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20473
· 邓小平“南方谈话”——既是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又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
· “我们与邓小平有缘”——伟大的历史中潜藏着我们打开社会现实这把锁的钥匙。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凭借其卓越特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开展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行动。本书围绕南方谈话，寻找新视角，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从国际国内特定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理论发展阶段、重大理论实践和现实指导意义等方面，用理论联系的逻辑体系整合起来，形成与已有成果不同的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再研究。本书研究三个方面内容：梳理邓小平南方谈话主要理论问题形成的思想脉络；考证南方谈话相关史实细节；探索南方谈话的思想与实践意义。
细致梳理邓小平关于南方谈话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真切理解南方谈话精神，获得经验和启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丰碑，为中国打开了现代化道路的新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序 言： 南方谈话：关键时期的关键抉择 / 001
导 言 / 001
一、研究的问题 / 001
二、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 006
上 篇 时间·人物
第一章 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节点 / 015
一、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际形势 / 015
二、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内形势 / 017
第二章 邓小平的个人特质与南方谈话的产生 / 021
一、邓小平善于使用“谈话”的工作方法 / 022
二、邓小平具备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 / 041
三、邓小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 046
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前后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 056
中 篇 思考·指引
第三章 南方谈话中已经成熟的基本理论 / 067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 / 068
二、党的基本路线 / 084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101
第四章 南方谈话中论证完善的理论观点 / 138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138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161
三、经济发展台阶论 / 197
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 217
第五章 南方谈话中 尚未展开的理论问题 / 238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39
二、共同富裕 / 254
下 篇 现实·回响
第六章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丰碑 / 277
一、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 / 277
二、南方谈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的关键环节 / 281
三、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 / 283
第七章 南方谈话为中国打开现代化道路新局面 / 287
一、南方谈话推动中国快速发展 / 287
二、南方谈话为中国打开现代化道路新局面 / 290
第八章 南方谈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指导意义 / 293
一、南方谈话指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承发展改革精神 / 294
二、南方谈话指引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 299
三、南方谈话指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 302
主要参考文献 / 307
致 谢 / 314
序 言
南方谈话：关键时期的关键抉择
龙平平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读了周锟写的《“南方谈话”从何处来——追寻邓小平的思想轨迹》书稿，引起了我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和意义的一些思考。翻了一些以前的笔记和材料，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改革开放出现严重困难，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产生的一篇重要文献。南方谈话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及走向做出正确判断，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深刻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南方谈话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中国摆脱困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出路。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盏明灯、一面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关键抉择。
一、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遇到严重困难，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
20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曾面临过两次关键抉择。一次是70年代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领全党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是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
1989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政治动乱。首先是中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由于中国有邓小平，我们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劫。接着，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宣布正式解散。同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冷战走向终结。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指导下创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政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站得住？中国怎么办？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1989年，曾经为中美建交作出重要贡献的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一书，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他还预言：“中国必定会进一步摒弃马列主义学说，进入21世纪后，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这个时候，中国刚刚经过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正在遭受西方社会的“制裁”，外部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形势极其严峻。
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回忆说：那段时间，邓小平经常一个人到钓鱼台18号楼散步，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经常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他会突然叫人把我喊去，问东欧、苏联和美国的情况，商讨对策。
商量什么对策？是效仿苏、东，还是走自己的路？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再看国内形势，这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价格闯关受挫，被迫实行治理整顿，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1984年至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高速增长。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4.1%，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出现了经济滑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朝翰撰文说：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信心。1988年，中国出现严重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甚至自由派的改革者也因此感到灰心丧气。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利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进一步改革的有利影响。而很多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
80年代末政治风波之后，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中国还要不要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人们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和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有人提出，政治风波说明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应该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必须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这些错误认识，困扰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在最需要加速发展的时候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其时，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确定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四个年头，到了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轫，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鲜明特征。改革从苏联学来的自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十四年间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怎样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要害是如何区分和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几代人，成为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思想障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地冲击着这个传统观念，要求我们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彻底摆脱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和理论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形不成统一的认识，造成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能形成明确的目标。十四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属性上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改革开放就没有明确方向，就不可能加快发展。实践的发展到了必须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闯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1992年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关键抉择提出了紧迫要求，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做出这个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一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什么辙？我们必须交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谈话是十四大的前奏曲，是筹备十四大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三点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最重要的背景。
二、南方谈话不是邓小平突发奇想的偶然之作，而是他对长期思考和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的集中概括与升华
有一种观点，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精心准备刻意到南方发表的讲话，讲的都是以前没有说过的新话。这是没有根据的。
邓小平每年到南方过春节，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形成的惯例。这是一次惯常的休假性质的视察，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因素，更没有一份刻意准备的讲话稿。都是在参观、视察和交谈中的即兴讲话，讲的都是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他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比如，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最为关注、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早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把中央领导同志请到家里，对他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之后，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中央及时概括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四字对外战略方针。
比如要防止经济滑坡，从1990年初开始他就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问题。1990年2月，邓小平就提醒当时的中央领导说：“现在经济已经出现滑坡，应认真加以解决。”3月3日，他特意把江泽民、李鹏等人请到家里谈经济滑坡问题，指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战略。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南方谈话也正是围绕着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
比如讲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意义，讲计划与市场，讲共同富裕，讲两手抓，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观点。这一次是结合新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做了系统阐述和提炼，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这说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做过度猜测和解读。
再一点，1992年南方谈话不是一次孤立的谈话，它是以1991年视察上海的谈话为前奏和基础的。
邓小平退休之后每年去南方都有大动作。1990年春节他去上海，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出去视察，但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开发开放浦东。
他在听取上海市委汇报时说，现在国际上说政治风波之后不搞改革开放了，希望上海市委拿出一个大动作，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收，我们没有向左转。上海提出开发开放浦东，邓小平非常赞同，他对朱镕基说：“开发浦东，我赞成。我已经退休了，但在关键时刻，我活着还有点用处。开发浦东，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人脑袋灵光，条件比广东好，你们可以搞好一点的。”回到北京第三天，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人说：“有一件事，江泽民不好说，我来说。”“上海要搞浦东开发区，可以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应该支持一下。” 他刻意嘱咐李鹏：“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1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先后考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新中华机器厂、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和浦东新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他鼓励上海市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那些僵滞的思维方式。要振奋精神，要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他说：上海再不开放不行了。五年前对上海存在不同意见，但如果我坚决搞还是可以搞的，所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现在还有障碍，主要是怕，心是好的，但是怕。对上海这样的地方怕什么。上海会搞，只要给它的政策恰当，包括用人权，就什么事情都能办起来，而且会办得好。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否则，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有人怕改革开放的政策变，谁要变谁垮台，没有别的出路。谁变，就要引起整个社会动乱，所以一步都不能退。
在浦东，邓小平强调：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希望上海按照国际惯例办，尽快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关键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给处于低潮的改革开放打了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邓小平视察上海谈话精神，1991年3、4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评论文章，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冲锋号。
所以说1991年邓小平上海谈话为1992年南方谈话做了铺垫，创造了环境，不能把南方谈话看成一次孤立的行动。
三、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的宣言和旗帜
南方谈话最重要的意义有两个。一是理论意义：南方谈话总结和升华了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实践经验，围绕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是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做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是指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第一章
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节点
南方谈话是在中国面临国际格局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诞生的。关于这一历史节点的研究很多，本书仅简要概述。
一、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时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长期对立的美苏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既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
具体来说，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1月，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12月，苏联和十一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而暂时处于低潮。这既让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忧虑；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深刻教训。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后，没有及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做出分析，导致体制僵化，脱离群众，出现经济危机，后来在改革中也没有把握住正确方向，最终红旗落地，国家变色。如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并且吸取教训，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国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扬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他们利用广播、书刊、电视等多种渠道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同时以“人权”等各种借口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制裁”，使中国外交一度面临困难局面。
而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度过了战后危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先后崛起，差距的日益明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更大压力。有压力也有机遇。冷战格局被打破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政治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大变动、大改组，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方面，多极化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减少局部冲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维护根本利益，为我国争取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增强竞争，探索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苏联、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向全世界打开了包括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世界市场开始真正形成，西方发达国家闻风而动，这是一个突出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国采取怎样的策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盛衰成败，亟待做出回答。
二、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内形势
南方谈话之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形势同样十分复杂。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其他领域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
其一，1989年的政治风波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敌对势力的煽动下，国内也出现了一股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最终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以此为借口掀起反华浪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1989年，国内引进的外资减少了近一半，造成了一些工业部门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其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经济秩序混乱。1988年“价格闯关”受挫，经过治理调整，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但国民经济发展的难关尚未渡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很低。如何在经济环境中缓解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整顿生产、建设、流通和分配中的混乱现象；如何在体制改革上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既非集中计划经济，又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旧两种体制都不健全，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其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党内外“左”倾、右倾思潮，特别是“左”倾思潮有所抬头。比如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乡镇企业是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来源，农村家庭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问题上，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工作中心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抬头，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有人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怀疑，而这恰恰不利于经济建设。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到1992年，全国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特别是根据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精神进行的三年治理整顿的结束和“七五”计划的完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积累起来，再加上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国家对经济发展宏观调控能力的大为加强，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只是，在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中国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该如何谋划、如何发展？这些都成为必须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答复的重大政治问题。
1992年，不仅改革走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党也将根据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这次大会，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人们都期待着在这次会上能对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发展问题给予清晰的解答，从而澄清疑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因此，召开这次大会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此时的邓小平，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仍然心系改革开放事业，没有停止思考、追求、探索社会主义。而南方谈话的发表，既是在酝酿党的十四大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又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做好了理论准备。3月9日、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这篇谈话，并决定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起草十四大报告。党的十四大报告从1992年2月开始起草，起草小组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写出第一稿；经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多次修改后，报告第六稿发到全国一百一十九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三千多人参加了讨论，报告还征求了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已是报告的第十一稿，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作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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