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家具史话

    
中国家具以其悠久的历史、典雅的造型和独具特色的制作工艺闻名于世。尤其是明清家具，经过几代学者的潜心搜集和研究，如今已赢得了世界很多国家的青睐，形成了空前的中国家具热。明清家具的繁荣是同中国古老家具发展史的积聚分不开的。在以席地而坐为特点的封建社会前期，几、席、案、床、榻等矮式家具都曾走过了辉煌的历程。只是随着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出现，传统家具以及桌、椅、凳之类的高足家具才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姿态获得了飞速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家具史上，因不同的起居方式而形成了家具发展的两个繁荣时期。这就是以汉代家具为代表的前古典家具和以明清家具为代表的后古典家具。李宗山编写《家具史话》的动机之一，便是力图将我国家具发展的基本面貌揭示出来，以期对不同时期的家具特点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李宗山编写的《家具史话》概述了中国家具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家具特征及其与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在家具分类的基础上，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家具史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因起居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中国家具史的两个发展阶段——早期古典家具和晚期古典家具。早期古典家具自战国时期开始走向繁荣，其代表便是楚式家具及后来的汉式家具。晚期古典家具至明代趋于鼎盛，其代表便是明后期至明中期以前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
《家具史话》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中国历代家具的发展状况展现出来，尽可能全面、清晰地反映中国家具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规律，以期使读者对中国家具的历史演变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 家具发展概说
  1.家具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史前的家具形态
  2.夏商周时期家具的发展
  3.战国至唐代早期古典家具的基本特征
  4.五代以后晚期古典家具的发展和繁荣
二 坐卧用具
  1.早期楚式家具的两件瑰宝——漆木床与折叠床
  2.坐具的发展与早的专用坐具——榻
  3.坐具的进一步发展与椅、凳、墩的出现
  4.明清床、榻例说
  5.明清椅、凳、墩类型
三 承置用具
  1.几、案、俎溯源
  2.楚几大观
  3.东吴朱然墓彩漆案、桶与凭几
  4.明清几、案、桌形式及用法举要
四 贮藏用具
  1.先秦贮藏家具的发现
  2.前蜀王建墓的册匣、宝蠡和银平脱漆镜盒
  3.明清箱、柜、橱一览
五 张设用具
  1.乐器陈设方式谈往
  2.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
  3.明清屏、架、台的新形式
后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教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活》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家具是现代家庭陈设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已不限于居家生活。在人们的第二活动场所——工作问、办公室、学校，以及与饮食、娱乐等相关的各种公共场合，都有形形色色的“家具”
陈设其间，以至于家具本来的含义(家庭用具，主要指木器，也包括炊事用具)已逐渐为人们所忽视。
衣、食、住、行是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四大基本要素。尤其是进食和休息，更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本能。
初的家具也首先表现为人类的坐息用具。它的出现是与人类的居住方式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要有家具，必须得有“家”，即人类能够居住的“房子”。
那么，人类初是怎样居住的呢？恩格斯在论述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明确指出，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祖先——初期阶段的猿人，依然生活在热带密林中，他们是居住在树上的，因为不这样就很难在莽莽荒野、猛兽成群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种“栖巢居树”的生活方式，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屡有记载。《庄子·盗跖》篇有：“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音qi)
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类似记载还见于《左传》、《韩非子》等文献。在这种“树居”阶段，当然谈不上什么家具。
至于人类是何时从树居转到地面或洞穴生活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据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人类能够利用天然洞穴生活的历史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年。
而人类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住所的时间却要晚到距今一两万年前。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不难想象当时居住于洞穴中的原始人类，正像《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音
ru，吃的意思)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里的
“衣其羽皮”正说明当时已懂得用树叶、干草、鸟羽和兽皮等来御寒取暖。人们白天将羽皮穿于身上，夜晚则用其铺盖，这些草叶羽皮便成为人类改善“室内”
生活的步。它们可被视为早形态的“席褥”，也可以说是人类原始的“家具”。
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万-前1万年左右)缝纫和编织技术的出现，人类逐渐掌握了结草成席、缝皮成衣、纳叶集羽成褥等先进工艺，以编织席褥为代表的早期家具便登堂入室了。
这些编织而成的草席、缝制而成的被褥等，经过了人类的进一步改造，已是形体比较固定的坐卧用具。
这类坐卧用具初也是十分简陋，编织和缝纫方法甚为原始，但不可否认它们已是比较成形的家具了。
及至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原始农业出现了，人类逐渐摆脱洞穴的限制，在适于农耕的大河平原地带相继建起了地穴式、半地穴式的“棚屋”；生活于水泽地带的人们，还总结“树居”经验，在地面或水面之上建起了“干栏式”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遗迹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有大量发现，其中多数木构件的结合方式已采用了比较进步的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以及两侧向里刳出规整凹凸嵌槽的企口板等。这就为后来木器家具构件的制作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不少编织席的实物以及我国早的漆器制品。席的编织方法已比较成熟，系采用二经二纬的“人”字形交互编织工艺。
另外，有关席纹和其他编织纹的图案在较河姆渡遗址更早的陶器纹饰中也有不少发现。如山东北辛文化和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陶器上便印有人字纹、十字纹等席纹，部分席纹似已采用细篾式的辫子纹织法；同时，北辛文化、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类似粗麻布纹的压印陶片，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继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后，编织席的实物和席纹陶片等已屡见不鲜。如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居住面上(属于距今6000年以前的马家浜文化)便发现有编织的芦席、篾席和早期纺织物残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编织和纺织工艺已十分高超。
除上面所说的草编和苇编实物外，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中(距今约5000年)还出土了大量的竹编制品，种类有成层的大幅竹席、篾席、篓、篮、箩、簸箕等200余件。竹篾多经过刮光，编织方法复杂多样，有一经一纬、二经二纬、多经多纬的人字形、十字形，同时还有菱花形、格子形等。部分已采用梅花眼、辫子口等较为复杂的编织技巧，展示了当时先进的竹编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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