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60周年致敬版，以常识重新定义城市生活，揭示现代城市规划歧途的传世经典，豆瓣知乎高赞推荐，中译本全面修订）

正统规划师们建大楼、建公园、建高架，她却说：
「只有当所有人都是城市的创造者时，城市才有可能为所有人都提供一些东西。」
一位传奇女性，一部挑战权威之作，60年间，改变了世界！
——————————新版特色：
中文译本全面修订
新增简·雅各布斯小传，致敬经典
新增北大俞孔坚教授导读，解析为何60年后中国读者还可借鉴参考此书
新增简·雅各布斯“现代文库”版序言，重新定义城市生态的基本逻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自1961年出版以来，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对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雅各布斯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安全或不安全？是什么构成了街区，它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雅各布斯具体阐释了城市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取向，也为评估城市的活力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尽我们所能去理解城市的生态，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雅各布斯的杰作是一部以人为本治理城市的蓝图。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简·雅各布斯1916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高中毕业后，她来到纽约。纽约形形色色的工作区域深深地吸引着她，于是，她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关于这些地方的文章。1952年，她成为《建筑论坛》的助理编辑。她被分配去报道城市的改造计划，但她发现，这些正在施工中或已完成的计划，不仅无趣、不安全、没有活力，而且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也是负面的。由此，她对正统规划理念愈加怀疑。1956年，她就此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这次演讲后来发展为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再后来，又发展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出版于1961年。
雅各布斯在纽约、多伦多等地积极参与城市发展相关事务，为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改革建言献策。她的主要作品还有《城市经济》（1969）、《城市与国家财富》（1984）及《生存系统》（1993）等。
金衡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外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研究、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

一 导言
第一部分 城市的特性
二 人行道的用途：安全
三 人行道的用途：交往
四 人行道的用途：孩子的同化
五 街区公园的用途
六 城市街区的用途
第二部分 城市多样化的条件
七 产生多样性的因素
八 主要用途混合之必要
九 小街段之必要
十 老建筑之必要
十一 密度之必要
十二 有关多样性的一些神话
第三部分 衰退和更新的势力
十三 多样性的自我毁灭
十四 交界真空带的危害
十五 非贫民区化和贫民区化
十六 渐次性资金和急剧性资金
第四部分 不同的策略
十七 对住宅的资助
十八 被蚕食的城市与对汽车的限制
十九 视觉秩序：局限性和可能性
二十 拯救和利用廉租住宅区
二十一 城区管理和规划
二十二 城市的问题所在
索引

“现代文库”版序言

简·雅各布斯

1958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只是期望去描述一下好的城市生活在不经意间会给予的那种彬彬有礼和让人愉悦的服务；同时，想表达一下我对一些规划上的时髦想法和建筑方面的流行思想的失望，这些时尚的东西非但没有加强我说的服务，反而将它们一扫而光，而实际上城市生活是多么需要那些充满魅力的服务啊。此书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就是描述这些服务的：这就是我原本想写的内容。
但是随着我开始研究和思考城市街道，以及城市公园的那些棘手的事儿，我一脚踏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寻宝旅程。很快，我发现那些不起眼的宝物——街道和公园——里面藏着不少密码，并且还提供了透露城市另外一些固有特征的东西的秘密。于是，一个发现引出了另一个发现，再是另一个……在寻宝过程中收获的这些发现构成了这本书的其他内容。还有一些剩下的没写在本书里的东西，随着它们一点一点地展现，成为我另外四本书的内容。很显然，这本书对我产生了影响，诱引着我走向了随后半生中要做的事。不过，这里也有这么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影响吗？我自己的估摸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
有些人喜欢走路去做他们的日常活动，或者如果他们住在一个方便步行的地方的话，他们就更情愿步行。另有一些人喜欢乘坐车子或开车做日常凡事，或者觉得会以这种方式去做，如果有车的话。在以往，有汽车以前，有些人会叫来马车，或者是坐上轿子，有不少人还着实梦想过能够这么出行。不过，我们都知道，从那些小说啊，传记啊，还有故事传奇之类的，从这些东西里知道，有些人的社会地位规定他们不能步行，只能或坐或骑或乘而行——在乡间闲逛除外。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忍不住朝外瞧上几眼，看看正在走过的街景，盼望能厕身于闹市之中，体验一把冒险和惊讶之感。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这么来归类一下，把上面描述的那些人分为：步行族与坐/开车族。本书于前者可谓倾心相见，有些是基于亲身体会，另有一些则是缘于乐见其成。他们发觉，书中所述与其喜爱、关切和体验吻合一致，而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书中很多信息来自对步行族的观察和倾听。在我的研究中，他们是合作者。一个互相呼应的结果是，本书也赋予了这些合作者一种合理性，让其深信，他们早已熟悉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道理在的。那些一直以来被称作专家的人从来就不尊重步行族所知晓和珍重的事物。在其眼里，他们思想陈旧，而且还自私，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路上那些制造麻烦的沙子。没有资格说话的人要面对并反对那些有资格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实际上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不过是无知和愚蠢而已。本书被证明是提供了针对那些专家的有用的军火。但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称这种效果为“影响”并不太确切，更应该称为是证实和确认（无资格之人的正确）。反过来看，于坐/开车族而言，本书既无益于确认他们的看法，也不会给他们施加任何影响。就我的视野所限，至今依然不会。
就学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学生而言，此事同样颇为复杂，且时有变化。在本书出版之时，这些学生无论是属于步行族还是坐/开车族，无论是缘于生活经验的选择还是脾性所至，他们其实都被严格地塑造成反城市、反街道的设计者和规划者，他们似乎被塑造成一些疯狂的坐/开车族，而且假定所有人也都是那样的。他们的老师也是按照这个模式被培养成的或被灌输这种思想。事实上，整个与城市面貌相关的机构（包括银行、开发商以及那些早已把那种规划和建筑思想及理论牢记在胸的政客）就是以守门人的身份如此行动的，保护城市的形态和发展远景不受城市生活的影响。但是，在这些学生尤其是学建筑的学生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些学规划的学生，有一些是步行族。对他们而言，本书还是说出了一些道理。他们的老师会把本书看成是垃圾，或者是“咖啡屋里的扯淡，还那么尖酸刻薄”，有一个规划者就这么评论的。不过，有意思的是，本书进入了必读或是推荐书单中。有时候，我怀疑，这是不是要让作为实践者的他们提高警惕，防备那些他们本须反对的思想，那些会让他们的头脑变得愚笨的思想？的确，有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老师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是，对那些步行族的学生来说，本书具有颠覆性内容。当然，改变他们头脑的并不全是我的思想。其他一些作者和研究者，如著名的威廉·H.怀特，也暴露了反城市思想存在的不切实际和造成城市面貌了无趣味的问题。在伦敦，《建筑评论》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都站出来指出了这些问题。
今天，很多建筑师，还有年轻一代的规划师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主意——非常美妙，非常聪慧——这些都可以用来加强和活跃城市生活。他们同时也有贯彻其计划的本领。这些人的声音是一种呐喊，他们的声音高过那些我讥嘲过的无心无肺、充耳不闻的城市规划控制者。
但还是有悲哀的故事在。尽管那些傲慢的老守门人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少，但是那些门框本身是另一回事。在美国城市中，反城市的规划行为很是顽固，让人惊诧不已。在多如牛毛的规章、细则、编案中，在因为已有实践的影响而造成的战战兢兢的官僚行为中，以及在因历史而形成但并未经审视过的僵硬的公众态度中，都能找到其影子的存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这些障碍，也一直存在着巨大而热诚的反对的努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些时候：当大片大片的城市老建筑被重复使用，发挥了新的和不同的作用时；当人行道被拓宽，而车行道被缩小时——其实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些地方的街道往往行人很多而拥挤；当城市闹市区的办公楼关闭后，此区域依然热闹不减时；当混合了各种精妙用处的街道作用得以成功地培养时；当新建筑挤入老建筑中间时——一方面是那么地显眼，另一方面又能够在一片街区中遮掩老建筑间原来留下来的扎眼的空漏，且这种修补的作用是如此完美，以致根本感觉不到新建筑可以发挥这个用处。国外的一些城市在这个方面本领特别大。但是要在美国做这样的事真是比登天还难，还时时让人伤心不已。
在本书的第二十章，我提出过建议，可以通过两个目标重新规整那些城市中自我隔离的廉租住宅区：把这些住宅区纳入正常的城市街区中，中间连接多个新的街道；在这些新街道上增加一些多样的新设施，那些住宅区自然也就同时融入城市生活区域中。当然，这里的要旨是新增添的商业设施要能够良性运转，经济上能够维系，这是衡量这些用处是真的能够发挥作用还是仅为虚假摆设的标准。
自本书出版以来的三十年里，上述实际有效的规整（就我知道的而言）并没有实施过，这让人很失望。要知道，随着一年又一年时间的过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难了。这是因为反城市的规划，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住宅项目让城市街区环境愈发滑坡，随着时间的推移，邻近这些地方的健康的城市生活区愈发难以形成。
即便这样，把住宅区转变成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机会还是存在着。首先，可以从简单的开始，这也是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意味的学习过程。学习总是先易后难。一个好的行动时机是，我们可以从考虑对付城市郊区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开始，这样的发展实际上是不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在能源上的消耗、基础建设上的浪费、土地使用上的代价都非常之高。因此，如果现有的摊大饼式发展要有所控制的话，那么从节省资源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有必要学习如何把这种控制，尤其是与城市生活区的连接，做得更加有吸引力、更加赏心悦目、更加能够持续性发展——对于步行族与坐/开车族都一样。
在有助于制止城市更新和贫民区清除项目的实施方面，本书时常被称赞是做出了贡献。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我很乐意接受这个赞誉。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在本书出版后的很多年里，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后，城市更新和贫民区清除死于凄惨的失败。但是，只要一厢情愿的臆想和时时发作的健忘症还在那儿，那些运动就还会时常沉渣泛起，而煽动它们的则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有害的钱流向那些开发商，也因为有足够多的政治上的自大和傲慢，以及公共补助的存在。比如，最近的事例是那个壮观但倒闭了的金丝雀码头项目，孤零零地矗立在伦敦破败的码头和已经拆得零碎、一派萧条（却曾受居民喜爱）的多格斯岛社区之间。
回到我在前面说过的寻宝的事，在从一条街道寻到另一条街道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说有关城市生态的事情。乍一听，这里的“生态”一词好像说的是下面一些事：比如，浣熊在城市街道的后花园和垃圾袋里寻觅能够喂饱它们的东西（在我自己住的城区里它们就是这么做的，有时候甚至在城市中心也有这样的事发生）；又比如，老鹰有可能减少摩天大楼间的鸽子的数量，等等。但是，我说的城市生态不同于研究野生世界的学生所关注的自然生态，当然也有相同之处。自然生态系统是这样定义的：“一个物理—化学—生物的活动过程，活跃于一定量的空间和时间单位中。”城市生态系统则是一个物理—经济—伦理的过程，活跃于城市生活的特定时间里，且相互紧密关联。通过类比的方式，我提出此定义。
这两种生态系统——一个由自然造就，另一个由人工形成——在根本原则上有相同之处。例如，两者都需要诸多多样性来维持其发展——当然，首先要确定的是，它们都富有生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样性都会以一种有机的方式得以进展，内含的各种要素则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互相依赖。在生活和民生中，生态多样性表现越多，则越能体现其持续发展之生命力。在这两种生态系统中，很多微小和含混的构成因子（它们很容易被粗浅的观察所忽视）对整个系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相比于其形状或数量而言，重要性要大得多。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基因链形成是宝中之宝。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相应的是行为间的互相关联；更甚者，行为方式不仅在不断产生的新组织中重复自己的行为，而且也会发生杂交和嬗变，产生从未有过的行为方式。正是因为存在着各个因子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这两种系统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攻击，也容易被破坏和毁灭。
有时，也会出现没有致命毁灭的情况，这或许说明系统很坚实，很有韧性。再加上，如果运转良好的话，系统会表现出稳定的迹象。但是，从深层次而言，这是一种假象。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言，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皆在流动之中。当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静态情形时，实际上我们目睹的是起始和终结的过程，且两者同时发生。没有东西是静态的。这个道理于城市而言也一样。因此，研究城市生态与研究自然生态一样，需要同样的思维。只是关注事物本身，期待它们自己能够给出解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过程总是与本质相关，一些事物能够表现意义是因为参与了整个过程，不管是产生好的还是坏的结果。
这种看事物的方式历史不长，还处在新发展时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要理解，不管是自然生态还是城市生态系统，要学习的知识无穷无尽。所知甚少，所学更多。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是唯一建设城市的生物。“社会昆虫”赖以聚集的蜂巢在求生、谋事、开发潜能上是如此异样纷呈。总而言之，对我们而言，城市也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不是你想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的。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地方，社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之时，城市的生态系统也正是处于最具活力、运转最顺畅之日。它们真真切切发挥了其应发挥的作用。这个情况现在依然如此。无独有偶，城市的衰落、经济的滑坡和城市问题的成堆上升，这些事往往同时发生。这些情况并不是碰巧走到一起的。
尽我们所能去理解城市的生态，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这种理解可以肇始于城市运作过程中的任何一点。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好的街道、好的街区里进行好的服务，更能成为一个好的行动的开端；这些服务看似不足为道，但事实上再重要不过。也因为如此，当我知道“现代文库”要面向新一代读者出这本书的新版时，我很高兴，我希望他们能够对城市生态感兴趣，尊重其中内含的奇迹，并且发现更多。

1992年10月，于加拿大多伦多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面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值得每一个开发商、规划师，各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者，尤其是市长们时时参考，观照一下自己的行为。——俞孔坚
如何将建筑业的“清洁”“大”都市，带回人类扮演主要角色的“肮脏”“小”地方？这场现代社会*的斗争，完全是从这位顽强的女性身上开始。
——隈研吾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

关于城市极出色的书之一……本书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仅仅是用眼和心而已，但由此而产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告诉我们是什么给了城市活力和灵魂。
——威廉·H.怀特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作者

也许是城镇规划史上极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也可以在更广大的背景下来阅读此书。
——《纽约时报》

一 导 言

此书是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抨击。同时，更主要的也是尝试引介一些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现在被教授的那些东西——从建筑和规划的流派，到周末增刊以及女性杂志——不同，甚至相反。我所进行的抨击不是对重建改造方法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或对城市设计形式的吹毛求疵。恰恰相反，我要抨击的是那些形塑了现代正统的城市规划和重建的原则和目标。
在叙述不同的原则时，我将主要讲述一些普通的、平常的事情，比如：什么样的街道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不是；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是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为什么有的贫民区永远是贫民区，而有的即使面临资金和官方的双重阻力仍旧能自我更新；什么使得城市转移了它们的中心；什么（如果有的话）是城市的街区，而在大城市中，街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简而言之，我将讲述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怎样运转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晓，在城市改造中，何种规划、何种实践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活力，以及何种实践、何种原则将扼杀城市的这些特性。
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神话，那就是，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金钱——金钱的数目通常以数千亿美元计——那么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消除所有的贫民区，在那些空旷的、毫无生气的灰色地带——它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是郊区——扭转衰败的趋势，留住那些四处观望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税款，也许甚至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它们比贫民区还要糟糕。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住宅区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市民中心只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光顾，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对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在表面之下，这些“成就”比它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这样的规划行为理应对周围地区有所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被“切除”的地区通常会长出急性的“坏疽”。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当两个或更多这种敌对的“岛屿”被并置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平衡的街区”。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之下，掩盖着商业还有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
这样的“奇迹”竟然可以实现！被规划者的魔法蛊惑的人们，被随意推来搡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被拆，其业主就此被毁掉，却连一点补偿的影子都没看到。完整的社群被拆散，被“播撒”在风中，而由此“收获”的，则是怀疑、怨恨和绝望，而这些情绪，如果不是亲自耳闻目睹，是很难让人相信的。芝加哥的一批神职人员惊骇于按规划进行的城市改造的结果，他们问道，约伯有可能是想着芝加哥写出以下文字的吗：

瞧啊，这里的人们就这样改变了邻居的地界……
把穷人赶到一边，密谋欺压那些无亲无故者。
他们在不是他们的土地上收获果实，在从别人那里夺来的葡萄园里
粗暴地把藤蔓折毁……
从城里的街道上传来阵阵哭喊声，街上躺着的遍体鳞伤的人们呻吟不止……

如果是的话，那他心里想着的也是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圣路易斯、旧金山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当下城市改造的经济法则是一个骗局。城市改造的经济运作原则并不是像城市更新理论声称的那样完全依赖于对公共税收补贴的合理投资，它也依赖于来自众多孤立无援的改造受害者的大笔非自愿补贴。作为这种“投资”的结果，城市从这些地皮上得到的退税增加了，但这笔钱只是一种幻象；城市被无情摆弄后只剩下解体和混乱，要消除这些状况则需要增加大笔公共资金，相比之下，得到的退税则少得可怜。进行有规划的城市改造的手段与其要达到的目的一样可悲。
同时，所有城市规划的艺术和科学都无助于阻挡大片大片城市地区的衰败——以及在这种衰败之前毫无生气的状态。肯定地说，我们不能把这种衰败归咎于缺少应用规划艺术的机会，这样的艺术到底是不是得到了应用并不要紧。让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的“晨边高地”地区。从规划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根本不应该有问题，因为它拥有大片的公园区、校园区、游乐休憩场地以及其他空旷场地。这里有足够多的草地，还拥有一块舒适的高地，有着壮观的河流景观。这里是一个著名的教育中心，有着辉煌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以及其他六七个闻名遐迩的学校，还集结了众多一流医院和教堂。这儿没有工业。这儿的街道大都规划有致，以避免侵入那些坚实、宽敞的中上阶层房屋的私人领域，造成“不和谐的用途”。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晨边高地”很快就变成了贫民区，那种人们害怕穿行其间的真正的贫民区，以致这种情形对周围的机构和学校造成了危机。这里的人与市政府的规划者们一起，应用了更多的规划理论，消灭了这个地区最破败的地方，建成一个中等收入者的合作住宅区，配有商业中心，还有一个公共住宅区，满眼都是清新空气、充足光照和优美风景。这个项目被称赞为拯救城市的一个大手笔。
但是此后，“晨边高地”的衰败过程则越发迅速。
这并非一个不公正或不相关的例子。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恰恰是那些依照规划理论不该衰败的地区在走向衰败。同样重要却不太被注意的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那些按照规划理论该衰败的地区却拒绝走向衰败。
在城市建设和城市设计中，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有试验也有错误，有失败也有成功。在这个实验室里，城市规划本该是一个学习、形成和试验其理论的过程。但恰恰相反，这个学科（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实践者和教授者们忽视了对真实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研究，对那些意料之外的成功的原因漠不关心，相反，他们只是遵循源自小城镇、郊区地带、肺结核疗养院、集市和想象中的梦幻城市的行为和表象的原则——这一原则源自除城市之外的一切。
如果说城市中的改建部分以及遍布城市各处的无休止的新的开发项目，正在把城市和周边地区变成一碗单调而毫无营养的稀粥，这并不奇怪。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或第四手的方式，出自同一碗知识的“烂粥”，在这碗粥里，大城市的素质、需求、优势和行为，被整个地与那些毫无生气的（小城镇）居住区的素质、需求、优势和行为混为一谈。
无论是老城市的衰败，还是新近非都市区的都市化的衰落，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说，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整整二十五年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没有哪个部分像城市一样曾被这样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准确地达到我们正达到的状况；政府对城市给予了特殊的财政优惠，但最终的结果是出现如此程度的单一、僵化和粗俗。专家们几十年来的宣传、著作和教导都已经使我们和立法者们深信，像这样的“烂粥”肯定对我们有好处，只要草坪随处可见就行。
通常，汽车会被方便地贴上“坏蛋”的标签，要为城市的弊病和城市规划给人带来的失望和无效负责。但是与我们城市建设的无能相比，汽车的破坏效应是一个小得多的原因。当然，无须赘言，规划者们，包括手头掌握着大笔金钱和巨大权力的公路设计者们，在碰到如何让城市和汽车和谐相处时，却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在城市中如何来对待汽车，因为他们原本就不知道如何来规划一个可实际运行的、有活力的城市——不管有没有汽车。
相比城市的复杂需求，汽车的简单需求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满足的。越来越多的规划者和设计者相信，如果他们能解决交通问题，他们就能解决城市的主要问题。城市有着远比车辆交通错综复杂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你还不知道城市是如何运行的、需要为它的街道做些什么之前，你怎么能够知道如何来应付交通问题？你不可能知道。

也许作为人，我们已经变得如此的慵懒，以至于不再在乎事情是如何运转的，而仅仅是关注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快速简单的外部印象。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城市，或者说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事情，就没什么希望了。但是，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具体来说，在城市规划这件事上，很清楚的是，有相当多优秀而认真的人对建设和更新倾注了很深的关心。尽管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以及对他人领域过多的觊觎之心，总体上说，在我们造成的混乱局面背后的意图，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城市设计的规划者和建筑师，以及那些紧跟其思想的人，并不是有意识地对“了解事物是如何运转”的重要性采取了蔑视的态度。相反，他们费尽了心思去学习现代正统规划理论的圣人先贤们曾经说过的话，如城市理应如何运作，以及什么理应为城市里的人们和企业带来好处。他们对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至于当现实矛盾威胁到要推翻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时，他们一定会把现实撇在一边。
例如，可以看一看正统理论对波士顿“北角区”（North End）的反应。这是一个房租低廉的老城区，延伸进入河边的重工业区，它被官方认定为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城市的耻辱。它展示了被所有有头脑的人视为邪恶的属性（这是因为很多英明之士都形容这些属性是邪恶的）。北角区不仅紧邻工业区，更糟的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商业场所，它们与住宅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与波士顿任何一个住宅单元用地相比，这儿的密度是最高的，也许是美国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它的公园用地很少。孩子们在街上玩耍。那儿没有超级街段（车辆禁行街段），甚至连像样一点的大街段也没有，有的只是非常小的街段；用规划的行话来 说就是“支离破碎，街道浪费”（badly cut up with wasteful streets）。那儿的建筑都已老化。所有的东西在北角区都像是搁错了位置。用正统规划理论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已处于破败的最后阶段的“大都市稠密区”的三维教科书。北角区因此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规划和建筑专业学生经常要做的一个课题，他们常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来探讨，如何把这个地方改变成一个有着超级街段和公园人行道的、规整而文雅的理想地区，同时废除一切不和谐的用途。这一切好像是那么简单，似乎可以把它刻在一枚大头针的针头上。
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碰巧见到北角区时，那儿的住房——不同类型和大小的联排住房，被改成四到五层的出租公寓套间，这些出租公寓先是挤满了爱尔兰的移民，后来又换成了东欧移民，最后是西西里岛的移民——已经人满为患，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城区，当然也极其穷困。
1959年再次见到北角区时，我非常惊诧于那儿的变化。几十幢楼进行了翻新。窗户上的草帘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百叶帘和锃亮的新刷的油漆。许多修整过的小房屋现在住着一两户人家，而原先要挤进三户或四户。有些租房住的家庭（后来我在进屋参观时了解了这些情况）为了让自家宽敞一点，把原先的两个套房并在一起，并配上了卫生间、厨房等。我俯视着一条狭窄的巷道，希望在那儿至少能找到原先又旧又肮脏的北角区，但是没有：随着一扇门的打开，映入眼帘的是重新嵌过缝的砖墙，新的百叶窗帘，同时还传来了一阵音乐声。事实上，这是我至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这样的城区，在其中，停车场周边的房屋侧面没有被肢解得东一块，西一块，或呈现出赤裸裸的原生状态，而是重新进行了整修，并刷上了漆，很是整洁，就好像要吸引人们来看似的。间杂在这些生活住宅里的是数量众多的食品店，以及诸如屋顶装饰、金属加工、木工、食品加工这样的小企业。孩子们在街上玩，一些人在购物，另一些人在散步、交谈，街道因此生机勃勃。如果当时不是在寒冷的一月，肯定能看到有人在街旁闲坐。
街上洋溢着的这种活泼、友好和健康的气氛感染了我，我禁不住向人打听起方向来，只是为了享受和人说话的乐趣。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看了波士顿的不少地方，大多令人沮丧，但这个地方让我为之振奋。它是城中最健康的地区。但是，我想象不出那些改建需要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在当今的美国城市里，像这样一个既非租金高昂又非郊区翻版的城区，要得到任何一笔数量可观的抵押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找到答案，我走进一家酒吧兼饭店（那里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一场有关钓鱼的谈话），给一位我认识的波士顿规划者打了个电话。
“你到北角区去干什么？”他说，“钱？不，没有任何钱或任何规划行动进入过北角区。不会在那儿做什么事的。当然，最后会的，但还没有到时间。那是个贫民区！”
“可在我看来，这儿并不像贫民区。”我说。
“不，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那儿有整整275个住宅单元。我讨厌承认在波士顿有这样的地方，但这是个事实。”
“你有关于它的其他数据吗？”我问。
“有，很有意思。那是少年犯罪率、疾病率和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它还是按收入计算租金最低的地方。好家伙，那儿的人肯定是赚了大便宜了。让我来瞧瞧……儿童人口数量正好是整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死亡率很低，每千人8.8，城市的平均水平是11.2。肺结核死亡率也很低，低于每千人1人，真是不能理解，甚至比布鲁克林的还要低。在以往，北角区曾是城市中肺结核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对，他们肯定身强体壮。当然，那是个令人恐怖的贫民区。”
“你们应该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贫民区，”我说，“别告诉我你们有计划要消灭掉这个地区。你应该来这儿走走，尽可能多地学点东西。”
“我了解你的感受，”他说，“我自己经常去那儿，只是在街上走走，感受那种兴奋、活跃的街道生活。让我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回来，去那儿走走，如果你现在感到很有意思的话。夏天时，你会对它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改造这个地方的。我们得让那些人离开那些街道。”
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我朋友的本能告诉他，北角区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的那些社会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他作为规划者所学的那些关于“什么对城市里的人和城市有益”的知识，所有使他成为专家的东西，却告诉他北角区必须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我的那位朋友介绍我去找一位波士顿著名的储蓄银行家，一位“处于权力机构上层的人物”，以询问关于北角区的资金的问题，结果证实了我从北角区居民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资金不是来自美国大银行系统的恩赐，这些银行现在对规划已经知道得足够清楚，他们对贫民区的了解和那些规划者一样清晰。“向北角区注入资金毫无意义，”银行家说，“那是个贫民区！现在仍有一些移民进入！再说，在大萧条时期，那儿出现了很多丧失抵押赎回权的事例；这算是不良记录。”（当时我也听说过这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听说有的家庭如何努力工作，筹集资金去赎回一些抵押的房屋。）
这位银行家告诉我，自大萧条以来的二十五年里，进入这个有着1.5万人口的城区的抵押贷款的最大数额仅仅是3000美元。“而且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还有些人拿到1000或2000美元。翻新工作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来自这里的商业或房屋所得，一点一点的投入；该区居民及其亲戚中有一些懂技术的人，这些人的加入则是另一种代替资金资助的形式。
这时，我知道对北角区的人来说，无力借款改善条件，让他们焦急、恼怒；更有甚者，一些北角区的人满心焦虑，因为他们似乎不可能在这块地方盖起新楼，除非以亲眼看着他们和他们的社区消失为代价，然后再在那儿按照学者们的梦想建一个城市伊甸园。他们对这样的命运很清楚，它不单单是纸上谈兵，因为它早已彻底毁掉附近一个从社会形态上讲很接近（尽管实际上要更为宽广）的“西区”。他们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别的事情不做，只是修修补补，这样的事不能永远进行下去。“有可能为北角区的新的建设提供贷款吗？”我问银行家。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对我愚笨的提问显得有点不耐烦。“那是贫民区！”
和规划者一样，银行家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依照那些理论行事。他们的理论和规划者一样来自同一个思想源头。银行家和担保抵押款的政府行政官员们并不发明规划理论，甚至（让人感到惊奇）也不发现关于城市的经济法则。在当今时代，他们只是被启蒙，从上一代的理想主义者那里吸取思想。因为城市规划理论在一代多的时间里并没有采纳什么重要的新思想，所以规划理论家、金融家和那些官僚都处于同一个水平。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都处于“拥有精巧学问的迷信”这样一个阶段，就和19世纪早期的医学的情况一样；那时，内科医生深信放血疗法，即把认为是造成疾病的带着邪气的血液抽出来。为了这种放血疗法，人们通过多年研习来确切地知道应该切开哪根静脉，通过哪种程序，治疗哪种疾病。一个有着复杂技术的庞大结构通过貌似客观的细节被建立起来，其文献直到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有根有据。但是，即使人们完全沉溺于与“现实”相冲突的“对现实的描述”时，他们依然还保留着一点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放血疗法在它长期支配的大部分时间里，通常会被一定程度的常识所调和。或者说至少在它于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达到技术上的顶峰之前，它的影响得到了缓和。但随后放血疗法在这个国度里风靡无阻。其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支持者是本杰明·拉什医生，至今他仍被尊为革命和联邦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兼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医疗管理的天才。拉什医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有些既有用又有益），其中之一便是推广、实践、教授和传播放血疗法，尤其针对那些在此之前因为谨慎和怜悯而限制了放血疗法的病例。他和他的学生们在那些幼小的孩子、肺痨病人、年龄很大的老人身上进行放血，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任何不幸患病的人都得放血。他这种极端的做法引起欧洲一些放血疗法医生的警觉和恐惧。但直到1851年，纽约州议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仍然为其全方位的放血疗法进行严肃的辩护。这个委员会严厉地讽刺和谴责了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内科医生，因为他竟贸然地写了一个小册子，批评拉什的方法，并声称“这种在病人身上抽血的方法有悖于常识、一般经验、理智以及上帝的神圣法则”。特纳医生说，患病之人应该巩固体力，而不是消耗体力，但是他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
把医学上的例子类比于社会机制会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城市中出现的事归因于人的性格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满腔热忱、学富五车的人的所思所想而言，这样的类比还是有意义的；这些人面对的是自己根本不甚了解的复杂现象，却试图用一种伪科学来加以应付。城市改造和规划中的伪科学与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如出一辙，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的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却是建立在一派胡言之上。但用于发展这种伪科学的技术工具逐步得到了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有权力和才能的人，那些让人羡慕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就囫囵吞枣地吸收了这种伪科学最初的谬误，同时他们又获取了诸多手段和公开的信任，其结果便是，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具备最大破坏力的极端，谨慎和怜悯或许在此前尚能制止他们（但现在已无能为力）。放血疗法能治愈病人仅仅是因为偶然因素或它打破了常规，但后来这种疗法被抛弃了，那时人们转而更相信“一点一点地收集、使用和测试对现实的正确描述”这项艰难又复杂的工作，这里说的“正确描述”不是来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来自“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城市规划及其同伴——城市设计——的伪科学甚至还没有突破那种一厢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舒适感，尚未开始走上探索真实世界的冒险历程。

因此，在此书中，我们自己将开始一次冒险历程，即便是微不足道，也值得一做。我以为，要弄清楚城市表现出来的神秘莫测的行为，方法是仔细观察最普通的场景和事件，尽可能地抛弃以前曾有的期待，试着看看能否发现它们表达的意义，是否从中能梳理出有关某些原则的线索。这是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试着做的事情。
有一个原则普遍存在，并且其形式多样而复杂，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该原则的实质，这也是我的论点的中心部分。这个普遍存在的原则就是，城市需要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用途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都能让各方不断获得相互的支持。这种多样性的内容可大相迥异，但是它们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相互补充。
我认为，不成功的城市区域就是那些缺乏这种相互支持机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学和城市设计的艺术，在真实的城市和真实的生活中，都必须成为催化和滋养这种互相关联的机制的科学和艺术。以我所能发现的证据而言，我认为大城市多样性的产生需要四个主要条件，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这四个条件，城市规划便可引发城市的活力（单靠规划者和设计者本身是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中人的社会行为，这对理解后续内容很有必要，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的经济行为，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城市是一个极富动态机制的地方，在那些成功的区域这一点更是突出，那些区域为针对成千上万人的规划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从“城市在真实生活中如何被使用”、“城市中的人如何行事”的角度，考察了衰落和更新的某些方面。
最后一部分展示了在住宅、交通、设计和管理实践方面的变化，并在最后讨论了城市向我们提出的那种问题——一个关于如何解决有序复杂性的问题。
事物的表象和其运作的方式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在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那些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兴趣，而对它现在如何运转不感兴趣的人，将对本书感到失望。只知道规划城市的外表，或想象如何赋予它一个有序而令人赏心悦目的外部形象，而不知道它现在本身具有的功能，这样的做法是无效的。把追求事物的外表作为首要目的或主要的内容，除了制造麻烦，别的什么也做不成。
在纽约东哈莱姆有一个住宅区，那儿有一块很显眼的长方形草坪，它成了该地居民的眼中钉。这个草坪的问题被提出来的频率如此之高，使得一位经常往那里去的社区工作者惊诧不已，无意间她发现居民们非常讨厌那块草坪，并催促把它铲掉。当她询问原因时，通常得到的回答是：“这有什么用？”或“谁要它？”最后，有一天一位表达更为清楚的居民说出了完整的理由：“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买咖啡或报纸，或是能去借个五十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这不是很美好吗！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这位居民讲出了那些道学家已经说了几千年的话：行为漂亮才是真的漂亮，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她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忽视或压抑挣扎着寻求生存和维护的真实的秩序。
为试图解释这种根本性的秩序，我用了很多纽约的例子，因为我住在纽约。但是本书中大部分基本的思想来自我最初在别的城市注意到的或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比如，我最早对于城市中某些功能综合的强大效应的印象来自匹兹堡，我最初关于城市安全的想法来自费城和巴尔的摩，我最先对于城市中心迂回道路的注意来自波士顿，我原先关于贫民区的改造的线索来自芝加哥。促使这些思索形成的素材就来自我家门前，但也许在那些你不会将事物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境中，你才最容易一眼看到它们。城市无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有序，试着去理解这个基本思想的念头原本不是我的，而是威廉·科克的，他是纽约东哈莱姆联合社区主管，通过指引我观察东哈莱姆区，他也向我指明了一种认清别的街区和城市中心的方法。在每个例子中，我都试着把在一个城市或街区的所见所闻与另一个地方的做比较，互相印证，试图找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的经验到底与其他地方有多大的关联。
我关注的主要是大城市及其内部地区，因为这是一个一直被规划理论回避得最多的问题。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日见突出，因为目前的城市中很多最糟糕的地方，显然也是最让人头疼的麻烦，就是郊区或那些不久以前还尊贵而安静的住宅区；最终，很多今天崭新的郊区或半郊区将被并入城市，将会经历成功或失败，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能作为城区成功地发挥作用，是否能成功地适应这个转向。同时，坦诚地说，我最喜欢密度很高的城市，也对它们倾注了最多的关心。
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把我的观察看成是对小城市、小城镇或那些还没有纳入城镇的郊区的布局指南。城镇、郊区或小城市的功能与大城市的完全不同。试图从小城镇的行为或者说想象的行为来理解大城市，这种做法已经使我们陷入了足够深的麻烦。而试图从大城市的角度去理解小城镇的做法，则更会加剧混乱。
我希望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会用他们自己关于城市及其行为的知识，经常地、带有质疑地来检视我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如果我的观点有不确切的地方，或推理和结论有误，我希望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得到纠正。关键是我们太需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学习和应用有关城市的真正有用的知识。

我已经对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做了不友善的评论，如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做出更多这样的评论。迄今为止，这些正统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民俗的一部分了。它们让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想当然地接受了它们。为了说明我们是如何接受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地文不对题，在这里我将快速地给出一个框架，以阐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来源，正是这些思想生成了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正统理论的“真理”。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线索或多或少地来自埃比尼泽·霍华德，一个英国皇室记者，规划是他的个人业余爱好。霍华德观察了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状况，他理所当然地不喜欢他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一切。他不仅不喜欢城市中乌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憎恨这座城市本身，他认为伦敦城是一座彻头彻尾的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他开出的拯救药方是彻底推倒重来（改变这座城市）。
他在1898年提出的计划是制止伦敦城的发展，同时重新分布周边乡村的人口，那儿的村庄正在衰落，方法是建一个新的小镇——花园城市。在那儿，城市中的穷人或许可以重新贴近自然生活。他们当然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因此工业要在花园城市中建立起来，如果说霍华德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规划城市，他当然也不是在郊区规划建立宿舍之类的东西。他的目的是创造自足的小城市，真正意义上的舒适的小城市，条件是你应当很温顺，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在意与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共度一生。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但凡有点意义的计划，其决定权都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花园城市是要被一圈农业带包围的。而工业则是部署在规定的区域里，学校、住宅区和绿化带放在生活区，城市中心公共区域里则是商业机构、俱乐部和文化设施。小城及其绿化带在整体上应由一个公共当局控制，城市在其领导之下，这样可以避免土地使用的投机化和所谓的非理性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消除增长人口密度的企图—简而言之，要尽量避免使小城变成大城市。人口应控制在三万之内。
内森·格莱泽在《建筑论坛》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景观：“这种形象就是英国的乡村小镇——只是由社区中心替代了庄园和宅第，几个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工厂给人们提供工作。”
在美国，最接近的翻版也许就是那种模范企业城镇，它实行利润分红，并由家长—教师联谊会负责日常的、监护性的政治活动。霍华德描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生活，实际上也是一个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然而正像格莱泽指出的那样，花园城市的概念“被想象成了大城市的代替物，一个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方案；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城市规划思想强大力量的基础”。霍华德曾试图建立两个花园城市，莱切沃斯和维尔温两个地方；当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和瑞典按照花园城市的原则已建了不少卫星城镇。在美国，新泽西拉德布恩的郊区，以及大萧条时由政府资助建起的“绿带”城镇（实际上就是郊区），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建的，只是不完全一致，有点改变。霍华德对今日美国所有城市规划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对他观念的囫囵吞枣似的全盘照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那些对花园城市概念没有兴趣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在思想上也深受其无处不在的原则的影响。
霍华德创立了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他认为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应是将所有特定的简单用途进行归类和筛选，并以相对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安排这些用途。他把重点放在提供“健康”住宅上，把它看作是中心问题，别的都隶属于它；更有甚者，他只是从郊区的环境特点和小城镇的社会特征两个方面来界定健康住宅的概念。他把商业设定为固定的、标准化的物品供应，只是为一个自我限定的市场服务。他认为好的规划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规划都必须要预见到日后需要的一切，并在建成后得到保护，以防日后出现的变化，一些小变化除外。他同时也把规划行为看成是一种本质上的家长式行为，如果不是专制性的话。对城市的那些不能被抽出来为他的乌托邦式构想服务的方面，他一概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他对大城市管理自己的方式、交流思想的方法、政治运作的形式、开拓新的经济部署的方式等问题，都不感兴趣；他根本没有想方设法加强这些功能，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要规划这样的生活。
无论强调什么，还是撇开什么，霍华德都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改编过来的，或用它来修饰自己。
霍华德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影响集中在城镇（小城市）和区域规划者以及建筑师两个方面。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这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沿着这种规划思路，不把花园城市概念看成是一种吸引人口增长的方法（而原本这些人口注定是要涌向大城市的），而看成是一种通向更为宏大、更加海纳百川的方式的起点。他是从整个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考虑城市规划的。这样，在区域规划底下，花园城市就应该是均匀地遍布大区域，与自然资源的分布契合，与农业和林地形成平衡，组成一个分布广泛、合乎逻辑的整体。
霍华德和格迪斯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被满怀激情地采纳，一批忠于他们的思想又颇具影响力的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其中包括刘易斯·芒福德、克莱伦斯·斯坦恩、已经过世的亨利·赖特和凯瑟琳·鲍厄。他们称自己为区域规划者，但凯瑟琳·鲍厄在最近则把他们称为“非中心主义者（分离者）”，这个名字更为合适，因为区域规划的主要目的，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就是要将大城市非中心化、稀疏化，将其中的企业和人口驱散到小型的、分类隔离的城（美其名曰城镇）中去。其时，美国人口正在经历老龄化，人口数量也趋于平稳；因此，问题似乎就不是要为急速增长的人口解决住宅，而仅仅是重新分布静态的人口。
就霍华德本人而言，他对这一批人的影响与其说在于他们接受他的思想的实际内容——这其实微不足道——不如说是他的思想影响了城市规划和立法，而后者又会影响到住房和住房财政。由斯坦恩和赖特提出的主要建立在城市郊区和城市边缘的模范住宅计划，以及由芒福德和鲍厄展示的文章、图片、概述和照片等表明了以下的思想，并将它们通俗化了（在正统理论中，它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街道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糟糕的环境；住宅应该背向街道朝里，朝向被隔离的绿化带。过多的街道是一种浪费，只对房地产商有利，因为他们按门前的面积来测算价格。城市设计的基本要素不是街道，而是街段（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区域），尤其是超级街段；商业区应与住宅区和绿化带分割开来；街区里的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应做“科学”的测算，不能给商业分配更多的空间；住宅区里那些不相干的人必然成为祸害；好的城市规划的目标必须至少要造成一种单独的、郊区式的隐秘的感觉。非中心主义者们同时也反复强调了霍华德的中心思想，即经过规划的社区必须要成为一个自足的“孤岛”，必须要抵御未来的变化，每个细节在开始时就必须得到规划者的控制，此后就严守不动。简而言之，好的规划就是项目（project）规划。
为了强调和突出新秩序的必要性，非中心主义者们把目标锁定在破旧的老城，并频频向其发起攻击。他们对大城市成功之处漠不关心。他们只对失败有兴趣。所有的一切都是失败。诸如芒福德的《城市文化》一类的书，基本上就是对城市疾病的可怕的、充满偏见的罗列。大城市就等于是大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具行尸走肉。必须要废除它。纽约的中城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芒福德语）。城市的形状和外貌仅仅是“一种混乱中产生的偶然……是许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个人的、随意的、充满敌意的臆想的总和”（斯坦恩语）。城市的中心就等于是“一块充满噪声、污物、乞丐、纪念物和竞相聒噪的广告的地方”（鲍厄语）。
如此糟糕的事情又怎么值得花力气去加以理解？事实上，非中心主义者的这些分析，原本作为这些分析的同伴和派生物的建筑和住宅设计，以及受到这些新观念直接影响的国家住宅和家庭资金资助的立法——所有这一切里，没有一件是和理解城市或培育成功的大城市有关的，它们本来就没有这样做的意图。它们只是抛弃城市的理由和手段，非中心主义者们对此毫不避讳。
但是，另一方面，在规划和建筑学校里，在国会、立法机构和城市议会中，非中心主义者们的思想却逐渐作为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城市本身问题的基本指南而被接受。这是这个悲哀的故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最终，那些真诚地想要强化大城市的人却接受了这些目的非常明确的、以破坏甚至摧毁城市的系统为己任的处方。
最了解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这个罪恶堡垒的人是一位欧洲建筑师，名叫勒·柯布西耶。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一个梦幻之城，他称为光明之城，不是由非中心主义者喜爱的低层房屋，而是主要由处在花园内的摩天大楼组成。“试想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像公园似的大城市，”柯布西耶写道，“我们快速行驶的小车驶上一条特殊的、位于壮观的摩天大楼间的高架桥；当我们驶近时，可以看见二十四层摩天大楼顶着的蓝天时隐时现，在我们左右的每个单个区域的外部是一些政府和行政楼；而最外层是博物馆和大学楼群。整个城市是一个公园。”在柯布西耶描述的这个垂直城市里，每英亩要拥有1200个居民，确实是极其稠密，但是因为楼房是如此之高，95%的地面可以留为空地。摩天大楼将只占5%的地面。高收入者将住在低矮的奢华住宅里，旁边是院子，他们有85%的地面留作空地。饭店和剧院随处可见。
勒·柯布西耶不仅仅是在规划一个具体的环境，他也是在为一个乌托邦社会做出规划。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为实现他所说的“最大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似乎不是指能有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远离了责任的自由。在他的光明城市里，很可能没有人会为家人照料屋子，没有人会需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奋斗，没有人会被责任所牵绊。
非中心主义者和其他花园城市的忠诚拥戴者曾对勒·柯布西耶的公园中的塔楼之城感到很吃惊，现在仍然如此。他们对它的反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像是先进幼儿园的老师面对着一个完全老式孤儿院的反应。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光明城市直接就来自花园城市的概念。勒·柯布西耶接受了花园城市最基本的模样，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后把它实际化，适用于人口密度高的情况。他把他的创造描述为能够变成现实的花园城市。“花园城市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写道，“自然消失在道路和房屋的蚕食之下，原本应有的幽僻之处变成了拥挤的居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将在‘垂直花园城市’中找到。”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从相对容易被公众接受的角度看，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也是依赖于花园城市的概念的。花园城市的规划者以及它在住宅改革者、学生和建筑师中不断增加的追随者们都曾不知疲倦地推广超级街段、廉租住宅街区和固定规划的概念，以及草坪至上的思想。更有甚者，他们颇为成功地把这些特征树立为具有人性的、对社会负责的、实用的、超凡脱俗的规划标志。其实，勒·柯布西耶根本用不着从人性的和城市实用的角度来证明其设想的正确；如果这种城市规划的伟大目标能够让儿童文学作家克里斯托弗·罗宾兴奋不已，那么勒·柯布西耶又何错之有？但是，非中心主义者们要求制度化、程式化和非个性化的口号，在他人看来，则显得既愚蠢又狭隘。
勒·柯布西耶的梦幻之城给我们的城市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它受到了建筑师们的狂热推崇，并且逐渐在从低收入住宅到办公楼等众多建筑项目中得到体现。除了至少将花园城市的原则在密度高的城市中做一些表面上的应用文章，勒·柯布西耶的梦幻还包括其他奇迹。他试图把汽车放进他的规划，并使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这是一个崭新的、令人激动的想法。他将主干道纳入高速单行道。他减少了街道的数目，因为“交叉道是交通的敌人”。他建议把地下道路作为重型车辆和交通运输的道路；当然，就像花园城市规划者一样，他让步行者离开街道，留在公园里。他的城市就像一个奇妙的机械玩具。此外，作为一个建筑作品，他的构想具有一种令人目眩的清晰、简洁以及和谐的风格。它是如此的有序、明确、容易理解。它在一瞬间将所有东西和盘托出，就像绝妙的广告一样。这样的设想以及它大胆的象征一直以来对规划者、住房计划的赞助者和设计者们都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对开发商、贷款者和市长们也是如此。它对那些有着“革新”观念的区域划分者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制定一些规则，目的是鼓励非住宅项目建造者对梦幻之城进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思考。不管得出的设计是如何庸俗和笨拙，不管空地是多么单调和无效，不管近距离视觉是多么沉闷，勒·柯布西耶的模仿者总会这么喊道：“瞧，我的作品！”这样庞大而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了某个人的成就。但是，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如花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
尽管非中心主义者因其对温馨舒适的小城生活理想的忠诚，从来就没有与勒·柯布西耶的方案和谐相处过，但他们的信徒恰恰相反。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的城市设计者都以各种变化的方式融合了这两种概念（花园城市和梦幻之城）。被冠以“选择性的迁移”、“重点更新”、“更新规划”、“保护规划”（意思是说避免对某个破旧地区的整体清空）等各种名称的改建技巧主要是一个诡计，即找出有多少老建筑还可以留下，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仍然可以改造成一个合格的光明花园城市的翻版。区域划分者、公路规划者、立法者、土地使用规划者以及公园和游乐休憩场地规划者——他们没有一人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不断地运用这两个效力强大的图景，或者更为复杂地，运用这两种图景的混合体，把它们当成固定的参考点。他们或许会在这几个选择前犹豫不决，他们或许会折中处理，或许会将它们庸俗化，但不管怎样，建立在这两种观念之上的思想是问题的生发点。
我们还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另一条不太重要的正统理论的来源。它或多或少地开始于1893年芝加哥恢宏的哥伦布博览会，那正好与霍华德形成他的花园城市理论是同一时间。芝加哥博览会对此前已经在芝加哥兴起的激动人心的现代建筑表示了蔑视，相反，它戏剧化地推出了回到历史的模仿文艺复兴的风格。在展览公园里排列着沉重庞大的纪念碑，就像盘子里装着的撒了糖霜的糕点，一排接一排，色彩斑斓，这预示了后来勒·柯布西耶在公园里的一座又一座高楼。把这种厚重的、纪念碑似的建筑以祭神的方式集合在一起的形式抓住了规划者和公众的想象力。它开启了一场名为城市美化的运动，事实上，博览会的主要策划是后来城市美化运动的领头组织者，来自芝加哥的丹尼尔·伯纳姆。
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建立城市标志性建筑。一些建造系统林荫大道的宏大计划被制订出来，但大部分没有任何结果。这个运动真正产生的结果是，仿照芝加哥博览会的中心标志物，一个又一个城市建造了市民中心，或文化中心。这些建筑物沿着一条林荫大道，就像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或靠着一个商场，就像克利夫兰的市政中心；或比邻公园，就像圣路易斯的市民中心；或与公园交错在一起，就像旧金山的市民中心。不管它们如何布置，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标志性建筑都分离于城市的其他部分，尽可能最大地体现其效应，整个建筑被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对待，鹤立鸡群，轮廓分明。
人们引以为豪，但这些中心建筑并不成功。其一，中心周围的城市普通区域日复一日地破败下去，而不是振兴起来，周围总能见到一圈墙上布满乱七八糟的涂鸦的小店和旧服装店，非常扎眼，或者干脆是一派无法形容的凋敝破落景象。其二，人们大多远离这些中心地带，当博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时，它似乎就不像博览会了。
城市美化运动造就的中心内的建筑在风格上已经过时了。但是，这些中心背后的思想没有受到质疑，而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其强大的力量。把某些文化或公共功能建筑分离出来，消除其与日常城市的联系，这种思想与花园城市的教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上述提及的几个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花园城市和光明城市加之城市美化，于是就有了光明花园城市美化的结合体，就像纽约宽广的林肯广场，那儿建立了一个标志性的城市美化概念的文化中心，周围相邻的是一系列光明城市和光明花园城市概念的住宅、商业和校园中心。
与此相似，城市功用分离的原则——通过压抑除了规划者自己的规划以外的所有规划而带来秩序的原则——已经轻易地延伸至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如果某个大城市有一个土地使用的大手笔计划（常常与交通相关），简直就是按照事先的设想，对未被分离的地方进行一系列重新部署。
自始至终，从霍华德到伯纳姆以及到最近城市改造法律的修改，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