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89708
★重返“十七年（1949—1966）”文学现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与历史叙事。
★40余位作家、文人的生动群像，构筑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过的特别发轫：丁玲、老舍、曹禺、冯雪峰、聂绀弩、王蒙、萧也牧、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孙犁、杜鹏程、吴强、冯德英、刘知侠、曲波、徐光耀、方纪、梁斌、王愿坚、茹志鹃、峻青、周立波、李準、欧阳山、草明、宗璞……
★作者汪兆骞与这些文学大家、文化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汪兆骞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进行了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讲述，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
1949年至1966年，弹指一瞬，但“十七年文学”写就的宏大叙事，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民族精神谱上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本书收录了丁玲、老舍、曹禺、赵树理、冯雪峰、聂绀弩、王蒙、柳青、萧也牧、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杜鹏程、曲波、王愿坚、茹志鹃、峻青、周立波、李準、草明、宗璞等40多位作家，详述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生涯，对他们的成名作品及代表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重点赏析了他们在“十七年”时期创作的*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些中国当代作家，自觉地将壮丽斗争的历史记忆和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现实记忆，铸成文学的情感与经验，内化于心性血脉，以清醒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发挥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其品种、颜色和香气竞相争妍于家国的姿态，显示了文学的繁荣与力量。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启幕史。
引 子 安排客居香港的文人墨客回燕京古城 / 001
故园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归。
——刘长卿《时平后春日思归》
第一章 丁玲的命运悖论 / 011
春风自恨无情水，吹得东流竟日西。
——苏轼《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诗录示民师》
第二章 荣膺“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 / 029
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筹笔驿》
第三章 “遵命文学”让曹禺难有佳作 / 045
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第四章 心“有一个熟悉农村的包袱”之赵树理 / 063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苏轼《赠刘景文》
第五章 中国“别林斯基”胡风的自信悲剧 / 081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欧阳修《丰乐亭游春》
第六章 有些书生气的冯雪峰 / 095
翅在云天终不远，力微矰缴绝须防。
——杜甫《官池春雁二首》
第七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他享尽哀荣的葬礼 / 109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杨巨源《城东早春》
第八章 落拓不羁的狂狷之士聂绀弩 / 125
客散酒醒黄昏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李商隐《花下醉》
第九章 王蒙青春放歌《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 135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第十章 “农村社会主义史诗”柳青的《创业史》 / 151
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
——刘禹锡《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东都留守》
第十一章 悲情萧也牧与《我们夫妇之间》 / 163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
——冯梦龙《警世通言》
第十二章 以《喜鹊登枝》登上文坛历经殊荣与冷落的浩然 / 175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第十三章 欲以身殉文学却无奈改行的沈从文 / 185
而我不容今世路，此情惭愧又何辞。
——黄宗羲《山居杂咏》
第十四章 曾在文坛“狂飙”，最终沉寂的高长虹 / 199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陆游《落梅》
第十五章 孤独漂泊张爱玲 / 213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李颀《送陈章甫》
第十六章 翻译古希腊文学和强横坚持“以真实”回忆兄长的周作人 / 227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咏柳》
第十七章 战士作家孙犁与《风云初记》《铁木前传》 / 247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哭晁卿衡》
第十八章 杜鹏程与《保卫延安》 / 259
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
——萨都剌《题扬州驿》
第十九章 吴强与史诗性的《红日》 / 269
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
……
1948年11月23日，在中共的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与三十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分批乘豪华海轮，由香港起航，驶向解放区沈阳。他们是李济森、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于立群等。他们一路谈笑风生，欣赏途中风光，触景生情，便吟诗作赋。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是我党从解放战争开始，陆续从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转移到香港保护起来的。如郭沫若，便是1947年由叶以群陪同，从上海转至香港，住进九龙公寓的，在此主持中国学术工作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不久，其夫人于立群及五个孩子也被接到香港，与陆续到港的茅盾、胡风诸人会合。
革命的作家到安逸繁华的香港，当然不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在香港享受舒适生活。实际上，我党早就在香港建立了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使其成为党活动的桥头堡，也是革命文艺的重要阵地。
1948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孙科，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想与共产党接头，就派其友人韩侍桁到香港找潘汉年。韩侍桁与潘汉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见过面。韩侍桁通过冯雪峰见到冯乃超，然后与潘汉年见了面。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与孙科的代表钟天心会谈，但条件分歧太大，会谈并无结果。
不久，韩侍桁到了上海，将会谈情况告知冯雪峰。为了后续工作，2月，冯雪峰赴香港，见潘汉年、邵荃麟，又会见夏衍、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等人，一周后返回上海。
是年3月，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革命作家，在那里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主观论”文艺观进行第二次批判，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上，批判胡风背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胡风自己讲，香港发动对他的批评，对他是很不公平的，使他“感到迷惑”。是年9月，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回敬夏衍、冯乃超等人对他的批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55年，胡风和他持相同文艺观的一大群作家、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事件已经平反，“但无论对于生命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无论对于血肉之躯还是灵魂，胡风‘集团’案所造成的创伤都是极其深巨、难以愈合的”（谢泳《思想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让作家们完全沉浸在欢乐和憧憬中，根本想不到政治与文学、权力与文学、宗派与文学、作家群落与精神气候等产生的矛盾，离他们并不遥远。
如今，他们乘风破浪，前往解放区，大有“春风伴我返故乡”的慨叹。中共中央特派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专程从中共中央的中枢地区西柏坡到沈阳，隆重迎迓这批各界名流，足见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1949年2月18日，又一艘豪华外籍客轮“华中轮”，在浓浓的晨雾中，从香港起航。二十七位社会贤达和进步作家，由乔冠华具体安排指挥，悄悄乘船，驶向渤海。他们是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赵超构、陈叔通等人。曹禺和方瑞于2月刚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抵达香港。这次也一同回内地。
此次航行，比两个月前郭沫若等人归国那次，要紧张多了。就在三天前，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刚刚在吴淞口宣布倒戈，即被国民党派轰炸机击沉。国民党对海域加强了封锁。“华中轮”在行驶途中，有国民党军的舰只监视尾随。但归人的兴奋没有被敌人的威胁压倒，南社诗魁柳亚子凭栏远眺，抚髯即兴歌曰：“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为避开敌舰的尾随，乔冠华指挥“华中轮”改道，舍沈阳而驶向韩国，然后掉头至烟台抛锚，时间是3月5日。
次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从山东青州匆匆赶来，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安排了精彩的京剧演出。他们至莱州，又应军政之邀，参加了热闹的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是夜，在革命口号和评剧、花鼓戏欢快悠扬的唱腔里，来宾感受到解放区的新生活是多么幸福和充满活力生机。
到了济南，当地驻军领导许世友，还有从北平赶到这里，专程欢迎贵宾的邓颖超，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让贵宾感受到归家般温暖，他们热泪盈眶，无比激动。
然后，主宾同乘火车，一路欢快交谈，一路放声高歌，开进红旗招展的北平，下榻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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