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11417
关于《碧山》
由策展人、出版人左靖发起
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化系列读本
主张让有学术高度的艺术贴近商业和生活，让商业和生活更加艺术
关于“方志小说”
纪实的“方志”与虚构的“小说”合力打造的在地写作新模式
为目前各地进行的乡村建设提供对话与沟通的工具
透过“方志•小说”，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与立体的乡村进行时
《碧山》系列第11辑。以2017年“方志小说”项目组发起的联合驻村写作计划为主线，汇集这次活动的成果。方志记实，小说写虚，而“方志小说”将二者杂糅，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在地写作新模式。同时，也借助方志和小说相对成熟的技艺，重新认识地方，认识人地关系。
卷首语 方志·小说 左靖
卷一 专题
方志小说，为什么去乡村写作 芬雷
面向地方的书写行动 周功钊
后田，行进中的一场地方“肖陶扩” 龙奕塘
总有一个出口通往后田 黄雯青
碧山在地后记 刘加
寻向所志——评展览“方志小说 驻村写作联展（碧山站）” 周净
越人歌（组诗选九） 沈木槿
端午 苏杭
皮村文学故事之一瞥 张慧瑜
皮村文学小组两篇 郭福来、李若
人应该住在山上（节选） 苏非殊
风土记 舒飞廉
卷二 传承与表现
木构复兴——润舍驻场记 许天心
卷三 故土寻踪
徽祠记（系列） 任丽、陈勃文
卷四 艺术介入社会
艺术参与社会的可能——从艺术研究者的角度 王美钦
艺术介入乡村——80后雕塑家的乡村主义路线图 周彦华
真实与改变的力量——社会参与性艺术创作在台湾 董维琇
卷五 品书
地球，我们的庇护所——《庇护所》书评 梁井宇
卷六 读影
每个脸庞都有一段故事——《Visages，Villages》（脸庞，村庄）影评 冯莉
卷七 观展
故土新用——简评“土生土长”生土建筑实践双城展 邓圆也
方志·小说
撰文/左靖
2017年的一天，芬雷问我是否可以推荐几个乡村，作为“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的驻留地。彼时，我正奔波于云贵浙等地，与当地的关系较为熟稔，可以解决一些落地的接待问题，加之这几个地方，或者我的项目正在进行，或者项目正在谈判中，方志小说写作计划的进驻，无疑会为这些项目的内容增加一些别样的视角，于是我欣然应允，积极联系。后来，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计划季顺利开展，五个驻留地，我一口气贡献了三个：云南的翁基、贵州的地扪和浙江的石仓。
“方志小说”作为一个联合词组，应该是发起人芬雷、周功钊的发明，当然，他们有一个官方的解说。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来，方志和小说，在词意上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写实，后者虚构。其实并不尽然。从起源上看，方志和小说，都跟古代的职官有关系，方志起源于《周礼》，相关的官职有职方、土训、诵训三种，他们的工作范围多在职掌一个地方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也就是说，方志本是职官为君王知晓自己所统御之地的各类信息而编纂的资料书，所以郑玄说，“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张铣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告王”的资料，不敢虚构；记录四方物土，不可虚构。所以，从方志的起源看，写实应该是共识。吊诡的是，本应是“求真写实”的书写，在中国，或因威权，或因伦理，或成王败寇，或为尊亲者讳，向来问题多多。比如，明嘉靖《永丰县志》载有“三不书”的规定，“凡无考者不书，物无用与泛者不书，仙释无稽者不书”。这个欲盖弥彰的规定，恰恰证明了在历代的方志书写中，并不完全遵循写实这一铁律。小说则出自稗官（见《汉书·艺文志》），按照班固的说法，稗官的职责大抵是记录“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虽然是“小道”，但也有可取之处；因为是“小道”，所以在内容上不必拘泥于是否真实，这就埋下了不避虚拟的种子，只要利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新论》）就足矣。在这个意义上，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是为政化民的大道；而小说则“出身寒微”，不太被待见，“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但归根结底，方志和小说，都有一个“官书”的源头，本意都是朝廷为了自上而下的“为政化民”。
上面是古代的说法。到了当代，我以为方志小说驻村写作就是民间的写作，自由的写作，没有“为政化民”的束缚，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内涵依然存在。方志·小说之所以可以对举，不仅有着非虚构和虚构之别，内容上的轻重互补、社会责任承担的多寡也是两者可以并提的原因。从目前进行的两季写作情况看，至少从我亲历的云南翁基驻村写作的结果看，方志小说更多是写作者面向地方的艺术创作，也许可以说，“小说”的成分多些，“方志”的部分少些。不过，地方性是方志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地，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地方是写作的空间框架，脱离这个框架的写作将不成立。作为这个空间的外来者，驻村写作者并不可能马上就享有与在地群体共同的记忆与身份的认同，在短至一周或两周的共同生活中，这个空间看似敞开，但可能更多的是闭合，也许只有相当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延续，这个地方才会真正地为外来者打开。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怀疑方志小说写作的有效性，只是我不太想一厢情愿地夸大方志小说的价值。地方性的发掘与重塑，从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所以我对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计划有着浓厚的兴趣，恐怕还是与这些年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在乡村从事一些文化上的工作，核心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梳理（地方需要不间断的书写和编修，从而形成地方自身的完整叙事），把梳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媒介展示出来，并做成出版物，在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村落、建筑、风俗、物产、信仰等常规写作之外，加上一些个人化的跨媒介创作，为中规中矩的文本写作增添更多的记忆内容和形式——因为不同的媒介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对象和范围。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乡村工作不正是一种“方志·小说”式的写作和实践吗？只不过我们可能在“方志”的部分用力多一些——当然不是“官修”方志那种。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内心向往的是一种类似“年鉴学派”的工作方式，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书写，层累和叠加，以及广泛吸引和接纳跨领域人士参与工作，正是方志小说的题中之义。当然，精耕细作对重塑地方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一种持续性的机制必须被建立和完善，否则会堕入脆弱的联结，以及印象式的抒情的危险。除此之外，服务地方是我制定的乡村工作的重要原则。如此一来，我们细致梳理、精心打磨的终作品，对当地居民而言，会是一本特殊的“乡土教材”，对外来游客而言，又是一种了解地方的别样的“观光手册”。总之，我希望我们的乡村工作能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实践”。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认为方志的作用有四：一是科学资源，二是地方年鉴，三是教学材料，四是旅行指导。前两个作用是大白话，暂且不说，仔细想一下，后两者不正是目前我们在乡村做的工作吗？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二日于北京
方志小说——为什么去乡村写作
撰文／芬雷
2017年7-8月，周功钊和我发起了一个联合驻村写作计划，主题是“方志小说”，18位作者受邀分别前往云南普洱的翁基、贵州黎平的地扪、浙江丽水的石仓、福建厦门的后田和广东东莞的新基等5个村落，开展了为期数周的在地写作。这个计划得到左靖老师及其团队的鼎力支持。2018年2月，我们在安徽碧山的工销社进行了一次驻村写作联展，对这次“方志小说”写作计划做了一次阶段性的总结。
什么是“方志小说”呢？借用我们展览前言中的话来说吧：方志，在于“辨方经野、因人纬俗”，成一方之志；小说，源自“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为世情之说。方志纪实，关乎现场经验，小说写虚，关乎想象历险，而方志小说将两者杂糅，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协商性的在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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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小说”跟地方有关，但这个地方不一定就是乡村。小镇可以，县城可以，大城市也可以，为什么要去乡村呢？因为方便走访和观察。方便不见得容易，尤其当你靠近它并认为自己可以一天之内游遍村子的时候，乡村开始呈现它整体空间的一面，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任何一门专业的知识都无从对应。这是其一。其二，在“返乡笔记”和“乡愁文学”的反复观照下，乡村话语复杂交织，残酷的、焦灼而无所适从的、理想的、安然而如其所是的……任何一种个人的经验皆无法周全。
面对如此不易，方志的做法也许为安全。首先，就像博尔赫斯提及的源于中国的分类法，几乎每一本方志的目录都不尽相同，方志以历史谱系的面貌呈现了整体空间的档案状态。其次，方志的写作绝少用人称，这使得叙述近于记录，写作即为整理。不过也有例外。周功钊曾提及明代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的《寿宁待志》，用的就是人称，以致有人把这本志书当作自传文学。人称对于方志写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给予了地方空间一个文学性的潜在可能，它开启了一种个人与地方空间的叙述性关系。而且冯梦龙这个人很奇怪，他声称所有的志书都只能是未完成状态，所以他干脆写成“待志”，有点时不我待的意思。这个未完成状态，允诺了地方的开放性与好客精神。
然而方志还是过于坚固了，它有自己的规制，而且大都出自官家之手，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写作。从既有的方志来看，府志、县志多，村志相对较少。乡村在方志之中更多出自管理的需要简单记录，或作为军事攻守之备案，《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考中国山河之象，求仁义险阻之情……统理万物”，就是这个用意。这或许恰好作为一个要去乡村写作的缘由。可以说，个人之于地方空间的叙述性关系，哪怕在话语生产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媒体的今天，仍有待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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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需要写作吗？费孝通曾在回应“文字下乡”这一现象的时候，从乡村作为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出发，指出文字作为传情达意之工具无法完备表达的缺陷，他认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是向泥土讨生活的，安土重迁，世代黏着，别说写作，就连记忆也是多余的。除非乡村的人遭遇了时空的阻隔，或者更为复杂的，社会的乡土性在基层发生了变化，不然乡村就不需要写作。而写作似乎也不必然需要乡村，乡愁乡恋也好，残酷焦灼也好，或许只是城市话语之于现代生活的慰藉而已。那么，我们不妨问一下，如今的乡村是否遭遇了时空的阻隔呢，而社会的乡土性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个世纪之前，鲁迅写下著名的《故乡》。那个否定又疑问的悲凉一问，引发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触：“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在鲁迅的笔下，故乡“全不如此”又“本也如此”，它在一个离开又返回然后随时准备再次离开的人的模糊记忆里，形成一种现代性的震颤。如此模糊以及如此震颤，在新文学里标记了一系列乡村遭遇时空阻隔且社会的乡土性产生变化的事件。即便如此，乡村并不必然需要写作，写作也不必然需要乡村，或者说，城市比乡村更加需要写作。写作以其可疑的、微弱的、闯入的姿态，所能做的只是去尽力连接当下的生活罢了。很多时候，这种连接性仅仅因了一个写作者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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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对于驻村写作而言，无异于一个独白式的宣言。然而在一个比特世界万物触手可及的时代，说“我在这儿”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说个人之于地方空间的叙述关系，完全可在比特世界完成，甚至更多来自个人的想象，他在或者不在，又有什么分别呢？然而写作之为写作，或者说个人之为个人，恰恰是因为来自其自身内部的不可把捉，这一点正好和地方空间的潜在可能，或者说地方性的难以捉摸形成呼应。因为写作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这种呼应自然也存在着叙述的危险，但是就像所有的路都来自不得不迈出的、那保持前行却无路可走的一步，个人之于地方空间的叙述性关系，也值得去冒险。
与此同时，“我在这儿”的宣言既暗合了本地性，也挑战着本地性的领地意识，它激起了一场关于边界与越界的讨论。就像“方志小说”中方志与小说彼此消解边界同时又彼此越界一样，个人之于地方空间亦是如此。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所说，一个空间既不能严丝合缝地封闭在自己的疆域里，也不能自由自在地与其他空间毫无阻隔地连接。前者是关于空间权力的想象，后者是关于空间自由的想象，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这两种想象都不再可能，它们不得不在一种紧张状态中进行协商。或者就像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论“好客”时提及的，所有人和空间的关系，基于“我在这儿”的意义上，都处在了“经验并实验”的时刻。
“方志小说”无疑试图激发更多“经验并实验”的时刻。如同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希望方志小说是重视地方经验的，但不至于落入社会调查的窠臼；我们希望方志小说是重视想象构造的，但不至于落入艺术实验的怪圈。我们期待与大家一同思考地方记忆的潜在路径。”这个潜在路径其实并不抽象，更不复杂，它只不过是一次将方志写作中的真实性与小说写作中的虚构性重新定向的尝试，同时它也是一次将个人与地方空间的叙述性关系，甚至将人与非人的共在性关系重新定向的尝试。
在编辑这一期“方志小说”专题时，我特别挑选后田作为驻村个案。龙奕瑭是后田驻村的策划人和组织者，他自己在后田那边创立了艺术空间，开展了很多社区艺术实践。而黄雯青作为后田驻村作者，参与了所有活动，她的作品虚实杂糅，颇具实验意识。其他村落只是零星筛选了一些诗歌和小说，比如地扪驻村作者沈木槿的组诗，还有石仓驻村作者苏杭的虚构小说。
2018年2月在碧山工销社的驻村写作联展，由周功钊、龙奕瑭和我联合策展。艺术家刘加是我们特邀到碧山进行驻村创作的作者，他用了三天的时间，借用村民家中闲置或弃用的日常物品做了一件装置。刘加的创作，我觉得特别能说明写作之于乡村的关系，就像艺术家在作品介绍中所说，艺术作品只是打开一个临时的共同空间，这个空间并不必然有效，但是它持续生产并存在着。
在“方志小说”之外，我有意邀请了皮村文学小组加入这个专题中。张慧瑜自称“志愿者”，他参与了小组的“文化授课”，见证了皮村这些外来者的成长。郭福来和李若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写作与他们个人以及生活经历的关系，他们的观察与思考非常细致。这些离开家乡来到北京的打工者的写作，与驻村作者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的写作，应该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多重的对话，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写作与地方的关系。舒飞廉的“风土记”系列散文以及苏非殊的《人应该住在山上》，并没有刻意到乡村或者为了乡村去写作，而是从为平常的生活中来，他们写作的核心始终是生活。他们提示所有的驻村写作者，写作的任务关乎生活以及共同生活，而这样的任务，我相信也是“方志小说”永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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