蚁。此外，还需要可靠且忠实的社会传播。新发明的工具或实践需要被准确复制，以便他人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来建立未来的任何创新。这种高保真的社会传播需要精确的模仿学习和精密的沟通。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动物被证明具有显著的累积式文化进化能力（Dean，Vale，Laland，Flynn，& Kendal，2014）。其他物种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记忆是如?贫乏，致使它们无法依赖彼此的发现。个体通过仿真学习独自解决问题，他们不能依靠同伴的创新。新一代猩猩不能比他们几百万年前的祖先更擅长捕捉白蚁，他们的棘轮总打滑，扎不牢。
下面是一个累积式文化进化的例子。想象一下，你需要敲打某物，于是需要创造一件物品来帮助你敲打。对你来说，做一个简易的锤子可能并不难。如果想要装配一个锤子，你可能会想怎样才能把一个表面平整的沉重物体固定在棍子的末端，然后制作出你在五金店里看到的那种锤子。你很可能造出一把相当有效的锤子，它肯定比黑猩猩用来敲碎坚果的石头好很多，而且那些石头常会擦伤手指。然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简单的发明其实有赖于数百万年的文化信息累积。图2.5展示了考古记录下的石锤演变史。人类祖先最初只会使用简单的石头敲击物体，手指因之擦伤的历史持续了几百万年，直到更新世的爱因斯坦发现了如何将石头固定在树枝上。在人们开始制造出你今天最熟悉的锤子之前，石锤已经迭代了几次，绵延了几千年。所以你工具箱中的锤子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它是一系列发明、适应和修改的最终产物。
你可能会认为制作锤子的方法显而易见，那是因为你在一个包含锤子文化理念的世界里成长，你通过文化学习受到了影响。数百万年间，人类祖先都因岩石崩裂而挫伤过手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石头绑在棍子的末端。记住，这仅仅是一把简单的锤子。想想你周围的其他工具在被创造出来时累积的创新和想法，例如计算机、手机或卫星技术。
我们所用的工具都是多年累积的文化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些创新一直以指数速度增长（Price，1963）。例如，考古学家估计，100000年以前，主要的技术革新以每千年约0.0015次的速度出现。从那时到40000年前，速度上升到每千年0.05次。从40000年前至12000年前，增幅达到每千年0.55次。从12000年前至9000年前，伴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新技术急速增至每千年5.2项创新（Lenski & Lenski，1987）。从那时起，文化创新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现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每天要发放超过500项专利！以计算机为例，摩尔定律预测了计算机中累积式文化创新的增速。摩尔定律指出，可以在计算机中构建的数据密度（例如，集成电路中晶体管的数量）大约每18个月翻一番。这意味着如果你打算买一台计算机，如果你再等18个月，你就能买到一台功能大约强2倍的计算机。这也意味着今天售出的电脑大约比30年前售出的电脑强大1000000倍。计算机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建立在累积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
文化累积日益加快的增长速度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以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人口规模为何与文化进化的速度有关呢？来看看下面的研究（Derex，Beugin，Godelle，& Raymond，2013）。法国大学生玩了一个需要设计渔网的电脑游戏。研究人员给他们呈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渔网，随后放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并要求他们用电脑程序重新制作并改进它。他们做了15次，每次结束后都会根据表现获得积分，积分的多少基于渔网设计的好坏。渔网制作起来很复杂，所以被试经常不能在这个过程中重现一些关键步骤，因此会丢分。每组有2～16名被试，每次结束后，被试将看到同组其他人的分数，他们还可以点击组员的一个网，以精确地看到它是如何制作的。果不其然，被试通常会选择观看同组中得分最高的组员的渔网制作过程；也就是说，他们选择最好的典型并试图复制它。在15次之后，将他们最终的作品与最开始的作品相比较。15次后，被试可以正确地重制渔网的概率如图2.6所示。那些以2人为一组进行实验的人不太可能重制渔网，只有一半的人可以重制渔网，但是渔网并不是很有效，所以丢了分。相比而言，每组16人的被试在15次试验后几乎都能重制渔网。足够大的群体数目保证了群体中总有一位足够聪明的个体供大家模仿。此外，大群体中的一些成员通过革新，将渔网制作得更加高效，小群体中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成员。
上述研究表明，群体规模越大，文化信息维持、改善得越好。因为相比小群体，大群体中更有可能涌现成功的个体供群体成员模仿。与此相关的是，大群体的创新多于小群体的创新，因此大群体中更有可能至少有一个人偶然发现了一个好主意。更大的群体应该会导致更快的文化进化。
探寻群体规模与文化进化关系的另一途径，是观察生活在孤立环境中的个体的文化复杂程度。在这种环境下，个体很难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接触。南太平洋是一个特别适合调查的地方，因为这些岛屿在1000多年前被波利尼亚人作为殖民地，而且它们彼此相隔数千公里。一项调查测量了不同岛屿在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时的人口和现有技术的文化复杂性。一个很明确的关系显现了出来：在刚刚接触西方人时，人口数量最多的岛屿（例如，夏威夷岛）拥有的工具种类远远多于人口最少的岛屿（例如，Muthukrishna；Kline & Boyd，2010）。更多的人口使得文化创新传播得更快。
不仅人口数量重要，群体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很关键。例如，你住在一个大城市，但如果从不出门与他人沟通，无论周围人有多少好想法，你都不会接触到。另外一个研究探讨了群体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对于文化学习的重要性，研究让5人一组复制一个复杂的攀岩结。与渔网的实验设计类似，制作这个结涉及几个不同的步骤，要经过几次试验。不同的是，其中一个小组的被试只可以和1个成员互动，而另一个小组的被试可以和另外4个人互动。结果显示，拥有更多沟通机会的小组更有可能复制攀岩结（Muthukrishna，Shulman，Vasilescu，& Henrich，2014）。因此，在关系良好的大群体中，文化发展得更快。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方式是，大多数创新往往来自志同道合者聚集的城市或地方（例如，大学城和像硅谷一样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地方，人们更可能遇见成功的典型，进而效仿并构建自己的想法。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现在有可能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建立联系，进一步加速文化变革的速度。世界正在经历的这种越来越快的文化演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文化思想正在成为可能，从而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基础来建立新的思想。一个思想诱发另一思想，文化在不断累积。
文化学习在文化创新累积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可以反过来看：文化为何有时会失去创意？尽管文化知识累积的趋势普遍存在，但也有一些文化经历了知识累积损失——他们的棘轮效应已经减弱。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第一批移民至塔斯马尼亚岛的人类。约34000年前，人类最初从澳大利亚来到塔斯马尼亚岛，是通过一座大陆桥到达的。后来随着海平面上升，这座桥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被200公里长的海洋与澳大利亚切分开。当欧洲人在18世纪抵达这里时，他们发现只在分散觅食带拥有现代人类群体中最简单的技术。奇怪的是，考古调查表明，18世纪的塔斯马尼亚人拥有的技术比数千年前的技术更简单。随着时间流逝，塔斯马尼亚人好像失去了一些关键的技术知识，例如，制造骨类工具、御寒衣物、鱼钩和回旋镖的能力（Bowdler，1982；Jones，1995）。在整个18世纪，他们只有24样工具，而18世纪巴斯海峡对岸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拥有数百种工具。亨里奇（Henrich，2004）认为，知识的丢失源于没有一个可供效仿的典型：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时，这里仅仅居住着4000名居民，分散于相当广阔的土地上，他们与其他文化群体完全隔绝。
技术的丢失同样发生在其他社会。比如，一个小群体因为物理隔离从大群体中脱离，居住在托雷斯岛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就是一个例子（Rivers，1926）。又比如，因为封闭的文化习惯，例如，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人（Holmberg，1969）或巴西的毗拉哈人（Everett，2005）。亨里奇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如果相互联系的思想群体规模缩小，复杂的文化知识可能会减少，从而使学习者没有可模仿的榜样。行为学实验也证明小群体比更大、联系更紧密的群体更有可能失去创造复杂物品的能力（Muthukrishna et al.，2014）。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模仿有天分的个体，尽管很少有人能够像典型的个体一样好地学习这种技能。如果缺少有天分的典型去模仿，棘轮就扎不牢，文化知识将会退化。
到目前为止，我只讨论了技术方面的文化创新累积，但累积并不仅限于物质工具。民主或计息贷款等文化理念也代表着思想和创新的累积，在人类历史上广泛传播。这本书将会论证心理机制也会经历累积式文化进化。数学推理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数学推理，包括加法、乘法和分数。如果你特别有天赋，你甚至可以算出包含二次方程、概率、微积分、无理数或矩阵代数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推理数字的先天能力，事实证明，来自某些文化的人甚至无法计算超过3的数字，或者只能估计相当少的数量（我们将在第九章更多地探讨这些）。相反，不同类型的数学推理策略可以被理解为文化产物，随着人们对早期的数字思维方式不断创新，文化产物变得越来越复杂。反映这一点的是，最近发现的数学概念比以前发现的更复杂，当孩子们在学校学习数学概念的时候，要遵循大致相同的学习顺序——你首先需要理解相对简单的几何原理，然后才能开始理解更复杂的微积分原理（Mesoudi，2011）。只有文化学习具有最高的保真度，这种文化进化才能成为可能，也就是个体要能够理解模仿对象的意图，忠实地模仿他们，然后只有当对象的行为被成功模仿时，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文化学习以获得文化进化。下一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文化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
人类具有独特的文化累积这一事实很重要。与其他物种不同，我们不仅仅生活在物质世界里。除了环境的物理特征外，人类还是一个文化物种，存在于由历史上累积的文化信息组成的世界中，即文化世界（Luria，1928）。想想构成你自己世界的所有文化观念：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市场是获得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地方，而不是自给自足；政府为你提供正式的法律；军队保护你远离外国入侵；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组成的家庭；可以通过机械化交通到达遥远的地方；能够通过书籍、电视或互联网从更远的地方学习思想。你可能还没有充分考虑过诸如此类的观念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这些文化习俗视为已知的，但它们都是文化观念的例子，这些观念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这些文化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出生在丰富的文化词汇中，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受到构成我们文化的共同思想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为什么会以他们的方式行事和思考，我们就需要考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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