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18470
※在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同乡关系是中国人自古及今十分看重的人际关系，在近代以来社会变动及转型时期，会馆作为同乡组织成为联系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的人们的重要纽带，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帮助，同时也参与社会变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会馆是为了帮助从事商贸行业的同乡在异地所设置的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但本书所关注的重点却不单纯是会馆的商务活动，而聚焦的是会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这方面的活动与运作，这一角度是以往的会馆研究者所较少关注的。
※在本书中，可以了解到某些会馆的建立是由仕宦，或者仕宦与商人主导建立。而在当时的发达地区，地方上的同乡为寻求仕途、考职等，需要借助会馆所建立的同乡关系谋求帮助与关照。从这一方面可以窥见血缘地缘的家族乡里关系，如何延伸、渗透到政府官僚中枢系统，使政治制度与家族乡里制度连接与互渗。
※在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在讲求“关系”的近代中国社会中，人们如何通过会馆这个纽带，将政治的中心与山川远隔的家乡联系在一起，形成血脉相连、经络交织的人际关系网，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政治变动的一种无形而强固的力量。
乡土，是中国人的重要情感支撑，而乡谊则是在乡土的基础之上建构而来。本书将连接同乡关系的乡谊与政治加以联系，重点考察了明清以来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之互动。作者试图以明清同乡京官印结为切入点，观察政治制度运作与出仕者的社会生活，通过会馆禀请和衙门给示晓谕讨论清朝基层社会法秩序；紧扣近代同乡群体转型成为公共团体的时代脉搏，探讨了政治运作中乡谊流动网络的拓展与分化、影响乡谊流动的因素、乡谊流动的后果等方面，从而分析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既协作又冲突的多重面相。本书凸显了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并尝试在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001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037
第一章 乡谊流动的启动…………………………………………………041
第一节 桑梓与利益：乡谊流动中的权衡 ……………………… 041
第二节 满足需要与服务社会：乡谊流动的动机 ……………… 065
第三节 交通与通讯：乡谊流动的物质条件 …………………… 073
第四节 舆论：乡谊流动的重要武器 …………………………… 079
第二章 近代中国乡谊流动的扩展与分化…………………………… 088
第一节 乡谊流动的扩展 ………………………………………… 088
第二节 乡谊流动的分化 ………………………………………… 127
第三节 乡谊流动的分歧 ………………………………………… 135
第三章 乡谊流动与制度建构………………………………………… 164
第一节 出仕、保证与同乡：明清同乡京官印结 ……………… 164
第二节 会馆禀请与衙门给示 …………………………………… 208
第三节 政府对会馆的管理、改造与接收 ……………………… 240
第四章 乡谊流动与政治的互动…………………………………………300
第一节 乡谊流动对政治的顺应与挑战 ………………………… 300
第二节 乡谊流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与冲突 …………………… 316
第三节 政府对乡谊流动的响应及限度 ………………………… 332
结 论………………………………………………………………………340
参考文献要目……………………………………………………………… 346
一、资料部分 ……………………………………………………… 346
二、研究文献 ……………………………………………………… 351
后 记………………………………………………………………………364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综述
重视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利用同乡关系等渠道解决社会生活诸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它不仅盛行于古代社会，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大行其道。围绕会馆等同乡群体进行的请托与受托，促使同乡资源在同乡网络上流动便是乡谊流动。近代中国，在中西碰撞下，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治国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乡谊流动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近代的乡谊流动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近代转型，亦体现了治国方式随着中国社会变迁而做出的调适。从乡谊流动与政治的互动正可观察到近代历史的律动。
乡谊流动最基本的载体是会馆等同乡群体构建的网络。明清时期，同乡群体中最为重要的团体是会馆、公所。会馆是旅居外地城镇的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所设立的组织，一般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它主要有同乡会馆、同业会馆和移民会馆等类型。会馆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指社会组织建立的馆所，本书所谓会馆侧重其社会组织属性。已有研究显示，中国的会馆最早兴起于明永乐年间。会馆在明清两代一直在旅外人员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会馆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兴盛局面。清末，在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同乡会，有的同乡会与会馆合而为一，有的同乡会与会馆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乡会被取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行，会馆财产被政府接收，其历史终告一段落，前后共存在五百多年。除了会馆、公所、同乡会，印结局也是明清时期活跃于京师的重要同乡群体，民国建立后即退出历史舞台。
对乡谊流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会馆等同乡群体而展开，大体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近一百多年里，中外学人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持续不断，相关论著不断问世，研究成果的数量惊人，而且其中不乏对这个同乡组织的精彩解读。现在以“会馆”“同乡”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可检索到数千篇期刊文章。已经有学者对会馆等同乡群体史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为了便于较少接触会馆史的读者了解本书的学术脉络和基础，在此仍对相关成果作一些介绍，以勾勒出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粗略历史面貌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最初比较关注会馆与行会，会馆与商业、商人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已经出现了从社会史视角研究会馆的专著，如1943年窦季良出版了《同乡组织之研究》。②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受现代化视角的影响，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脉络中观察会馆，讨论会馆与商会、同乡会的关系。一部分学者通过会馆讨论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政权建设等问题。21世纪之后，会馆的建筑文化，公共空间特性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大体围绕人与建筑这两个方面展开。本书侧重点在人，而非建筑，在此先对会馆建筑的研究略作介绍，之后重点介绍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
一、对会馆建筑的介绍与研究
会馆史研究初期，对会馆建筑本身进行探讨并没有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心。近些年随着物质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从建筑技术、艺术、文化、公共空间等方面研究会馆建筑的论著开始增多。郭广岚、宋良曦的《西秦会馆》从建筑、棚、石雕等方面，勾画出了自贡盐产业发展中的会馆百态。骆平安、李芳菊、王洪瑞的《商业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讨论了明清商业会馆的建筑设计及装饰艺术。赵世学的《传统会馆建筑形态比较研究——以重庆湖广会馆与河南山陕会馆为例》和《传统会馆雕刻艺术研究——以山陕会馆为例》从现存会馆中木、石、砖、彩等装饰的人文内涵角度，考析了会馆装饰作品的内容及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全集·会馆建筑·祠堂建筑》，冯骥才主编的《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老会馆》，介绍了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会馆建筑之艺术成就。社旗县文化局等编撰的《社旗山陕会馆》，《中国古代建筑·社旗山陕会馆》和李芳菊的《走马飞舟赊旗镇》以社旗（古赊店）山陕会馆建筑格局为引线，展现了赊旗山陕会馆建筑群内精美的雕刻、绘画、楹联等建筑艺术精品。除此之外，介绍、分析各地的会馆建筑还有不少论著。会馆建筑作为公共空间，其间的祭祀、演戏和其他集会活动也受到关注。如王日根的《论明清文化的世俗化》《论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李刚、曹宇明的《明清工商会馆神灵崇拜多样化与世俗性透析——以山陕会馆为例》等论述了会馆中的文化活动。王东杰考察了四川会馆的崇祀对象，认为，被视作移民原乡认同的“乡神”，往往被赋予超地域性，使其能够容纳新认同。
二、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
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介绍、分析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结构与功能，澄清相关史实。
大量论著对同乡组织本身的沿革、种类、经费、组织、事业等内容进行介绍。这不仅涉及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会馆，而且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会馆也被关注。综论性如陈清义的《中国会馆》，周均美主编的《中国会馆志》，王熹、杨帆的《会馆》等。关于北京同乡组织的论著和资料集有胡春焕、白鹤群的《北京的会馆》，汤锦程的《北京的会馆》，白继增的《北京宣南会馆拾遗》，叶宗宝的《同乡、赈灾与权势网络：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等。关于上海同乡组织的论著和资料集有郭绪印的《老上海潮州商帮》，郭绪印著《老上海的同乡团体》，宋钻友的《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于珍的《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教育》，潘君祥著《上海会馆史研究论丛》，薛理勇的《老上海会馆公所》等。北京、上海等地有较多同乡组织，其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山西、陕西在外地的同乡组织较多，所以山陕会馆之类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陈清义、刘宜萍所编《聊城山陕会馆》，韩顺发的《关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所编《晋商史料全览·会馆卷》，张明亮主编的《晋商会馆》，姚洪峰、杨蔚青的《洛阳山陕会馆保护与修复图说》，刘成虎、韩芸所编《会馆浮沉》等。四川移民组织很多，相关研究有王雪梅、彭若木的《四川会馆》，赵逵的《“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重庆湖广会馆管理处编的《重庆会馆志》等。其他地方的会馆论著有周昭京的《潮州会馆史话》，刘正刚的《广东会馆论稿》，梁连起主编的《保定会馆志》，卞伯泽的《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唐凌、侯宜杰等著《广西商业会馆研究》等。周宗贤著《血浓于水的会馆》，陈云栋著《台湾的客家人》，石锦著《近代中国社会研究》，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对台湾地区的会馆进行了研究。同乡组织的论著数量庞大，最近一二十年出版势头尤其迅猛。这些论著良莠不齐，有的提供了相关资料，有的考订了相关史实，也有的粗制滥造。在研究的地域范围方面，学者们逐渐从北京、上海、苏州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转到关注其他普通城镇以及边疆城镇的会馆等同乡群体。
第二类是在经济史框架下的会馆等同乡群体研究。
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的研究最初大多在经济史的框架中进行。从行会史、资本主义萌芽史、现代化史等视角下分析会馆的形成与分布、性质和功能，并讨论会馆与行、行会、公所、商帮、近代同业公会、商会的关系。以上研究路径是近三十多年中国大陆学者对会馆等同乡群体研究的主要取向。
首先，会馆的性质。
19世纪后期开始兴起关于会馆的研究。当时出版了玛高温著《中国的行会》，马士著《中国行会考》，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湖南人编《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会馆》等论著。这些论著通常把中国的会馆比附于西方基尔特，比较关注其中的商业行会，并认为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权力十分强大。玛高温著《中国的行会》，1886年发表于上海出版的《亚洲文会杂志》，是西文著作中有关中国行会历史问题的著名文献。该书指出，“会馆，最初多建于大都市里，是官员们为在同乡中实现互助互卫之目的而设立的。后来，商人们以此为楷模，也建立起自己的行会”。《中国的行会》虽然更多关注商业行会，但显然，该书已经注意到会馆至少有同乡性质的官员会馆和商人行会。之后一百多年里，学者不断地争论会馆的性质到底是同乡的会馆还是商人的行会，其实《中国的行会》对此已经有所提示。关于会馆的性质、起源，每个学者关注点不同，往往各执一端。1922年，日本学者和田清依据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资料及其他中国文献资料，对中国的会馆公所进行研究，他发表了《关于会馆公所的起源》一文，他认为会馆、公所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宋的“行”，是商人经济组织。1927年，日本加藤繁发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一文，提出与和田清相似的观点，认为作为会馆先驱的行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1925年，郑鸿笙的《中国工商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论证了工商行业公会、会馆、公所的差异，并指出会馆同时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1928年，大谷孝太郎撰文《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指出近代上海商人团体的发展，时间越靠后其乡土结合越凝固，这种乡土结合实际上是在分割市场，阻碍了资本的聚集。根岸佶的视野集中在工商性质的会馆，但是他对会馆又做了一般性的全面研究。
1932年，根岸佶发表了《中国的行会》，对中国会馆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政府将部分管理经济的权力让渡给商人。根岸佶实地考察了上海等地的工商行业会馆，1951年出版了《上海的行会》。
1934年，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出版。他在该书中论及明清时期的行会制度时，用的章节标题为“会馆”，而且内容也全是关于会馆的，诸如会馆的沿革、产生原因，客帮与会馆，会馆的内部运作、事业活动等。
1935年，加藤繁发表《论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他认为欧美学者将中国会馆视为西方的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他们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憩息燕集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模仿这种性质的……商人会馆的产生，难以说是本地的行发展壮大的必然的结果，而显然是因为和其他都市的通商关系密切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定居下来的人有所增加，也就是商业更加发展的缘故”。 1942年，他又发表《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并指出：“会馆，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
早期中外学者对会馆的研究主要围绕商人会馆、会馆与基尔特（行会）的关系而展开，19世纪20、30年代已有学者论证了会馆与基尔特之间的差异，他们注意到了会馆等同乡群体，但不是研究的重点所在。
20世纪40年代之后，日本学者继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会馆、行会的论著。仁井田陞对会馆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的社会和行会》一书中，他指出应将中国的基尔特组织与西方行会组织作比较研究，为深层次把握中国会馆的特质，应先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构造，从而将会馆研究向社会史方向拓展，这是日本学界在会馆问题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c今堀诚二是研究会馆成果颇多的日本学者，发表了《行会史》《中国商工行会的素描——以内蒙古农村机构向行会过渡为中心》《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中国行会商人的构造》《近代开封的商业公会——崩溃过程中的封建社会形势》《中国的自耕农基尔特的构造——小商品生产阶段的历史作用》等论著，集中探讨了工商业行会、会馆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横山英著《中国商工业劳动者的发展和作用》、幼方直吉著《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他们的转化》、泽峙坚造著《北京市商会的同乡性》、宫崎市定著《明清时代的苏州和轻工业的发展》、白山反正著《中国行会和它的独占政策》、增井经夫的《会馆录数种》等，也讨论了中国的行会、会馆。
1949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对会馆、行会重新展开研究。李华的《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洪焕椿的《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等，把会馆研究集中在了工商会馆这一类型上。
1982年，吕作燮撰文《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指出中国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且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系。北京、上海、苏州、汉口等地会馆资料显示，会馆多为地域性质同乡组织或行帮组织。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和《南京会馆小志》两文，进一步指出会馆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其成员有官员、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公所是同业组织，成员仅为工商业者。吕作燮的观点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掀起了学界关于会馆概念、性质界定的激烈争鸣。1982年，胡如雷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书，他在该书中写道：“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他认为会馆、公所是工商业组织。汪士信的《明清商人会馆》认为，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吴慧的《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也讨论了会馆、公所与行会的关系。
日本学者川胜守发表了《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一文，他认为商人会馆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分析了明清社会变革中商与士的关系；他运用会馆的地域分布强弱来分析地域性商帮在某地实力的强弱。寺田隆信在《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一文中指出，北京的歙县会馆主要为服务于科举而建，但是会馆发展中商人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会馆问题与科举、商业资本问题联系起来，其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邹怡认为，明代后期，歙县会馆及义庄由商人集资创建和维护，服务同乡士商，但清代中期以后，会馆资金转而依赖力图步入政界的商人，甚至获得盐务部门的资助，与之相应，会馆的服务对象也缩小为科举考生和官员。义庄虽然保持了民捐民用，但其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涉均需政府力量的介入。歙县会馆的发展表明，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非如西方般呈现为对立制约，在行政主导的政治传统中，两者表现为垂直粘连、交叉利用，国家对社会进行分类控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仍在持续关注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但研究路径已经拓展。由于国内学者对会馆研究差不多是重新起步，一些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会馆学术史并不熟悉，之前已经有学者探讨会馆与行会、基尔特之间的同异。一些外国学者转向探讨会馆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时，此时部分中国学者还在集中讨论会馆与行会、基尔特的异同。此时，会馆研究的地域范围仍然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
其次，会馆与公所的关系。
一般认为，会馆、公所是传统社会组织，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结构和功能迥异的两类社会组织：会馆为同籍移民的同乡组织，公所则为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范金民认为，对会馆与公所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a王日根认为，“会馆与公所在很多场合往往不易区分，倘若真要说出二者的区别，其主要点当在于：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公所则更多地注重实效……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据地。而中小商人则既可栖身公所，又可寄居会馆”。
徐鼎新在《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中认为，上海的同乡会馆与行业公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同乡会馆表现出同行业组合的特点，同时同业公所中又包括若干地域商帮。他指出，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演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c高洪兴认为，清末民初，近代上海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步向同乡会馆转化，而那些完全按行业组合的会馆、公所则由于其封建行会性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逐渐趋于没落，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同业公会所取代。他指出，同乡会兴起后，会馆、公所逐渐变成只为死者服务的慈善组织，而同乡会则相应变成为生者服务的组织，体现了两类同乡组织功能分工的不同。王笛在《清代重庆移民社会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指出，重庆的会馆、公所和同业行会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会馆不仅是同籍移民举办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对城市政治、宗教、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它几乎参与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彭泽益认为，“会馆公所名虽说不同，实则性质无异”。
上述观点，均有资料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但又难以涵盖所有会馆、公所的关系，因此要客观辩证看待。正如严昌洪指出的：“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是同乡会还是行会，是商人组织还是手工业组织，或者兼而有之。”最后，会馆与商会、同业公会的关系。
20世纪20、30年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分析会馆与商会之间的关系。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会馆与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的互动关系上。如宋钻友的《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彭南生的《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黄福才、李永乐的《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韩晓莉的《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会馆的演变历程。
一些学者强调会馆与商会的区别，而否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朱英认为，会馆与商会是明显不同的两种商人社团。不少会馆、公所是旧有的商人组织或以商人为主的组织，商会是新式的商人组织。即使商会成立之后，会馆、公所还与之长期并存，从经济史视角观察到的会馆、公所往往被看作行会，会馆、公所的其他内涵则被忽略。最初，一些研究者认为，商会的根本宗旨、基本职能、组织结构和总体特征都与行会截然相异，近代商会的产生，是对传统行会的一种历史否定。当然，他们在强调商会与传统行会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注意到二者还是存在一些联系。丁长清认为，会馆与商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商会与会馆不同，已不是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某地区、某帮商人组织，而是各帮商人的全国性组织”。
90年代以来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会馆、公所组织自身的近代化过程。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邱澎生等已经开始讨论会馆与商会的联系。邱澎生认为，会馆与商会在组织经费来源、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且商会成立之后与会馆联系密切；商会相比较会馆而言，其规章制度具有全国统一性和结构完整性，成员组成具有跨行业性。虞和平等人认为，商会之所以能容纳行会，是因为行会具有一些近代化或者进步的特点，因而才能和现代的或者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会兼容。虞和平指出，公所等行会组织具有与商会相类似的协调、管理、商事仲裁等功能，它们之间有着被包涵与包涵、互相依赖的联系。因此，虞和平反对一方的兴起必然以另一方的衰落为前提的看法。王日根甚至认为，工商性会馆与商会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他还指出，会馆、商会都是社会变迁中社会组织建设的反映，“其中势必有一些不同，但绝不是泾渭分明，毫无传承共通之处的”。
范金民指出，会馆与商会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商会成立之后并没有取代会馆，而是通过会馆来发挥自身作用。王翔在有关苏州云锦公所的研究表明，在商会的影响下，公所会馆在选举、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民主特色有所增强，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付海晏等考察苏州商事公断处理案后指出，民初商会、公所、会馆等商人团体之间的团体认同要远胜于所谓的新旧对立。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几个领域，还有一些论著也不再局限于就会馆论会馆，而更多地将会馆等同乡群体置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联系地、动态地、全面地考察会馆等同乡群体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相关论文不胜枚举，如刘正刚致力于四川移民会馆的研究，许檀透过会馆剖析清代河南商业城镇的商业发展状况，宋伦等研究了山陕会馆，蓝勇在《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一文中，对云南省的江西、四川、湖广、广东、福建、秦晋、江南和贵州会馆分布数量做了统计，认为清代云南共有151所移民会馆。薄井由在《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査资料为依据》一文中，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各地会馆的地理分布。罗群在《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一文中，指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了会馆、行帮、商会三个发展阶段。
传统-现代二元分析框架给会馆等同乡群体史研究带来一种新的思路和分析手段，但在研究初期往往相对忽略会馆组织本身的复杂性、区域性，忽略其与现代社会组织相联系的一面，造成研究的简约化、表面化倾向。在初期的会馆等同乡群体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把近代商会与公所、会馆等传统商人组织作为两种对立的组织来看待，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历史否定与突破，商会所表现的近代法人社团性质与公所、会馆等所体现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后来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予以修正，认为商会与公所、会馆等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功能，公所、会馆等自身也处在“近代化”过程中，而且往往被纳入商会组织系统之中，构成商会的组织基础。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相当的“继承性”。
第三类是社会史、文化史视野下的会馆等同乡群体研究。
1945年，窦季良出版了《同乡组织之研究》，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966年，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论》出版，在中国的籍贯观念形成因素、北京会馆的起源、会馆的数目和地理分布、近代中国地域组织狭隘畛域观念的融消、大群意识的产生及其积极作用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罗威廉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通过会馆讨论了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与“公共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了顾德曼的《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通过重建近代会馆的历史从而讨论了同乡情感的延续、同乡情感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王日根所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着力于会馆与明清社会变迁的互动，考察会馆的社会整合、内在运作和文化内涵；王日根的《中国会馆史》，从会馆的产生、分布、功能、演变等多视角多层次地阐释了会馆的发展历程，并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反观了会馆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指出会馆在经济、文化、道德建设等层面所发挥的作用。有的则分析会馆等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探讨“城市生态”诸问题。
在此，不准备全面描述社会史、文化史视野下会馆等同乡群体研究的成果，仅仅选取四本与本书密切相关的会馆史专著为例进行分析，从中揭示出本书在问题意识、文献等方面的脉络。这四本专著是窦季良所著《同乡组织之研究》；何炳棣所著《中国会馆史论》；罗威廉所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顾德曼所著《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窦季良、何炳棣、罗威廉、顾德曼等人关于会馆等同乡群体的著作，都涉及对同乡组织的不同解读。就地域范围而言，窦季良研究重庆的同乡组织、罗威廉分析汉口的行会、顾德曼讨论上海的会馆，他们三人都是研究某一个城市中的同乡组织；何炳棣则研究了全国范围内的会馆。以某个城市为范围作个案研究，或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是两个不同的路径。何炳棣认为，日本学者虽对北京、上海、归绥等地的若干工商行会有重要的贡献，但似乎还不能圆满解答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内容大都根据战时对重庆一市会馆之实际调查，此书未及重庆地缘性的行业公所，会馆史料也大多限于咸同以后。何炳棣钟情于宏观整体研究，对日本学者和窦季良的个案研究似有不满足之意，嫌其范围过于狭窄。虽然如此，以上诸位学者对会馆无论作整体研究，还是从个案出发，其成果都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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