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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5488
《诗品》，专论五言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锺嵘选择古今著名诗人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加以简短评论，从中体现其诗歌审美标准和美学思想。此次整理，将古直的《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合为一册。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隅楼丛书”本（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刊行）为底本，许文雨《诗品讲疏》以《文论讲疏》本（正中书局，1937年出版）为底本。另附《南史·锺嵘传》和许文雨《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齐《书评——诗品释》等相关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前言／杨焄
锺记室诗品笺·发凡／古直
锺嵘诗品
诗品序
卷上
古诗
汉都尉李陵诗
汉婕妤班姬诗
魏陈思王植诗
魏文学刘桢诗
魏侍中王粲诗
晋步兵阮籍诗
晋平原相陆机诗
晋黄门郎潘岳诗
晋黄门郎张协诗
晋记室左思诗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卷中
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
魏文帝诗
晋中散嵇康诗
晋司空张华诗
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守孙楚、晋著作郎王瓒、晋司徒掾张翰、晋中书令潘尼诗
魏侍中应璩诗
晋清河守陆云、晋侍中石崇、晋襄城太守曹摅、晋朗陵公何劭诗
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
晋吏部郎袁宏诗
晋处士郭泰机、晋常侍顾恺之、宋谢世基、宋参军顾迈、宋参军戴凯诗
宋徵士陶潜诗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
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
宋参军鲍照诗
齐吏部谢朓诗
齐光禄江淹诗
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诗
梁太常任昉诗
梁左光禄沈约诗
卷下
汉令史班固、汉孝廉郦炎、汉上计赵壹诗
魏武帝、魏明帝诗
魏白马王彪、魏文学徐幹诗
魏仓曹属阮瑀、晋顿丘太守欧阳建、晋文学应璩、晋中书令嵇含、晋河南太守阮侃、晋侍中嵇绍、晋黄门枣据诗
晋中书张载、晋司隶傅玄、晋太仆傅咸、晋侍中缪袭、晋散骑常侍夏侯湛诗
晋骠骑王济、晋征南将军杜预、晋廷尉孙绰、晋徵士许询诗
晋徵士戴逵诗
晋谢琨、晋东阳太守殷仲文诗
宋尚书傅亮诗
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晔诗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铄、宋建平王宏诗
宋光禄谢庄诗
宋御史苏宝生、宋中书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昙绪、宋越骑戴法兴诗
宋监典事区惠恭诗
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诗
齐高帝、齐征北将军张永、齐太尉王文宪诗
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丘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锺宪、齐诸暨令颜则、齐秀才顾则心诗
齐参军毛伯成、齐朝请吴迈远、齐朝请许瑶之诗
齐鲍令晖、齐韩兰英诗
齐司徒长史张融、齐詹事孔稚珪诗
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诗
齐仆射江祏、祏弟祀诗
齐记室王巾、齐绥建太守卞彬、齐端溪令卞录诗
齐诸暨令袁嘏诗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诗
梁秀才陆厥诗
梁常侍虞羲、梁建阳令江洪诗
梁步兵鲍行卿、梁晋陵令孙察诗
附录
梁书·锺嵘传／姚思廉
南史·锺嵘传／李延寿
评陈延杰《诗品注》／许文雨
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许文雨
《诗品平议》后语／许文雨
书评——《诗品释》／齐
古诗书目提要——藏书自记／许文雨
前言
杨焄
在卷帙浩繁的历代诗文评著述中，锺嵘《诗品》与刘勰《文心雕龙》这两部精心结撰于南朝齐梁时期的著作一直都备受后世推崇。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虽然持论甚严，但也心悦诚服地称许道，“评诗者，刘勰《雕龙》、锺嵘《诗品》。刘、锺藻骘，妙有精理”（《诗薮》外编卷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尽管对文学颇存偏见，对这两部著作却评价很高，认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文史通义·诗话》）。即使到了西潮激荡的晚清时期，这两部体现中古时期文学观念的论著依然被视为“诗文之门径”（张之洞《輶轩语·语学》），被用来指导初学。不过细究起来，两书在撰述旨趣、理论主张、批评方式等多个方面却是彼此异趣，各有所长。正如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梳理诗文评的发展嬗变时所强调的那样，“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一》）。与《文心雕龙》意在指导实际创作，因而涵盖各种文学体裁、涉及诸多表现技巧有所不同，《诗品》的宗旨则在于评论诗人诗艺的优劣高下，因而集中探讨了汉魏以来五言诗歌的源流迁变。
一、锺嵘生平与《诗品》概况
锺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生活于南朝齐、梁时期。颍川锺氏英才辈出，在锺嵘的祖先中包括了汉魏之际著名的书法家锺繇、官拜侍中而显赫一时的锺毓、率军灭蜀且精研《易》理的锺会、永嘉南渡后官至侍中的锺雅，以及擅长创作而名列《诗品》之中的锺宪等等，显而易见是一个政治、文化地位都相当高的世家大族。可惜祖先的荣耀到了齐、梁时代已经消歇殆尽，锺嵘的父亲锺蹈只担任过中军参军这样的下级官僚。
锺嵘在南齐永明初入学为国子生。历仕三朝的知名文士江淹此刻正兼领国子博士，应该算是他的老师。由于好学深思，精通《周易》，锺嵘受到了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当时诗坛的后起之秀谢朓正在王俭幕中担任东阁祭酒，另一位年少闻名的文士王融则是王俭的从子。他们和锺嵘年龄相近，兴趣相投，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一起谈论过诗文。国子监的同学中也不乏能文善诗之辈，其中有一位虞羲，曾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萧子良门下汇聚了一大批文人，最知名的当属一代文宗沈约，锺嵘或许向他请益讨教过。还有一位后进领袖刘绘，本来准备撰写专著来评论前代诗人，虽然最终未能蒇事，却对锺嵘后来撰著《诗品》有所启发。年轻的锺嵘身处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其提高诗歌品鉴能力自然助益良多。他晚年着手撰写《诗品》，还将这些昔日的师友悉数列入，逐一予以论列品评。
锺嵘在齐明帝萧鸾时步入仕途，相继担任过南康王萧子琳侍郎、抚军将军萧遥光行参军、安国令、司徒行参军等职务。入梁以后，又先后出任临川王萧宏参军、衡阳王萧元简记室和晋安王萧纲记室。而在梁武帝天监初年时，刘勰也一度在萧宏府中担任记室。这两位在后世齐名的批评大家在当时或许有过交流切磋，可惜文献有阙，无法进一步深究了。锺嵘的官职品阶虽然并不高，可在齐、梁两代都曾经上书谠言论政，颇有耿直英锐的气概。他最后病卒于晋安王记室任上，故后世又称他为“锺记室”。
《诗品》当成书于梁代，是锺嵘的晚年之作，也是他唯一存世的著作。尽管五言诗的创作自西汉起就已经出现，到了魏晋以后更是发展兴盛，然而在某些评论家眼中，其地位却无法与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四言诗体等量齐观。西晋批评家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明确将非四言的诗体排斥在正音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尽管重点在于阐明作者才性与所擅诗体之间的关联，但从“正体”、“流调”的措辞中不难看出略有高下轩轾之别。锺嵘则在序言中明确表态，“嵘今所录，止乎五言”，将评论对象限定为五言诗，这不仅如实地反映出五言诗体早已取代四言诗体的发展现状，更加彰显出敏锐独到的眼光和突破成规的勇气。在五言诗的经典化历程中，锺嵘的《诗品》毫无疑问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
二、锺嵘的诗学观念和《诗品》的文学特色
锺嵘撰写《诗品》的初衷是有感于不同的读者在评论诗歌时，往往“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以至“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上品序》），因此在阐述自己的诗学观念时就显得格外直截了当，在批评某些流弊时甚至还令人有尖锐激切之感。当然，并不能因为他对当时诗坛风尚多有讥评指摘，就简单草率地将他置于和世风针锋相对的立场，其实从不少地方仍然能发现他体现了齐、梁时期人们共有的审美观念。
首先，锺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摇荡性情”，必须具有“感荡心灵”的效果。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原本是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早就存在的现象，他的主张正顺应着这样的抒情传统。人的日常情感原本是丰富多样的，在诸多情感基调中，他尤其重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怨沉痛之情。以悲为美的审美现象虽然早已出现，可到了《诗品》之中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被彰显出来。在对诗人的具体评述中，屡屡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例如上品说古诗“意悲而远”、“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左思“文典以怨”，阮籍“颇多感慨之词”；中品论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郭泰机“孤怨宜恨”，沈约“长于清怨”；下品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毛伯成“亦多惆怅”。这些诗人所抒发的哀怨之情均与其坎坷颠沛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绝不是为文造情而生硬造作的无病呻吟，这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真挚，也更为深沉。
其次，锺嵘强调以“风力”为主干而以“丹采”为润饰，两者相互结合方能形成完美的风格。所谓“风力”指的是作品爽朗鲜明、生动感人的特征。《诗品》中有时还用到“骨气”或“气”等术语，其内涵大体相近。如上品论曹植“骨气奇高”，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中品评刘琨“自有清拔之气”（《上品序》云：“刘越石仗清刚之气。”意思相同），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标举的都是“风力”之美。所谓“丹采”则指作品文词的华美，这方面受到了汉魏以来诗歌语言日趋精致工巧的影响，也成为他衡量诗人的重要标准。如上品称古诗“文温以丽”，曹植“词采华茂”，陆机“举体华美”；中品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下品中说宋孝武帝刘骏“雕文织彩”等等。某些诗人缺少华美的词采，便会受到批评，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渊明，就由于语言质朴省净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对此颇为不满，往往指责锺嵘识见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实这原本是南朝时期整体的审美倾向，锺嵘并未超脱于时代之外，不能因此对他求全责备。
第三，锺嵘要求诗人在创作中必须“直寻”，崇尚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英旨”。所谓“直寻”是指诗人对外界的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受，并能通过自然鲜活的语言将这种即目所见的美展现出来。这方面的意见原本是针对当时某些诗人喜好堆垛典故、卖弄才学而发的。在锺嵘看来，诗歌和其他文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本诸性情，因而不能让事典学问窒塞了情感的自由抒发。他批评颜延之“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感叹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均见中品），就是因为两人的作品堆砌典故，过于雕琢。而在上品中评价谢灵运“兴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则是因为谢诗能够充分体现“直寻”的特点，符合“自然英旨”的标准。与此相关，锺嵘对南齐永明年间逐渐兴起的声律说也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确实需要声调流美，但四声八病之类都是人工制定的规则，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永明体诗人对声律问题的探讨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锺嵘的意见无疑显得过于保守。可是声律说本身确实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最终归并为平仄两种声调，而八病也逐步被简化和扬弃，慢慢演化出黏对等规则。由此可见，锺嵘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视作固执守旧。
……
三、《诗品》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学著作之一，锺嵘《诗品》自隋唐以后传播渐广，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相关的文献资料数量颇多，此处无法一一缕述，只能略引端绪，稍窥一斑。
首先是刊刻钞校的版本众多。据学者研究，目前可见最早的《诗品》刊本为元代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人章如愚所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另有宋人陈应行辑《吟窗杂录》本，成书时间可能更在《群书考索》本之前，但目前所见已是明嘉靖年间的覆刻本。在明、清两代又相继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源流各异，形态多变，体式不一，文句互歧，尽管给今人梳理版本源流、确定全书体式、校勘各则文字等带来诸多困难，但也证明《诗品》在历代都受到极大的关注，传播、接受的范围极为广泛。
……
四、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
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陆续出现过一些《诗品》注本。上文已经提到，《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过“注《诗品》三卷”，然而注者和内容都已经无法详考。从明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对《诗品》做过零星的校勘或笺注，可是都比较琐碎，阙略讹谬极多。明末清初之际的学者陆钺撰有《锺嵘诗品注释》（参见陆钺《离忧集》所附陈瑚《巽庵小传》），但该书似乎并未付刻。现存最早的完整校注本是咸丰年间刊刻的张锡瑜《锺记室诗评》三卷，在词句释证、文本校订、义理阐发等方面都颇有见地，可惜流传未广，知者寥寥。
近现代以来，有不少知名学者都在大学课堂上开设过《诗品》课程。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黄侃为了授课之需编纂过《诗品讲疏》，尽管全书最终并未完成，但从当时发表的《诗品笺》（整理本已收入拙编《锺嵘诗品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中，已经可以略窥其研究旨趣。紧随随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陈延杰，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古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许文雨，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陈柱，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陈衍，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的钱基博、叶长青等，也都讲授过《诗品》专题课程，并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在这些论著中，率先出版的是陈延杰的《诗品注》（开明书店，1927年），但内容比较粗疏，引发过不少严厉的批评。足以代表民国时期《诗品》研究最高水平的，当推古直的《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的《锺嵘诗品讲疏》。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广东梅县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创办梅州高等小学，后相继在梅州中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梅南中学、南华大学任教，晚年任广东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广东文史馆馆员。生平著述主要有《陶靖节诗笺》、《汪容甫文笺》、《锺记室诗品笺》、《曹子建诗笺》、《汉诗辨证》、《阮嗣宗诗笺》、《层冰文略》、《层冰碎金》等。《锺记室诗品笺》完稿于1925年，但因为要编入古氏所著《隅楼丛书》之中而迁延未刻，直至1928年才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印行。出版时间虽然比陈延杰《诗品注》稍晚，但无论是征引故实，还是校诂字句，抑或是推求文意，都有很多创获，可谓后来居上。古直在书中还根据宋人所编《太平御览》的记载，认为今本《诗品》已经遭到后人篡改，现居中品的陶渊明“本在上品”。此说在学界引起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方孝岳、胡小石、汪辟疆、陈延杰、许文雨、钱基博、叶长青、傅庚生、王叔岷、钱锺书、逯钦立、中沢希男、车柱环、陈庆浩、李徽教等数十位中外学者都曾卷入其中，各执一端，聚讼纷纭。尽管经过众人的考证辨析，最终证明古直所言并不可信，但由此也足见《锺记室诗品笺》的影响深远，而这番论辩也极大地推进了对《诗品》的全面研究。
许文雨（？—1957？），又作许文玉，原名许孝轩，字维周，浙江奉化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相继任教于之江大学、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山东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生平著述主要有《文论讲疏》、《唐诗综论》、《唐诗集解》等。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许氏曾编有《诗品释》（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９年）。数年后他又编纂《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37年），其中“锺嵘《诗品》”部分即在《诗品释》基础上加以修订增补而成。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出版不久，许氏就撰有《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加以评议，尤其批评古氏“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而于‘释事忘意’之讥，恐亦难免”，尽管旁征博引，考订细密，但在研究视角和考察方式上依然存在局限，由此强调研究《诗品》不能局限于文献考索，还必须深入阐发其旨趣义理。有鉴于此，他在笺注《诗品》时除了校诠字句、疏通文意之外，还特别注重征引历代诗文评资料，借以引申发挥锺嵘论诗的宗旨，并尝试去归纳总结《诗品》的撰述体例和品鉴义理。
古直、许文雨两家偏重不同而各有所长，堪称近现代《诗品》研究中的翘楚。稍后叶长青编纂《锺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采摭汇集诸家论说，最为倚重的便是古氏《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氏《诗品释》（当时尚未及见许氏《文论讲疏》中修订增补的内容）。此后出版的不少带有集解汇评性质的《诗品》注本，如杨祖聿《诗品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李徽教《诗品汇注》（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1983年）、王叔岷《锺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又有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也都大量征引过古直和许文雨的研究成果。尽管以目前《诗品》研究的进展来参照衡量，古、许两家注本在校勘、注释、评析等方面都未尽完善，尤其是在确定底本时都选择了当时较为通行的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本，不仅未能充分呈现此书原貌，还存在个别品语的讹误脱漏，但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而言，还是对专业学者而言，依然是研读《诗品》时足资参考的重要注本。
五、本书的整理辑校情况
本书将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文论讲疏》中“锺嵘《诗品》”部分汇为一编，详加校订，以便读者披览参酌。兹将整理辑校的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古、许两人均以清人何文焕所编《历代诗话》本为底本，许氏还另据明钞本做过一些校补，因此本书所录锺嵘《诗品》原文即以许氏《讲疏》本为主。在正文后依次辑入古直的笺注（原作双行小字插于正文之中，现以注码形式依次提出）、许文雨的校勘及疏证，分别标明“古笺”、“许校”和“许疏”以示区别。两家征引的历代文献繁复多样，为行文便利往往还有所节略删改。此次校订均视作直接引文而施加引号，以利于读者区分引文层次。两家所引各种文献均尽可能覆核原书，除了明显讹脱倒衍的地方径行改正外，其馀改订均出校勘记加以说明。由于对《诗品》部分原文的理解不同，两家所施标点也偶尔存有分歧，若与其所作笺注疏证相关，则逐一说明，以供读者参考别择。至于两家在校勘和注释时所出现的个别疏漏讹误，为了尽量保持各书原貌，均未依据后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校改。
本书最后另有多种附录，以便读者参考覆按。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原附有唐人李延寿所撰《南史·锺嵘传》，此次另外增入成书在前而内容颇有不同的唐人姚思廉所撰《梁书·锺嵘传》，俾读者能够借此知人论世。《评陈延杰〈诗品注〉》（原载1927年《中外评论》第十一期）、《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诗品平议〉后语》（原载1933年《文史丛刊》第一集），为许文雨针对陈延杰、古直和陈衍三家《诗品》研究专著所撰的书评，后均收入其《文论讲疏》，可以和《讲疏》中的相关论述互相参看。《书评———〈诗品释〉》（原载1930年８月４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作者署名为“齐”，系针对许文雨《诗品释》的评论，许文雨附加案语后亦收入《文论讲疏》，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学术界《诗品》研究的概况，也可以略窥许氏研究撰述的优长。《古诗书目提要———藏书自记》（原载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九卷第一〇六期），为许文雨针对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作的补正，后曾收入《诗品释》，其实也可以视作他研读《诗品》时的参考文献提要，对于了解其撰述经历或许也不无裨益。
整理辑校过程中虽然黾勉从事，仔细斟酌，但自忖学识谫陋，疏漏阙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戊戌岁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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