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全三册）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全三册）》是明代大学士张居正等人为了给万历皇帝讲述和阅读而编写的，以《资治通鉴》为蓝本，撮取简要段落，予以通俗的白话文写成，既通俗易懂，而且很贴近生活，很有时代特色，整理此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以及万历初年明廷的政情和大政治家张居正等文的改革思想。

        本书是一代名相张居正为皇太子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系统讲解《资治通鉴》的精编讲义，调度浓缩了从上古到宋元数千年间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处世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张居正的讲评用当时的流行口语娓娓道来，老于官场、明乎事故的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对现代的读者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本书由知名学者陈生玺教授主持整理，不仅系统地标点校勘，而且对重要人物、名物制度、生僻语词加以简明的注释，并撰写了精彩的评议，用现代意识关注原著，进一步发掘其中的丰富意蕴。

        张居正（明） ，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北人。有《张文忠公全集》。

前言 
编辑凡例 
卷之一 
三皇纪： 
太昊伏羲氏 
黄帝有熊氏 
炎帝神农氏 
五帝纪 
帝少昊 
帝喾 
帝舜 
帝颛顼 
帝尧 
卷之二 
夏纪 
大禹 
太康 
帝相 
帝杼 
帝芒 
帝不降 
帝厘 
帝皋 
履癸 
帝启 
仲康 
少康 
帝槐 
帝泄 
帝扃 
孔甲 
帝发 
商纪 
成汤 
沃丁 
小甲 
大戊 
外壬 
祖乙 
沃甲 
南庚 
太甲 
太庚 
雍己 
仲丁 
河亶甲 
祖辛 
祖丁 
阳甲 
盘庚 
小乙 
祖庚 
廪辛 
武乙 
帝乙 
小辛 
武丁 
祖甲 
庚丁 
太丁 
帝纣 
卷之三 
周纪 
文王 
成王 
武王 
卷之四 
周纪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平王 
庄王 
惠王 
顷王 
定王 
灵王 
敬王 
贞定王 
昭王 
共王 
孝王 
厉王 
幽王 
桓王 
■王 
襄王 
匡王 
简王 
景王 
元王 
卷之五 
周纪 
威烈王 
显王 
安王 
赧王 
秦纪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六 
汉纪 
高帝 
惠帝 
卷之七 
汉纪 
文帝 
卷之八 
汉纪 
景帝 
武帝 
卷之九 
汉纪 
昭帝 
宣帝 
卷之十 
汉纪 
元帝一 
哀帝一 
成帝 
平帝 
卷之十一 
东汉纪 
光武帝 
明帝 
卷之十二 
东汉纪 
章帝 
安帝 
冲帝 
桓帝 
献帝 
和帝 
顺帝 
质帝 
灵帝 
后汉纪： 
昭烈帝 
后帝 
卷之十三 
晋纪 
武帝 
怀帝 
元帝 
成帝 
穆帝 
废帝 
孝武帝 
恭帝 
惠帝 
愍帝 
明帝 
康帝 
哀帝 
简文帝 
安帝 
宋纪 
武帝 
文帝 
明帝 
顺帝 
少帝 
孝武帝 
苍梧王 
齐纪 
高帝 
明帝 
武帝 
东昏侯 
粱纪 
和帝 
武帝 
元帝 
简文帝 
敬帝 
陈纪 
武帝 
废帝 
后主 
文帝 
宣帝 
隋纪 
文帝 
恭帝 
炀帝 
卷之十四 
唐纪 
高祖 
太宗 
卷之十五 
唐纪 
太宗 
卷之十六 
唐纪 
太宗 
高宗 
卷之十七 
唐纪 
中宗睿宗 
玄宗 
卷之十八 
唐纪 
肃宗 
代宗 
德宗 
卷之十九 
唐纪 
德宗 
卷之二十 
唐纪 
德宗 
卷之二十一 
唐纪：宪宗 
卷之二十二 
唐纪 
穆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僖宗 
敬宗 
武宗 
懿宗 
昭宗 
卷之二十三 
后梁纪 
后唐纪 
太祖 
末帝 
庄宗 
明宗 
闵帝 
废帝 
后晋纪 
后汉纪 
后周纪 
高祖 
齐王 
高祖 
隐帝 
太祖 
世宗 
恭帝 
卷之二十四 
宋纪 
太祖 
太宗 
卷之二十五 
宋纪 
真宗 
仁宗 
卷之二十六 
宋纪 
神宗 
哲宗 
徽宗 
卷之二十七 
宋纪 
高宗 
卷之二十八 
宋纪 
孝宗 
光宗 
宁宗 
理宗 
度宗 
恭帝 
端宗 
帝呙 
元纪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文宗 
顺帝 
附录 
进讲章疏(张居正) 
通鉴直解叙(钟惺) 
重刻通鉴直解序(高兆麟) 
后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国家，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如此。远在周代，就有“王太子年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的规定(《大戴礼记·保傅》)。宋朝的大教育家朱熹也说“人生八岁，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十有五年……皆人大学”(《大学章句序》)。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年至八岁，虽然各人条件不同，但按理都应该入学学习。对一般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可以做官。对于王公贵胄来说，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历代帝王，为了使自己的江山传至千秋万代，对以太子为代表的子嗣教育更是十分重视，专设保傅之官负责太子的教育。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大戴礼记·保傅》)。太子对保傅官要执弟子之礼。唐代设有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执掌太子的教育事宜。由于教育太子的重要，三师、三少成为当时品级的官阶。宋代建有资善堂，专为皇太子、皇子肄业之所，规定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为固定讲读时间，所授之书有《论语》、《孟子》、《孝经》、《尚书》、《易经》、《诗经》、《礼记》、《春秋》、《贞观政要》、《唐鉴》、《陆贽奏议》等。明代设有詹事府，负责太子的生活和学习，由春坊大学士与翰林官轮流进讲经史，有《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 
　　万历皇帝朱翊钧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到八岁时，隆庆四年(1570)，身为太子太傅的大学士张居正就上书明穆宗朱载重，请求皇太子出阁讲学，明穆宗御批说“年十岁来奏”。所以到了隆庆六年三月，朱翊钧十岁时才正式出阁讲学。在封建帝王时代，太子出阁讲学是一件大事，有着隆重的仪式，三师、三少和东宫僚属都要参加，初讲时内阁大学士要连侍五日，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据《大明会典》卷52《礼部10》东宫出阁讲学每日讲读仪： 
　　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于文华殿出阁升座，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人，行叩头礼毕，分班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次读经书或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如之。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各官退。每日巳时，侍读、侍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人，东西向立。侍班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复原班，次讲早所读经史书，则西班侍讲官进讲亦然。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内侍收书讫。侍书官向前侍习写字，务要开说笔法，点画端楷，写毕各官叩头而回。午膳后(时已回宫)从容游息，或习骑射。每日晚，读本日所授书各数遍，至熟而止。 
　　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凡写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字，冬月每日写五十字。凡遇朔望节假及大风雪，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这就是皇太子读书安排的全部过程，除了仪式繁琐，有展书官、有伴读的侍读、讲课的老师侍讲有两人(一人讲经，一人讲史)而外，学习的程序和普通人差不多，先熟读课文，然后讲解，而后习字，课余时间要熟读，还要背诵。一些帝王尽管自己耽于酒色，胡作非为，但他们也和常人一样，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所以很重视教育，要选择一班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讲官。 
　　据目前所知，朱翊钧开始就学时，读的是《三字经》，然后是《四书》中的《大学》和《尚书》中的《虞书》。当时负责太子学习为首的是大学士张居正，其次是东宫的辅导官高仪、张四维、余有丁、陈栋、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等十余人，都是内阁和翰林院的主要成员。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读《三字经》是比较容易的，而读《大学》和《虞书》，要听懂讲官的讲解，明了其大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慧，据万历元年朝鲜来华祝贺万历帝登基的使者在北京所闻：“皇上年方十岁，圣资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惟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及《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读毕，自近日始讲《左传》。”(《李朝实录·仁祖六年》)可知朱翊钧在正式出阁听经筵之前，在内宫已经开始读书认字，也有了相当的基础。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皇家教育还是相当严格的，课程负担也不轻。 
　　朱翊钧出阁就学刚三个月，隆庆六年(1572)五月廿六日，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就死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于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万历。张居正乘新皇帝年幼无力独立处理朝政之机，联络宦官冯保驱逐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表示自己不负穆宗的重托，想把朱翊钧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皇帝，穆宗还没有安葬，就上书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于八月十三日便开始为小皇帝进行“日讲”。规定每旬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到文华殿就读。早晨先读《大学》、《虞书》十遍后，由讲官进讲，讲毕休息，近午时又进讲《通鉴》节要，讲读后习字。根据万历元年十二月张居正的《进讲章疏》称：“臣等谨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校阅，或有训解未莹者，增改数语，支蔓不切者，即行删除，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伏望皇上万机有暇，时加温习。” 
　　《通鉴直解》一书，就是隆庆六年下半年开始日讲至万历元年十二月期间给小皇帝讲解《通鉴》和进呈阅读的讲稿。此书初二十五卷，以后陆续增至二十八卷。另外《大学》、《虞书》逐步增补成《四书直解》和《书经直解》两书。在此期间，隆庆六年十二月还曾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这几部书都是由当时的讲官分头编写，后由张居正修改删定，进呈给皇帝的，所以它反映了张居正的思想和观点。《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编，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宋英宗进讲之用，每编完一段，即进呈一段，给皇帝讲读，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魏、赵三家分晋，终止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959)，共294卷。而《通鉴直解》一书则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战国以前采摘自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宋元部分则采摘自明薛应旃的《宋元通鉴》。所以《通鉴直解》一书涵盖的时代，远比《通鉴》为长。刘恕曾经参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负责南北朝和五代部分，他在修《通鉴》之余搜集资料，打算将宋代一祖四宗(从宋太祖到宋英宗)的各事修成《通鉴后纪》，战国以前史事修成《通鉴前纪》，刘恕只修成前纪就病倒了，故而定名《通鉴外纪》，共十卷，起自伏羲，终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通鉴外纪》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宋元通鉴》乃明嘉靖年间，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薛应旃采辑辽、宋、金、元四史及个人文集、笔记，花了十年时间撰成的，上起宋太祖下至元顺帝，凡482年，157卷，着重于义利与君子小人之辨，所以《通鉴直解》一书事实上是一部以《通鉴》为主，采摘其他史书而成的编年体通史。 
　　当时皇帝读书是先经后史，认为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经是讲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经的道理要表现在事物上，才能见其长短，所以也要讲史，因为皇帝要亲自治理国家，相比较讲史就更有现实意义。宋代以前多讲《贞观政要》，宋代以后多讲朱熹的《通鉴纲目》。明孝宗朱{；占樘(1407一1505)喜读《通鉴纲目》，但患其篇卷繁多，曾命李东阳等撮《纲目》之要，撰《历代通鉴纂要》(92卷)。《纲目》重视纪纲和正统，《通鉴》重事实，张居正不选《通鉴纲目》而选《通鉴》，说明他对这两部书持有不同的观点和倾向，他比较重视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典的史学巨著，网罗宏丰，卷帙浩繁。《通鉴直解》一书则选取一些重要片段，加以通俗的讲解，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固有观念和优良传统，如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治，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主张轻徭薄赋，善于用人等；一方面针对明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特点，重视历史上的各种改革，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教训。同时，也对某些重大的治国策略和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例如： 
　　(1)唐玄宗为什么先治而后乱。 
　　唐玄宗初即位时先用姚崇(元之)、宋璟而治，后期用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对此《直解》说：“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卷17)这就是说，同样是用人，委以专责，信任不疑，但用了姚崇、宋璟就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就乱，原因是选择不慎。所以用人，知人和选择是关键。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唐玄宗何以先治而后乱，“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日：‘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颞、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此《直解》说：“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卷21)正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同一个玄宗，前期而用君子，后期而用小人，其根源在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在心理上从喜欢君子而变为喜欢小人。 
　　(2)唐高祖李渊和唐睿宗李旦的建储问题。 
　　唐睿宗即位后，要立太子。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本应先选，而第三子平王李隆基诛除韦后乱政，中兴唐室有大功，究竟立谁好呢，睿宗犹豫不决。由于李成器主动提出让贤，才立了李隆基，成就了后来的“开元之治”。对此《直解》说：“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以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卷17)张居正是主张太平时建储以长，非常时建储以功，谁有功就应立谁为太子，把皇位传给他。李世民有功，继位后成就了“贞观之治”。李隆基有功，继位后成就了“开元之治”。李旦的英明之处在于主动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也保全了李成器；李渊的错误是不能舍弃长子建成，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这是古代拘泥于立长的重大历史教训。 
　　(3)关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欲用王安石，群臣反对，神宗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日：“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直解》对此解释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卷26)认为一种制度，时间长了，自然要产生许多弊病，必须改革。神宗时，宋代的国势也急需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都是对的，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王安石操之过急，没有从当时的人情风土出发，逐步实施，使天下得到变法的好处后再逐步推广，而是急于求成，想一蹴而至，又不能容纳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性格过于偏执，导致了任用非人，使朝政日益混乱。张居正以一个政治家的经验来评论王安石，有他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是比较公允的。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也由于他能借鉴于这种历史经验。 
　　(4)崇尚法治。张居正是明末的改革家，很崇尚法治。他针对明朝后期制度废弛，纪纲不振的情况，主张以法治国，治国从严。 
　　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崔寔撰《政论》一文曾说：“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认为汉宣帝治国以严，取得的效果，比汉文帝还要好。汉元帝多行宽政，是汉朝衰败的原因。对此《直解》解释说：“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警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卷12)在此张居正把自己在隆庆二年(1568)提出的改革主张“综核名实，责任考成”也加在了崔寔的头上。可见他是主张以严治国的。 
　　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随刘备入蜀，法制较严，法正曾提出反对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回答说：“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卷12)对此《直解》解释说：“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事务知政体者。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佥亡其身，而人心无不服，真可为万世相天下者之法矣。”他认为治国就要像诸葛亮以法治蜀那样，法虽然很严，但执法很明，故人人畏服而无怨言。 
　　(5)严华夷之辨。 
　　明代有严重的边患，北有蒙古，东北有女真，南有倭寇，所以他继承中国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想，主张严华夷之辨。晋惠帝时江统撰《徙戎论》，他说：“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卷13)对此《直解》说：“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符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至于西晋之亡，是八王之乱开其端，而少数民族“五胡”乘其虚。所以张居正认为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或境外夷人，以防御为主，不使来犯，戎夷跑了也不要派兵远征。应该把居住在关中地区的夷人迁至塞外本土。 
　　贞观四年(630)三月，太宗消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为天可汗。对此《直解》说：“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然皆天子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卷15)认为唐末之乱，都是由于太宗允许夷狄居中国，并任用夷人为官所致，派宗女和亲也是错误的。他是主张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华夏各居其地，互不相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严防其入侵，即使他们俯首称臣，可以进行贸易，但绝不许入居内地。隆庆年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的“封贡”议和，就是张居正本着这一主张而实施的。 
　　从以上各端，可以看出张居正编纂《通鉴直解》一书的概况与特点。尽管万历皇帝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但张居正利用这一教育机会，灌输自己的政治思想，以期在执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喜的是，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1573—1582)张居正执政时期进行了若干改革，没有遇到来自万历皇帝方面的掣肘。但可悲的是，在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万历还听信谗言，将张削官夺爵，满门查抄。但张居正执政时期，造成晚明一度的国家繁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可见，《通鉴直解》一书，有它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一方面也是万历初年君臣求治局面的产物。因为当时万历皇帝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通鉴直解》所选内容采取了量力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是改编《通鉴》的一部代表作；今天我们把它整理出版，有助于普及历史知识。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的内容一目了然，我们按其实际内容改定为今书名。本书1998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受到读者欢迎，本次重版我们又对注释、评议做了精简，不当之处，仍恳请读者指正。 
　　陈生玺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