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史（第三版）

1.作者强：彼得·伯克是受欢迎的文化史学家之一，也是这一领域的杰出引领者。作者本书便极擅长写导论性质的小书，《什么是文化史》《图像证史》等广受读者欢迎。
2.内容好：视野开阔，通俗易懂，短小精悍。伯克以一贯的清新风格和简练通俗的文字技巧，梳理文化史的种种脉络，辅以“文化史论著选目”和“推荐阅读书目”，在二百余页的篇幅中成就了一部经典之作。
3.读者广：此书不仅适合历史学专业读者，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学研究、艺术史研究等多个领域读者的书。

文化史的实践已经不限于英语世界，它在欧洲大陆、亚洲、南美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蓬勃发展。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史》一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引。在全新修订的第三版中，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用通俗易懂的表述，再次引导我们进入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伯克首先讨论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文化史的“经典”阶段，考察了从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到爱德华·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反拨；随后，勾勒文化史近期兴起的概貌，重点介绍了上一代人写作的、常常被称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他将新文化史放在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新方法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日常生活话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在此新版中，伯克还介绍了该领域的新发展，并思考文化史在21 世纪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是历史学专业读者的入门手册，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读者的书。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1937 年生，获牛津大学博士。曾执教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员。伯克的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

导论
章 伟大的传统
一 经典文化史
二 文化与社会
三 民众的发现
第二章 文化史的问题
一 经典著作的再评价
二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
三 传统的悖论
四 争议中的大众文化
五 什么是文化？
第三章 历史人类学时期
一 文化转向
二 历史人类学运动
三 微观史学
四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第四章 新范式？
一 四位理论家
二 实践
三 表象
四 物质文化
五 身体史
第五章 从表象到建构
一 建构主义的兴起
二 新的建构
三 表演与场合
四 解构
第六章 超越文化转向？
一 布克哈特的回归
二 政治、暴力与情感
三 社会史的反扑
四 文化边界与文化相遇
五 文化史中的叙事

第七章 21世纪的文化史
一 正在改变的景观
二 文化史与邻近学科
三 争论中的文化
四 自然转向
结论
文化史论著选目（186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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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在文化史领域，没有比彼得·伯克更敏锐、更博学、更富有人文关怀的书写者了。在此书中，伯克带领我们漫游于历史写作的曲径，娓娓道出历史学家们如何为了理解过去那意味丰富的习俗而进行的一系列对话。在文化史这样一个迅速兴起的领域中，如果没有此书，那将是多么大的缺憾。
——杰伊·温特（耶鲁大学）

感谢

很多年来，我在课堂上讲授文化史，同时也在做文化史。要想一一记起都有谁给过我有益的评论，或是向我提出过刺激性的问题，这有点太难了。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这本书里讨论到的那些历史学家，我在跟他们交流或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时获益良多，像牛津的基思·托马斯，巴黎的丹尼尔·罗什、罗歇·夏蒂埃和德尼·克鲁泽（Denis Crouzet)，普林斯顿的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恩顿，还有荷兰历史学家的圈子，包括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扬·布雷默（Jan Bremmer）、鲁道夫·德克尔（Rudolf Dekker）、弗洛利科·埃格蒙德（Florike Egmond）和赫尔曼·鲁登伯格（Herman Roodenburg）。尤其是有关记忆的历史，我从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以及杰伊·温特（Jay Winter）那里学到很多。跟帕特里克·沙巴尔（Patrick Chabal）的讨论，帮助我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让我了解了一个相邻的学科；当时，他正在写作一本从文化角度探讨政治学的书——《文化困扰》（Cultural Troubles）。一些不知名的读者对本书初的计划以及上一个版本所做的评论，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他对本书初的后记和这一版中经过修订并命题为“21世纪的文化史”的部分给出了评述。

我亏欠我的妻子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特别多，她也是一位文化史学家。我次遇到她是在圣保罗大学，当时她邀请我去做一次演讲，题目是“所谓‘新史学’”。我们曾经多次讨论文化史，尤其是在她编辑她的那本访谈录《新史学：自白与对话》（The New History: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的时候。她也是这本书的草稿的读者，跟以往一样，她提出了不少改进本书质量的不可或缺的建议。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我还要感谢我在伊曼纽尔学院的同事大卫·马克斯维尔，他在我对第三版所做的文本修改中，在宗教整体研究，尤其是全球基督教教义的文化转向上，为我提供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