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铜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8425914
1.作者为香文化圈内有影响力的人士。本书主编李萌则是北京香文化圈内的老资格人物，国jia级健康管理师。
2.内容丰富。涵盖中国香事的方方面面，从香的历史、香的种类、香的器具、香的用法四大方面来介绍香与香文化，联通已经中断一个世纪的中华香事，并创新更典雅的分享之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功德无量。
3.引领潮流。本书不仅旁征博引，从古籍资料及古代绘画中完整梳理了业已失传的香文化，还收录了时下中国香文化人所创新的蕞流行的焚香用香之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图片有意境。本书图片大多为专门拍摄，虚实结合，意境悠远，有一些香器还出自名家之手，甚至是珍贵文物，为茶人所珍视。
5.本书硬皮精装，全铜版纸彩印，风格端庄、厚重、大气，契合香文化气质，加之作者权威，内容全面，实为馈赠送li、典藏之佳品。
这是一本介绍中国传香文化的图文书。焚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蕞具文人气息的生活方式之一，曾经东传日本，影响世界，然而近代却逐渐衰落，甚至被遗忘。本书从香事、香物、香器、香用等四个方面全面梳理了中国香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现状，详细介绍了自古至今的珍贵香料及古人常用的熏香器具，并通过挖掘、整理古代香文化，借鉴日本香道，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香事仪程，对复兴传统香文化意义重大。全书旁征博引，资料翔实，而且图片精美，文化气息浓郁，让读者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超然与馨香。
第 一 章 叙香史
始于上古：燎祭馨香重，甲骨黍稷香
香奉神明，祭祀用香之先声
先秦之“香”非今“香”
花椒：有椒其馨，胡考之宁
初展于汉：
香路通，异香兴，香料使用趋于成俗
汉初香草有限，国产为主
汉武帝开边，异香大量涌入
汉武帝尚香，推动香文化发展
苏合香：香出苏合国
兴盛于唐：万国来朝贡异香，馥郁芬芳飘长安
香品种类丰富，制作技术考究
朝堂焚香成制，宗教之香兴盛
香料贸易活跃，用香之风下移
麝香：唐代州郡的珍贵贡品
广行于宋：政府专事香贸，百姓雅事焚香
皇家专供香药库，香药专卖榷易院
四司六局掌筵席，香婆香人事香铺
香贸市场繁荣，香药应用广泛
龙涎香：名香出海隅
渐微于明：香至明代再无高峰
郑和出使西洋，促进中外香贸发展
炉瓶三事，桌案必备
胡椒：以物代俸的“硬通货”
第 二 章 述香用
以香为使
沉香：众香之首
檀香：旃檀妙香
乳香：最接近神的气息
降真香：久成紫香，能降诸真
行香：礼敬神佛
以香为用
驱邪除秽，清净除秽
美容香体
计时宴客
宴请熏香
以香为养
第 三 章 品香韵
生闻
燃香
煎香
煮香
第 四 章 鉴香品
香材
香粉
香膏
香丸
香饼
线香
盘香
塔香
签香
第 五 章 赏香器
香之重器：香炉
春秋战国：青铜燎炉、豆形香炉
汉代：博山炉
随身香器：香囊
取暖香衣：熏笼
燃香工具
第 六 章 咏香志
以文会友，馨香在野
《西园雅集》
《兰亭雅集》
《玉山雅集》
以香抒意，体物传情
先秦：吟香诗歌的华夏之源
唐代：诵香古诗的极盛时期
宋代：歌香曲词的黄金时代
苏轼：沉香山子赋
黄庭坚：黄太史四香
明清：书香小说的繁荣时期
以香载道，著书立说
跋 燃我一生之忧伤，换你一丝之感悟
第一章 叙香史
始于上古：燎祭馨香重，甲骨黍稷香
上古时期是文字出现以前，中华文明尚处于酝酿阶段的历史时期。上古时期距今年代久远，是文明开化和思想启蒙的重要历史阶段，本书中的上古指夏以前的时期。上古先民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完全认识了解一些自然现象，对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的自然现象或物体产生敬畏、依赖和崇拜心理，并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护佑，消灾降福。
香奉神明，祭祀用香之先声
古代先民认可自然界万物皆有灵性，便以最隆重的礼仪、乐舞和贡品来祭祀上天。古人通过各种巫术祭礼和宗教仪式来实现与天及神的对话，以祈求诸神及天的保佑和恩赐。这种活动导致了原始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古人通过“祀”来祈愿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并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自然万物以及祖先的尊敬和感恩。
考古文献显示，早在6000多年前，古人已经开始用焚烧的柴木（主要是焚烧后带有香气的植物）与其他祭品祭祀天地诸神，称为“燎祭”。燎祭的主要方式是燔柴致祭，早期焚烧之物大致分为柴薪（香草香木）、牲畜、玉石、谷物等。燎祭的精深意旨在于令香气及烟气升达至天，柴薪和牲畜脂肪通过焚烧产生大量浓烟直冲云霄，而松、柏等针叶树和香草焚烧后产生的特别香味也能远传四方，烟气和香气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和嗅觉冲击效果。
商代燎祭的对象主要为山川、社神，也包括四方、日、月、风等，燎祭的目的大都为求雨、求丰年，《甲骨文合集》中有记载：“壬午卜，于河求雨，燎。”周代以后，燎祭逐渐演变为郊祀和封禅的主要祭仪，通过燔柴燎牲以敬神告天。
“燎”字甲骨文为，篆文变作，像木材交积之形，旁加小点像火焰上腾之状，下或从火，会燔柴而祭之意。《说文解字》：“寮，柴祭天也。”其施用情形一般是在郊外高敞处建一座高大燎坛为燔柴之用，《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因而仪注中又有坛璇之制。《尚书·尧典》记载：“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意为焚柴升烟，以气闻达，告祭天地。《尚书·洛诰》郑玄注：“裎，芬芳之祭也。”又郑玄注《周礼》：“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也。”意为燃烧香木香草使之产生芬芳之气，并上达于天，以香气享神，这是后世祭祀用香之先声。
燎祭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明火焚烧，通过燃烧将代表自然的牲畜和代表文化的玉帛相连结。燎祭带有中介的性质，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媒介物。同时，从地理空间上看，燎祭在高处举行，郊祭的燎坛多居高阔之处，封禅的燎台更是在众山之巅，台坛和山峰位于天地之间，正像是天地的连结点，而燎祭时升起的烟雾，隐含天地相接之意；从时间上看，人们用火象征祖嗣传承，连结了祖先和后代，《诗·大雅·生民》便有载：“载燔载烈，以兴嗣岁。”综上，燎祭既是自然与文化的连结，也是天地之间及先祖和后代的媒介，而燎祭正是先人敬神告天所认可的人与神之间的媒介。
燎祭是重要的祭祀仪法，在中国古代，祭祀也是一种治国之道。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商周至明清，燎祭一直为帝王邦君所施行。如《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又《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汉书·五行志》引同。《旧唐书·马周传》：“臣又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云：‘吾不预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如此。”唐·李邕《又驳韦巨源谥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酌于礼经，陈于郊祭。将以对越天地，光扬祖宗，即告成功，以观海内。”
先秦贵族在举行重大祭祀仪式之前，皆举行祓除之礼。“祓”，《说文解字》的解释为“除恶祭也”，指驱除身上的污秽和邪气。《吕氏春秋·本味》中就有“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燔火，衅以牺豭”的记录。《史记·封禅书》言武帝每见“寿宫神君”“天子祓，然后入”。这一祓除礼，是祭祀前的清洁、驱鬼仪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沐兰汤”。大约从夏代开始，人们就有用兰汤洗浴身体的习俗。《楚辞·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认为兰汤不仅可以祛除身上的污垢，使人的身体变得洁净，更可以祓除不祥。
除了“沐兰汤”的功用，香草在祭祀活动中也是敬献神灵的祭品之一。《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就记载古人以香草和酒作为祭品：“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这里的“桂酒”“椒浆”并非只是美称，而是实际的祭祀物品，蕙、兰、椒、桂，皆芬芳之物，旨在强调祭品的芳洁美好。朱熹注曰：“此言以蕙裹肴而进之，又以兰为藉也。奠，置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浆者，周礼四饮之一，此又以椒渍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飨神也。”以兰叶作为铺衬，将蕙草包裹的祭肉放置于上，献上桂椒酿制的美酒琼浆，让祖先神明得以安享，以求更多福佑降临。在“祭之以酒”的古代社会生活中，作为“天之美禄”的琼浆玉液也是最佳的祭享物品。桂的芬芳属于自然之香，用它所酿制的酒浆，清香芳醇，符合献享物品“贵质尚本”的要求，故而为神明祖先所喜爱。《荆楚岁时记译注》中也记载了楚人岁旦之时“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的习俗。可见，桂酒、椒浆确为当时的实际物品。这些祭品最大的特色就是香气四溢，正如朱熹所说的“取其芬芳以飨神也”。用桂酒祭祀神明的习俗在汉代依旧盛行，《汉书·礼乐志》载：“尊桂酒，宾八乡。”将香酒供献于祖先神明，表达了人们对其最恭谨虔诚的礼敬，以香酒为媒进行人神交流，期望神佑人安，幸福康乐。
先秦之“香”非今“香”
香气从周代起在祭礼中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自两汉至唐，随着佛道兴盛及西域和南海大量异域香料的流入，“香通神明”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香”字源于谷物之香。甲骨文中的香字似盛黍稷于器之形，以见馨香之意。禾黍边上的小点，表示谷粒或者黍粒。香字从黍从甘，“黍”表谷物，“甘”表甜美。《说文解字》：“香，芳也。”舯部曰：“芳，卿香也。”《大雅》曰：“其香始升。从黍从甘。”《春秋傅》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属皆从香。”
先秦时期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燃烧香草和供香酒。《诗经·生民》记载用焚烧染有油脂的萧祭路神：“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孔疏：“萧，香蒿也。爇，烧也。言宗庙之祭，以香蒿合黍稷，以合其馨香之气，使神歆飨之，故此亦用萧，取其馨香也。”郑玄笺：“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闻。”萧，即牛尾蒿，有香气，嫩芽、嫩叶可生食或蒸食。古人采蒿与黍稷共同烧煮，以香气享神，或用香草煮成的水，作为祼礼的盥洗之用。
香草和香酒是祭祀活动中敬献神灵的重要祭品。《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就记载古人以香草和酒作为祭品：“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诗中的“桂酒”“椒浆”并非仅是美称，而是实际的祭祀物品，蕙、兰、椒、桂，皆属芬芳之物，旨在强调祭品的芳洁美好。朱熹注曰：“此言以蕙裹肴而进之，又以兰为藉也。奠，置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浆者，周礼四饮之一，此又以椒渍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飨神也。”意思是说用蕙草将肉包裹，并用兰叶置底用作铺衬，将桂椒渍于酒中酿制成芬芳琼浆，以此让祖先神明得以安享，以求更多福佑降临。
桂本身具有自然之芬芳，用桂所酿的酒浆清醇芳香，符合献享物品“贵质尚本”的要求。桂酒在“祭之以酒”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因为神明祖先所喜爱，成为最佳的祭祀物品。用桂酒祭祀神明的习俗在汉代依旧盛行，《汉书礼乐志》载：“尊桂酒，宾八乡。”意指古人将香酒尊献于祖先神明，以此表达人们对其最恭谨虔诚的礼敬。期望以香酒为媒，与神沟通，望神佑人安，幸福康乐。
用郁金香和黑黍酿制的鬯酒也是祭祀的重要供品。《周礼春官宗伯》云：“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郁草即为郁金香，《说文》曰：“郁，芳草也，谓用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香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礼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此时的“香”并无香料的含义，指的是祭祀时牺牲、黍稷及酒、柴所释放的香气。
宋人在作《香谱》时，将“香通神明”追溯至三代祭祀之礼。宋人叶廷珪在《香录》中有观点认为，“古者无香，燔柴炳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又《颜氏香史》中说，“焚香之法，不见于三代。汉唐衣冠之儒，稍稍用之。”到了清代，《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九·香谱·谱录类一·器物之属提要》中显示四库馆臣对南宋《陈氏香谱》的评价，就认为将“龙涎迷迭”的源头追溯为“左传馨香”是“殊为无谓”了，可见彼时博学的四库馆臣，已不觉得香事与“黍稷馨香”有什么关系了。
由此可知，先秦时期“香通神明”的“香”在范围上与今时有异。首先在“香”的含义上，先秦时期的“香”指兰、蕙、椒、桂、郁、鬯等散发的香气，表现在祭品上就是香草、动物油脂和粮食的燃烧之香气，而不是现今人们所熟悉的“焚香”；其次，“神明”的范围也扩大了，今时的神明在祭祀天地四方与祖先之外，呈现了官方祭祀之神与佛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神明的混融。
花椒：有椒其馨，胡考之宁
椒酒奉神祈福泽
《周颂·载芟》篇有“椒”：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这首诗反映了周代春季的农事活动和祭祀活动，从诗篇开头到“万亿及秭”是农事部分，写了春季里松土除草，耕地播种，妇女为农人们送饭，秋季收获的粮食堆满了仓廪；从“为酒为醴”到诗篇结尾写祭祀宴享，以美酒、牺牲感谢神灵祖先庇佑并祈祷来年丰收，以美酒美食敬献长者又宴请四方客人。
《载芟》里的花椒被用来制作祭祀中的供品。诗句“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是对花椒最早的文学描写。对其中“椒”的字意，汉毛亨解释：“飶，芬香也。椒犹飶也。胡，寿也。考，成也。”郑玄笺：“芬香之酒醴飨燕宾客，则多得其欢心，於国家有荣誉。宁，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则多得其福右。”由此可知“椒”在《载芟》一诗中代指用于祭祀祖先的酒，用花椒浸泡入酒中制作供奉祖先的酒醴，用带有花椒馨香气味的供品供奉给祖先以祈求祖先的庇佑。
《楚辞·离骚》记载：“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此句描写祭祀场合，“椒，香物，所以降神。言巫咸将夕从天上来下，愿怀椒糈要之，使占兹吉凶也。”古人相信神灵喜爱花椒的香味，以花椒之香吸引神灵，花椒是人与神灵达成沟通的桥梁，花椒在祭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椒酒是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献祭品。《诗经·周颂》有载，将香酒供献于祖先神明，可以让祖先神灵安享，并得其福佑。献上馨香的椒酒，表达了人们对祖先最恭谨虔诚的礼敬。期望以香酒为媒进行人神交流，祈祷神佑人安康。
《载芟》诗中的祭祀仪式里是借花椒祈祷长寿健康。对“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孔颖达的解释为：“以飨燕施于宾客，故云‘得其欢心，于国家有荣誉’。祭祀进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禄，於身得寿考。’胡为寿也。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在这场祭祀里先民请祖先享用有花椒香气的酒醴，祈求祖先保佑降下福禄，祭祀者向祖先祈求保佑自己健康长寿。古人借花椒表达对健康的企盼，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健康而延长生命是他们朴素而强烈的愿望，时代的制约使他们只有借祈求神灵、祖先的庇佑来实现这种愿望，花椒就是祭祀中承载这种愿望的载体。
花椒的食物价值
现今，花椒已是日常佐餐之物，口感香麻，味道浓郁，即开胃又暖身。但其实花椒被用于菜肴中调味，是直到宋元以后才普遍的。
魏晋以前，花椒多是作为香料、象征物、殉葬品使用。魏晋以后，花椒的药用功能与饮食调味功能逐渐被开发出来。东晋周处《风土记》中有“三香椒、樘、姜”之说。《齐民要术》中记载“作鱼鲊第七十四”“脯腊第七十五”“羹镬法第七十六”“蒸缹法第七十七”等篇中均是椒姜并提，绝大多数是姜椒、橘皮、葱、小蒜一起配伍。“其叶及青摘取，可以为菹，干而末之，亦足充事。”《蛮书》《北户录》《四时纂要》均记载了花椒用于调味品的情况。由此可见，花椒已经渐渐进入了人们的饮食生活。
晋代以前，花椒多见于贵族的餐桌，加入了花椒的食品被认为是上等的美味佳肴。唐代以后，花椒在菜肴中的使用有所增加，唐代诗僧释寒山诗云：“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到了宋元年间，花椒得以大量使用。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载了不少食品使用花椒调味。元代，牛羊肉等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逐渐增大，需要一味能“压膻腥”的香辛料。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中牛羊肉制品多用花椒调味。元代倪瓒所著《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所记载的各种海鲜类菜肴也用到花椒，这些记载表明此时花椒食用已广泛应用。
清代以前，花椒的麻味在川菜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基本味，它主要与其他调味品一起使用，如制作花椒盐、五香面、葱椒盐等。清代末期，麻味已成为川菜中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基本味，《成都通览》中记载了“椒麻鸡片”的菜名。以花椒制成的调味料有花椒油、花椒粉与椒盐等。花椒具有馨香和独特的麻味，赋予了川菜别具一格的特质，它与辣椒相搭配形成了川菜麻辣兼备的格局，成为川菜的核心及特色调料之一。
花椒的药用价值
公元两千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载，花椒可以“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记载了秦椒、蜀椒的栽培地。秦椒“今秦、凤及明、越、金、商州皆有之”；蜀椒“陕、洛人间多作园圃种之”。
古代医疗水平落后，药物缺乏，人民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经验，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依据药物的性能功效将药物分成上、中和下三品，其中收录了不同产地的两种花椒—秦椒和蜀椒，秦椒被收入中品，《本经》秦椒它的评述为：“味辛温。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生川谷。”蜀椒在《神农本草经》中被收入下品：“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轻身增年，生川谷。”这是药物典籍对蜀椒药性明确的记载，后代医书中也多收录有花椒。
花椒也常见于中医药方，与其他药材搭配后花椒可用于治疗腹痛、伤寒等病症，如《肘后备急方》载“治卒心痛方”，用到“蜀椒1两”。《神农本草经》中说：“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今处处可种，最易蕃衍。”又载：“椒，阳刚之物，乃手足太阳、右肾命门气分之药。其味辛而麻，其气温而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千金翼方》载，花椒“治下痢，腰腹冷，兼温中暖胃，除湿，止腹痛”。可见，花椒能养颜抗衰，治疗多种疾病。
由此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花椒的气味具有杀虫、防腐、防霉、防潮、袪湿的药性，且利于人体保健，或许这正是古人喜爱其味道的主要原因。
初展于汉：香路通，异香兴，香料使用趋于成俗
汉代开通了丝绸之路，大量外域香料如丁香、迷迭香、胡椒、安息香等进入中国并风行于汉时的贵族阶层，多种香料的应用和发展，酝酿出了中国香文化的雏形。
汉初香草有限，国产为主
西汉初期，人们使用的香料基本都是比较常见的国产香草，这一点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众多香料及香器具便可略窥一斑。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墓葬结构宏伟壮观，出土珍贵文物三千余件。其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至今仍可清晰辨别的花椒、佩兰、茅香、辛夷、杜衡、藁本、桂、高良姜、姜等十余种植物性香料及香奁、香囊、香枕熏笼等香器。
《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书中记载，花椒“除风邪气，温中，去寒痹”；茅香可治恶气，“令人身香，治腹内冷”；高良姜“治腹内久冷气痛，去风冷痹弱”；桂皮主治“腹中冷痛，咳逆结气，脾虚恶食，湿盛泄泻，血脉不通”；干姜“温中散寒，逐风湿冷痹，腰腹疼痛”；杜衡治“胸胁下逆气”；佩兰有“疏风解表，祛风活血，散瘀止痛，去伤解郁”。这些香料除了具有芬香气味，在不同程度上也皆有药性。既能散发芳香，又能起到保健作用，且较易获得，在汉初被大量使用。
墓中出土了专门放置香料的单层五子漆奁、内填香草佩兰的绣花香枕以及装有各种香药的草药袋和香囊。草药袋总计六个，其中两个草药袋盛有花椒、茅香、高良姜和姜，三个草药袋添加藁本，余下一个草药袋中仅盛花椒。同时，出土文物中还有两个彩绘陶制熏香炉和两个截锥形熏笼。其中一个熏香炉盘内盛满了燃烧后残存的茅香炭状根茎，另一个熏香炉内则装有高良姜、茅香、藁本和辛夷等香草。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余种当时常见香料分别盛放在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奁和熏炉中，基本代表了西汉初期贵族用香习俗的物质概貌。
至汉武帝年间，国家大一统，南北交流增强，南方的香料传入中原地区。同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使得大量西域物品传入，异域香料随之进入中原地区，用香风气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
汉武帝开边，异香大量涌入
汉武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开拓疆土，通西域、开海路、统南越，汉时中外经贸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海外香料如胡椒、迷迭香、乳香、龙脑香、安息香、苏合香、沉香、丁香等也随之源源不断进入中原，熏香种类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熏香习俗的普及并盛行。
《博物志》中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著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日乃歇。”《后汉书李恂列传》也记载：“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由此可以看出，自汉武帝时期就有西域香料开始传入内地，两汉时期不断输入中原地区。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19世纪末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概念，即丝绸之路用来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非欧洲的古代贸易通道，主要用来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进行交流的重要道路。
现今的香料主要是指具有香气或香味的物质，并不单指可食用的香辛料。但在汉代以前，中国本土香料基本局限于椒、茅、萧等清香料以及葱、芥、韭、蒜等辛香料。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沿途的商人将大量西域香料传入中国并增加贸易，这些经营活动不仅促进了陆地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也改变了中国香料市场的格局。同时，南越收复后沿海部分居民开始开拓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丝绸之路较陆上丝绸之路不仅能到达更远的地方，每次贸易可运输的货品数量更多，且更能接近香料主产地。由此，大量异域香料从海上传入我国南方地区，再由南至北传入中国广大地区。
迷迭香
迷迭香随着丝路进入中国，《本草纲目·草部卷之十四·草三：迷迭香》中载，“魏文帝时，自西域移植庭中，同曹植等各有赋。大意其草修干柔茎，细枝弱根。繁花结实，严霜弗凋。收采幽杀，摘去枝叶。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之排香同气。”因魏文帝曹丕极其喜欢迷迭香浓郁的芳香，不仅随身佩戴，并将迷迭香成功移植到宫苑里，并为迷迭香作赋“生中堂以游观兮，览芳草之树庭。重妙叶于纤枝兮，扬修干而结茎。承灵露以润根兮，嘉日月而敷荣。随回风以摇动兮，吐芬气之穆清。薄西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龙脑香
龙脑香在西汉时传入中国。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西汉的广州已能见到龙脑香。龙脑就是取自龙脑香树树干的裂缝处的干燥树脂，或者砍下其树干及树叶，切成碎片，经水蒸气蒸馏升华后冷却而成的产物，也就是现代中药体系中的天然冰片。中国古代写龙脑的诗歌很多，如戴叔伦的《早春曲》：“博山吹云龙脑香，铜壶滴愁更漏长。”长孙佐辅的《古宫怨》：“看笼不记熏龙脑，咏扇空曾秃鼠须。”李贺的《啁少年》：“青骢马肥金鞍光，龙脑入缕罗衫香。”当中的博山炉、青骢马、黄金鞍、绫罗衫，都是奢华贵重之物。显而易见，龙脑香在当时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贵族群体中。
安息香
汉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引入香料。安息香原产于古安息国、龟兹国、漕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地区。《汉书》称：“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李时珍曰：“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酉阳杂俎》载安息香出波斯国，作药材用。《新修本草》曰：“安息香，味辛，香、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西戎似松脂，黄黑各为块，新者亦柔韧”。叶廷珪《香谱》云：此乃树脂，形色类胡桃瓤，不宜于烧，而能发众香。
汉武帝尚香，推动香文化发展
汉武帝时期，中国香料种类及数量大量增加。同时，由于汉武帝的推崇，古代香文化已在上层社会中酝酿并风行。
汉武帝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垄断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皇帝的这种行为被大臣仿效并流传到民间，形成了用香敬神的传统。
汉武帝带动了香器发展
相传，汉武帝嗜好熏香拜神且信奉神仙方术。汉代人们相信，在大陆东方的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是修仙得道的理想场所。因而汉武帝遣人以典籍图画中的仙山景象来制作了造型特殊的香炉—博山炉。“博”其意为众多，指炉盖雕镂的起伏的山峦之形。武帝希望以此炉熏香可以感动神仙，满足其长生的愿望，因此才有了流传于后世的博山炉。虽然在博山炉之前已经出现了熏炉，但是都不如博山炉那样特点鲜明，影响深远，故人们将博山炉推为香炉的始祖。
博山炉能在西汉快速流行开来并享有很高的地位，与汉武帝的推重有关。汉武帝奉仙好道，此时期的博山炉追求于仙山、仙岛的奇幻梦境，炉盖高耸如山，模拟仙山景象，山间饰有灵兽、仙人，镂有隐蔽的孔洞以散香烟。足座下还常设有贮水（有贮兰汤之说）的圆盘，润气蒸香，象征东海。焚香时，香烟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宛如云雾盘绕的海上仙山。据史料记载汉代还有更加精巧的“五层博山炉”“九层博山炉”。燃香后各层会有序地自然转动，致使图案变换，这些香具以及燃香后出现的奇妙景象，既可促进人们思维灵光的发展，也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取向。
汉武帝制定了用香宫制
《汉官仪》中有大量的用香仪轨，如：“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意思是官员们上朝要在怀中揣香。汉官兴职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等。据传，自汉代起，宫中的侍女多持孔雀翎，其目的就是打扫香灰。
据汉代风俗著作《风俗通》记载：“汉尚书郎每进朝时，怀香握兰，口含鸡舌香。”《初学记·职官部》中曾引述东汉学者应劭所著《汉官仪》的记载：“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奏事，黄门郎对揖跪受，故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可见，百官上朝须随身佩香，尚书郎须口含鸡舌香（丁香），一身香气地侍奉天子。
《太平御览》的记载则更有趣：“桓帝侍中乃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颇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过，赐毒药，归舍，辞决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求视其药，出在鸡舌，咸嗤笑之。”说的是东汉桓帝在位期间，有位担任侍从的侍中名叫乃存，其人年长且有口臭，向汉桓帝奏事的时候不免熏到皇上。有一天汉桓帝终于忍受不了了，便赐了一粒鸡舌香给乃存。乃存将鸡舌香含到口中，只觉得此物又香又辛辣，以为是皇上赐给他的毒药。吐又不敢吐，咽又不敢咽，万般无奈下含着这粒鸡舌香回到了家。一到家，乃存就吩咐家人赶紧为自己准备后事，然后与家人抱头痛哭。家人很奇怪，不明所以，赶紧向乃存的同僚询问，乃存的同僚闻讯赶来，让乃存吐出口中的药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告知乃存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舌香，是清香口气的。足见古代的郎官口含“鸡舌香”，是“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以免口气不佳。
而自汉代开始，鸡舌香就成为了朝廷礼仪的组成内容，上朝官员无论是否有口臭都要含鸡舌香，比如刘禹锡的诗句“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又比如白居易的诗句“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都是形容同朝为官之意。曹操曾经给诸葛亮写过一封信《与诸葛亮书》：“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这并不是讽刺诸葛亮有口臭，而是以五斤鸡舌香相赠，隐晦地劝说诸葛亮归降汉天子，自己愿意和他同朝为官。
汉代上层社会，尤其在宫廷中，不仅流行烧香，还开始用香料营造仙界氛围、熏衣、熏被，说明这一时期香料的使用已经日常化，外来香料也成为日常用品的一部分。
苏合香：香出苏合国
汉代国力兴盛，香料推动了汉代对外文化交流及经贸往来的发展。随着外来香料的大量涌入，香料渐渐由神飨而人用，由外用而内服，由单味而复方。苏合香是汉唐时期重要香料之一，主要依靠进口。
苏合香别名各不同
苏合香又名帝膏、苏合油、苏合香油、帝油流、狮子屎，还有梵语苏合香sturuk的多种音译。
帝膏之称，见于唐代侯宁极的《药谱》。苏合香进入中土后逐渐入药，《名医别录》云：“苏合香……久服轻身长年。”苏合香虽有轻身长年的功效，但真者难别，陶弘景曾主张苏合香只供合香，不宜入药。而西域进贡的苏合香则为真品，唯帝王可享用无虞，故称帝膏，后也称帝油流。
苏合香又称兜娄婆、都卢婆、都噜婆、窣堵鲁迦，咄鲁瑟剑、咄竭瑟剑。这些名字都是梵语苏合香“sturuk”的音译，多出自佛经。苏合香在佛教中多用来礼佛，被视为佛香上品。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三云：“或立四种。谓四大香。一沈香。二窣堵鲁迦香。三龙脑香。四麝香。”窣堵鲁迦即为苏合香。又《六字神咒经》卷一讲供养文殊师利菩萨在道场诵呪时要用“都卢婆香油（苏合香稀者是）无烟佉陀罗木炭。”《大威怒乌刍涩摩成就仪轨经》卷一云：令众人敬真言要使用“咄噜瑟剑苏合香也，末和芥子”，以进火中一千零八遍。
苏合香在古代不同时期产地所载不同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据此可知，苏合香产于大秦国，非中土之物。《南史》卷七十八也提到了“苏合”“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随着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明交流逐渐加速，而罗马正位于贸易路线上的终点，当时的中国把它命名为“大秦”。据《魏略》记载：“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苏合香的产地应当是大秦国。
而根据《魏书》《周书》与《隋书》记载，苏合香的产地应当是波斯国。《魏书》卷一百○二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郁金、苏合、青木等香。”《周书》卷五十载：“波斯国，大月氐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又出白象、狮子……赤廘皮，及熏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隋书》卷八十三载：“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
苏合香气味形态各异
《梁书》《后汉书》《广志》中皆有记载：苏合香有香膏与胶滓。香膏近油汁状，气味香浓；贩来中国的多为胶滓，质坚味淡。
晋郭义恭《广志》载：“苏合香……采之，筌其汁以为香膏，卖滓与贾客。”棪树树胶割取下来后，经深加工、精细提炼而成香膏，是气味香浓的苏合香膏；而提炼出香膏后的棪树树胶渣滓则是粗制的固态苏合香，气味不浓。香膏苏合香尝为进贡之物，而胶滓固态苏合香则多为商人贩卖。因此《梁书》亦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先煎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
《中华本草·维吾尔药卷》云：“《注医典》载：（苏合香）是一种树的香脂，有的从香树中自溢外出，色黄；有的是对树皮采用煎煮法提取而得，色黑。”《药物之园》记载与之同，并指出苏合香树与温桲树相类。至今维吾尔族医药仍用此苏合香。大体来讲，唐代以前多用粗制苏合香。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以来，多用精制苏合油。
古人喜爱熏染佩戴苏合香
汉晋时期，宫廷权贵喜以异域香料熏室香衣。《艺文类聚》卷七十《服饰部下》载《梁孝元帝香炉铭》曰：“苏合氤氲，飞烟若云，时秾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熏。”苏合香气悠耐燃，稀少珍贵，非寻常百姓家所有，尝为帝王家香炉熏燃。又唐张说《安乐郡主花烛行》：“翠幕兰堂苏合薰，珠帘挂户水波纹。”李百药《笙赋》：“苏合薰兮龙烛华，连理解兮鸳枕粲。”都描出古?在房中熏染苏合香的情形，可见熏染苏合香是一种流行于上层社会的习俗。
白居易在《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中写道：“胭脂含脸笑，苏合裹衣香。”又明朱有燉《元宫词》：“骑来骏马响金铃，苏合薰衣透体馨。”李端《春游乐二首》：“游童苏合带，倡女蒲葵扇。”又李峤《弹》：“侠客持苏合，佳游满帝乡。”这些诗句都透露出古人有佩戴苏合香囊的习惯。
虽然古代不同时期的史书中关于苏合香的名称、产地、形态的记载各有不同，但苏合香确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人的日常生活，并以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一味重要的中药药材，深刻影响着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兴盛于唐：万国来朝贡异香，馥郁芬芳飘长安
唐代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富庶、国富民强，这种盛世局面为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唐代香料极为丰富。其来源有境内各州郡的土贡、外蕃朝贡，更主要是靠胡商在唐经商。香料买卖市场由此初步形成，这既是唐代用香之盛的推动力，又为唐以后香文化的持续繁荣提供契机。另一方面，盛世局面使唐王朝有能力消费名贵香料。
在唐代繁荣的社会形势下，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香文化在唐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唐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阶段，为唐以后香文化的成熟和完备奠定了基础。
香品种类丰富，制作技术考究
唐代国力强盛，海陆交通发达，大量域外香料通过朝贡贸易或由胡商贩运而源源不断入唐。就唐代主要进口香料或香材品种而言，沉香出天竺诸国；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没香出波斯国及拂林国；降真香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丁香生东海及昆仑国；没药是波斯松脂；薰陆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单于者绿色；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国；苏合香来自西域及昆仑；龙脑香出婆律国等。
唐代香料品种较前代大大增加
唐时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郁金香、阿末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爪哇香等，基本囊括了唐以后的香料，最晚进入中国的龙涎香也可见于晚唐史料《酉阳杂俎》。
同时，唐代香料充足的另一个表现是，香料成为唐代许多州郡的土贡产品。唐代除华北地区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除麝香外，如台州临海郡、漳州漳浦郡、潮州潮阳郡及陆州玉山郡土贡甲香；广州南海郡产“沉香、甲香、糖唐香”；永州零陵郡、道州江华郡土贡零陵香；驩州日南郡有沉香。但仅靠州郡土贡和外邦朝贡并无法满足唐朝香料的消费需求，主要依靠的还是从事香料经营的胡商从其产地贩运到唐的民间贸易。
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香料来唐的两大通道，而由于安史之乱，陆上丝绸之路不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因此，唐代一些沿海大城市成为香料的集散地。广州沿岸聚集了大量乘载着异域香药的海外船舶，唐时的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香料转运、买卖活动相当兴盛。扬州是仅次于广州的香料贸易港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于天宝年间曾两次在扬州采购了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水香、熏陆香、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龙脑香、胆唐香等近千斤香料。唐代其他一些沿海地区也是香料的转运地。唐代香料市场的市场规模，为宋代香料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香品制艺初步发展
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有着紧密联系，香料的种种妙处在唐代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品质上乘的外来香料在这些领域占据了重要分量。无论是香的种类、用途还是品质，唐代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香料不仅种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香品制作技术有了长足发展。
唐代香料的调配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门类繁多的香方制作细致精良，功效多重。从香品形态看，有香膏、香饼、香粉、香脂、香丸、香水；从使用方法看，有涂敷、内服、佩戴、焚烧等。各种各样美容香方的出现表明了唐代香品制作的精细化程度，如到唐代才有的独立口脂配方，不仅添加诸多香料，芬香满馥，而且还形成紫色、肉色和朱红色等不同色泽的口脂，不仅护唇，还能疗病。
唐代香方门类繁多、功能多样、细致精良、技艺高超，推动了唐以后香料专著的产生和合香技术的成熟。唐代传世医书《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记载的合香方就可见唐代香品的品质之高。如薰衣香就分为和蜜的薰衣湿香方及不和蜜的干香方。而就干香方而言，《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了三种相关配方，《外台秘要》也记载了五种，《千金翼方》中的薰衣香丸制作配方尤为重视控制香的燥湿程度、烟火多少来提高香的质量。
与此同时，印香、香炷是唐代香品的新风尚，隔火熏香是新的焚香方式。唐代香品制作工艺的进步，也是宋、元直至明、清香文化继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朝堂焚香成制，宗教之香兴盛
唐代朝堂宫殿、居室帷帐、休闲独处、娱乐宴会处处弥漫着缥缈幽香。朝堂焚香成为唐代宫廷礼仪活动的一部分。
《新唐书仪卫志》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香案是放置香炉的几案，常用来陈设、薰衣、供佛、祀神。朝廷由尚舍局专门管理焚香诸事，“掌殿庭祭祀张设、汤沐、灯?、汛扫”。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隔仗炉光出，浮霜烟气翻。飘飘萦内殿，漠漠澹前轩。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轮囷洒宫阙，萧索散乾坤。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杜甫诗“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姚合诗“王言生彩笔，朝服惹炉香”，均写出朝堂焚香、官员衣衫染浓香之景。
除了朝堂焚香，唐时一些庄重场合也要焚香。《梦溪笔谈》记载礼部贡院在举人考进士之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唐代朝堂宫殿、进士考场以及庄重场所少不了焚香，并且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味，代表着对皇权的礼敬。
唐代佛教发展兴盛，佛教中的用香仪轨也被道教、祭祀所借鉴吸收，佛教、道教在举行法事活动或信徒修炼时，皆有香料的影子。由于佛教、道教在唐代得到扶持和尊崇，寺院、道观遍布全国且信徒数量众多，这使宗教之香在唐代尤为兴盛。佛经借香讲述佛法，僧人诵经打坐、寺院法事活动更要焚香通达神明；道士修行朝礼，斋醮仪式也少不了烧香礼拜。唐代皇室尤为重视国忌日或降诞日，在寺院行香设斋，道观也会在这些特殊日子举行斋醮法事为皇帝焚香祈福，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佛教、道教之香的兴盛，这是唐代宗教之香的特色。在佛教、道教用香的影响下，自天宝八年玄宗敕令“以三焚香代三献”，皇室祭祖、丧葬的祭祀活动也开始焚香，祭祀用香大为扩展。
宗教之香亦讲究香品的风格，唐代有专门的佛寺用香，道教则重视降真香。文人常以“香刹”指代寺院，古诗文人描写道观、道士焚香的作品也比比皆是。香料在唐代世俗生活和宗教活动应用之广，是前代无可比拟的。如此不但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生活，提高其生活品质，也为唐人带去了精神慰藉。
盛唐时期，佛教逐渐本土化、世俗化，而随着上层社会对异国香料的追求改变，唐时用香之风呈现下移趋势，这为香料在宋代能够走进广大社会阶层，成为日常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香料贸易活跃，用香之风下移
唐代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社会富庶，这为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杜甫《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唐代交通便利，国内南北交流及对外经贸、文化交流高速发展，为香料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唐国史补》卷下言及舟楫之利：“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上疏论及内河交通运输情况：“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由此可见，唐代内河航运交通之发达。《通典》则记载了当时国内陆路的发达情况：“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对外交通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空前繁荣。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通向国外的贸易路线达七条：“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唐代是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香料在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水路为唐代与中亚、西亚、东南亚诸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唐代用香盛行还体现在上层社会广泛使用香料，并且用香之风出现下移趋势。香料不只是少数上层贵族才能消受得起的稀罕之物，普通的官僚、士大夫对香料也偏爱有加。与此同时，受上层社会用香风尚的影响，尤其到了盛唐阶段，用香之风逐渐下移，虽然普通百姓不能够毫无节制地享用香料，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香料的影子，部分外来的珍贵香料对他们来说也不再神秘。
唐代文人阶层的推动作用也是唐代用香之盛的原因。唐代有大量关于香料的诗歌，嗜香的文人们不仅仅将香料作为吟咏的对象，还用细腻、雅致的审美情趣赋予了香料丰富的色彩和唯美的意象。唐代笔记小说、诗词文集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咏香、用香、制香的作品，香料不仅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生活，同时作为文化载体，也丰富了唐人的精神生活，增添生活情趣。这无疑推动了唐代用香由物质享受上升为精神享受。
先秦时期纯朴的用香风尚，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至唐代已经广泛盛行于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盛唐后期，随着佛教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用香风尚呈现向下层社会发展的趋势。香料在唐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用范围之广，风气之盛行，彰?了与大?盛世相映衬的时代特色。唐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承上启下的盛唐时代，香料贸易的兴盛以及唐人对异国名香的追求之风必然影响后世香料的贸易和使用，为唐以后香文化的成熟与繁盛奠定了基础。
麝香：唐代州郡的珍贵贡品
麝香是我国原产的天然动物性香料，也是很早就被发现、记载且应用较为广泛的稀有昂贵之上品药材。麝主要生活在陕甘、川蜀、西藏的山谷地带，取自麝的麝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就唐代而言，麝香主要作为香料、药材等使用，既是贡品，也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并形成了经由吐蕃输往海外的一条“麝香之路”。
麝如小麇，脐有香
麝香具特异强烈的香气，是中国传统名贵中药与香料，来源于鹿科动物麝的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麝是东亚独有品种，在中国曾经属于广布种群。历史上麝更分布于全国各大区范围，现代我国麝的分布区域范围与种群数量仍然居于亚洲之首。从某种意义上说，麝是中国原产并延续至今的特有动物。因此，中国古代对麝就有普遍的记述，可能由于麝与獐外形多有相似，麝较獐略小，在古代也没有像近现代的动植物分类学的细致分类法，致使文献记载中多有将“麝”误称为“獐”或“香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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