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从居里实验室走来杨承宗口述自传

杨承宗先生不但是我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新中国核燃料化学的奠基人。1947年，他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居里实验室，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之女）。1951年学成后放弃优厚待遇归国，参与原子弹核燃料的研究工作，为我国核燃料化学的创立、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书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了杨承宗先生探索未知、治学育人、矢志报国的曲折历程，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感人情节；通过对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的记录，真实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放射化学及核燃料化学技术在艰苦条件下的发展历程，极具史料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操。 

他从居里实验室取来放射化学之火，

他在科学的田野上滋兰树蕙，

他为祖国打造核盾牌，

他为中国的教育开拓新路。

他轻轻地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

名、利、权、位，

都是他不屑一瞥的云彩。

杨承宗（1911—2011）,江苏吴江人。放射化学家、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1951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1978年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80年创办合肥联合大学。2001年获何梁何利奖。 

边东子（1947—），浙江诸暨人。自由撰稿人。著有《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北京饭店传奇》、《国宝同仁堂——同仁堂340年记》,广播剧《世纪之声》，长篇小说《神厨传奇》等。

王方定序
引言
第1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老子才是生来就革命的”
 求学上海

第2章　不平静的北平
 郑大章先生
 初涉放射化学

第3章　上海租界中的镭学研究所
 在上海重起炉灶
 发现射线的散射现象
 拒绝与汉奸合作
 光复与出国

第4章　走进居里实验室
海上见闻
……

第5章　五十年代
第6章　在二机部五所的日子
第7章　做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第8章　创办合肥联合大学
第9章　晚年杂记
附录
后记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当西方国家在放射化学及核物理方面的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时候，中国在这些领域里还处于启蒙阶段。正如杨承宗先生在本书中述说的，那时的中国竟有人把放射化学“Radiochemistry”硬译成“无线电化学”。早从欧洲引来放射化学“圣火”的，是杨氏的导师郑大章先生。他是老居里夫人的学生，深得居里实验室两代主人——玛丽·居里和伊莲娜·居里的好评，中国人也因此在她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不幸的是，由于战乱和疾病，这位热爱祖国、才华出众的科学家竟在37岁时不幸撒手人寰；所幸的是，杨承宗先生承接了先师的薪火，并且有幸成为伊莲娜·居里的高足。在伊莲娜·居里的亲自指导下，他富有创造性地分离了元素表中第Ⅲ、Ⅳ、Ⅴ、Ⅵ族中较难分离的一些元素。１９５１年６月，他据此写成的博士论文《离子交换法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通过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的博士学位。此后，杨先生毅然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给他的“五十五万五千法郎年薪，外加补贴”的待遇，返回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只能给他每月一千斤小米（相当于100元人民币）的薪酬，但他无怨无悔。

钱三强先生曾说，五十年代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所前身），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也就是说，在核物理方面，中国尚有一些以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等为代表的水平很高的科学家，而在放射化学方面，人才匮乏的情况就严重得多。杨先生回国后，不计名利，忘我工作。他培养人才、建实验室、编译教材，参与或指导了重水的制备、超纯石墨的提炼和质谱仪的研制等。他还以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精神，舍身取来放射性材料，从而制得了科研急需的氡－铍中子源。杨承宗先生还大力培养放化应用人才，让放射化学的圣火惠及了我国的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他是公认的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

在杨承宗即将回国之际，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邀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说：“你回去请转告，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现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当杨承宗将这番话转述给钱三强时，钱三强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和子女，也不要讲。”

从此，杨先生和钱三强一起，恪守着自己的诺言。杨承宗转达的这段忠言，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积极作用。1961年，因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被卡住了脖子。在此紧要关头，他临危受命，投身于铀矿选冶的技术攻关中。尽管时间紧、条件差、任务重，但他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感召力，领导二机部五所的科研人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自力更生，勇于创新，在两年内生产出了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要求的纯铀化合物，为我国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两弹一星”事业中，杨承宗先生是没有勋章的功臣。

   ……

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很重要，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可塑性强。如果不教育年轻人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和个人的关系，他就会学不好的东西。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小要把品行修好，学会尊重别人，把家庭搞和谐，把社会关系理顺了，再去考虑治理天下。这就是我的感受。

那时候中国人对放射化学很不了解，还真闹过笑话，“Radio”不就是“无线电”吗？因此有人就望文生义，把“放射化学”硬译成了“无线电化学”。因为我很喜欢无线电，这也增加了我的好奇和兴趣。所以就抱着对“Radio Chemistry”的向往，去学习放射化学了。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以后会搞原子能、原子弹。

我打定主意，不能与汉奸合作，也不愿意与他们接触。这与郑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系。前面说了，在北京的时候，郑先生的舅舅王揖唐是华北伪政权中的大官，他要郑先生做*部长，可是郑先生拒绝和汉奸合作，冒着危险，和夫人一起来到上海。他就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心里，做人要有人格，不与汉奸为伍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候有个说法，当然是开玩笑的，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原子高”。但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是重视原子能的。因此我们研究所的工作，院里抓得特别紧。1954年初，我们所一部分从东皇城根旧址搬到中关村，当时是一片农田。我们在中关村新建的大楼是中关村座科研大楼。因为样子是方方正正的，北大的几个先生就笑我们的楼是“火柴盒子”。

    科大刚刚下迁合肥时，本地人并不大欢迎我们，一是认为科大人花钱太冲，抬高了物价，给当地增加了负担。二是认为省、市领导对科大总是另眼相看，给科大照顾太多，尤其买任何东西都需要凭票、凭证供应的物品短缺年代，上边给科大的任何优惠都会在老百姓中迅速传开，称我们为“科老大”，说是“‘科老大’惹不起”。为此，我们也用自己的知识尽力，做一些稳定人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