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官私目录研究

本书的相关研究都非常有兴味，为目录学和书籍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理念和活力。——辛德勇
本书体现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富有生命力的新趋向。——刘宁

本书以唐宋官私目录为研究对象，力图探究唐宋时期书籍产生、流传、复制、结集、散佚、整理、著录的基本情况；讨论书籍卷帙、载体等具体形态，丰富学界关于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书籍目录的认知；还原、梳理唐宋时期书籍史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线索；总结官私目录撰作的基础与工作流程，还原结构复杂的史志目录的材料来源。力求突破目录学研究的固有范式，开展目录学与版本学、书籍史相结合的新路径。

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先秦两汉文献与出土文献、目录版本学与书籍史。在清华大学开设“目录学”“书志与书史”等课程。

《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
附：魏晋南北朝目录丛考
《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
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
从《直斋书录解题》看南宋刻本书
离析《宋史艺文志》
附：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合编

后记

后  记
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专业都是“文献学”，具体说来是分别设立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系的“历史文献学”。文献学的现状，真可用“哀鸿遍野”来形容，过度依赖研究对象、陷入琐细的知识、既有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积累核验检索手段、超越具体研究内容的方法总结付之阙如，从业人员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学科危机。于是2019年，前有《文献》编辑部组织的“文献学青年谈”，后有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办60周年组织的研讨会“基础抑或边缘”，都在回应版本学、目录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学科困境。关于何为文献学、文献学何为，北京大学史睿老师的回答也许是最能代表学科发展要求的：“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它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记录知识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的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乃至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史睿谈数字人文与现代文献学研究》，《上海书评》2020年8月9日）
具体到这本小书的缘起，则是2016年春季在清华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本想依照既有教材和课件加以增补，但现有教材不惬人意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因陋就简，只好另起炉灶的程度。几十年来，目录学的著作论文似乎都深陷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标的之中，认为书目最重要的就是分类，学术的发展演变、书目编纂者的学术思想也通过分类来展现，于是大量的著作论文都采用了某个书目的分类体系、某个藏书家的目录学思想这样的惯常套路。而我的理解是：书目作为记载著录书籍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献，产生、制作的基本目的只是登记造册，部次甲乙则是便于查检的基本方案，《隋书经籍志》所谓“簿录”才是目录书切实的命名。我想读过《群书治要》的朋友对魏徵的学术能力恐怕都是深表怀疑的；郑樵混乱的逻辑、冗沓的行文常常被四库馆臣嗤之以鼻；细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陈振孙本人的观点见解，也很难相信其学术造诣能与晁说之、王应麟比肩。而这才是这本小书的出发点：回到目录产生之初，讨论书目如何产生、关于书籍的知识如何被记录；也回到“文献学”学科建立之初，“重启试试”。
本书所收《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从看南宋刻本书》两篇成文较早，也最不成熟；《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增补修订的三种文献来源》稍后完成，结构、文风也稳定下来。而《离析》则是经过数年策划、逐步改进方法、数月写作、删修再三，最后一次改定已经趋近于小书的出版时间，因而也是唯一一篇还没到写作年代久远不忍直视地步的文章。
本书所收篇目多在北京大学文研院“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中报告，得到北京大学史睿、苗润博、张良，北京师范大学董婧宸、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天然等老师的诸多教示。关于宋代目录的几篇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史学沙龙中报告，得到侯旭东、方诚峰、刘力耘、闫建飞等老师的指正。此外“目录学”课程每有京中同好前来视察指导，课后又就许多问题往返讨论，促使我去面对不合情理的“常识”与窒碍难通的关节。
小书的出版更要感谢诸位师友的鼓励，尤其要感谢责编田颖老师的一力促成。俗话说，“写文如山倒，改稿如抽丝”，本书一二校样之间拖延了一年有余，实在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责编。也因为延宕日久，书中援引的诸位同仁待刊论文多已刊发，书中若干处“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讨论”，还真的写出了“专文”，填掉了书中的几处巨坑，也算是拖延带来的唯一收获罢。

书目作为记载著录书籍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献，产生、制作的基本目的只是登记造册，部次甲乙则是便于查检的基本方案，《隋书经籍志》所谓“簿录”才是目录书切实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