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61034
拍摄图片数千幅。全书以杜甫生平为主脉，按中州篇、江南篇、齐赵篇、关陕篇、陇右篇、巴蜀篇、荆湘篇来记述作者所踏查之杜甫游踪及相关遗迹，并对历史旧说及悬疑问题加以辨析。行文中亦根据林东海先生提供的信息与图片，对三十年前的杜甫游踪纪念性遗迹作对比介绍。
本书与《李白游踪考察记》为姊妹篇。作者曾于2009至2015年全程考察杜甫游踪，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入四川，三至陕西，拍摄图片数千幅。全书以杜甫生平为主脉，按中州篇、江南篇、齐赵篇、关陕篇、陇右篇、巴蜀篇、荆湘篇来记述作者所踏查之杜甫游踪及相关遗迹，并对历史旧说及悬疑问题加以辨析。行文中亦根据林东海先生提供的信息与图片，对三十年前的杜甫游踪纪念性遗迹作对比介绍。
引言
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宋人有言：“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此言见于北宋绍定四年（1231）宣城陈应申为《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所作跋语：“作诗固难，集句尤不易。前辈有云：‘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一杜诗且病其难读，而况集诸家之诗乎！”文中明言是“前辈有云”，可知非出陈应申之心裁，更不是将集句诗并跋语编入《江湖小集》卷九的陈起所首创。宋人赵大年又言：“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此言见于明董其昌评画手书。明张丑《真迹日录》卷一“董玄宰评画”条：“昔人评赵大年画，以为得胸中有千卷书，更奇。又每作山水图，来人戏之曰：‘又是上陵回也。’大年以宗室不得远游，故云：‘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乃知画史亦大未易。董其昌书。真迹。”可见读杜之难，在宋人那里已成共识，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非此不可体会杜甫之用心，不可体会杜诗之成于艰难也。惜历代注杜学人，潜心书斋者多，稽考实地者少。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本《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为准备注杜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但只是试验性选点，远非杜甫行踪的全程考察。全面考察古代诗人行踪而行诸文字者，当以林东海先生的李白行踪考察为首创：为撰写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合作出版之“中国彩色文库”《诗人李白》一书，林先生受聘于1981年5月到1982年10月，对李白游踪（连带杜甫游踪）进行全面考察，游历十多个省份、拍摄了一百多处遗迹的实景照片；出版了《诗人李白》（日文版，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 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太白游踪探胜》（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书以及旧体诗集《江河行——揽胜诗草》（江西人民出版社）。王运熙先生为《太白游踪探胜》作序曰：“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一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此书不但是李白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今后李白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园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本书的产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这三十多年，是中国历史急剧变化的三十年，移山填海、筑坝修路、开矿建楼等人力行为，使山形地貌发生了极大改变，三十年前的实景照片，今天竟然面目全非，这促使林先生萌生了重走李白路的想法，于是我们相约联合行动，同时对李白、杜甫游踪做全面考察。
我们在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时间里，分省、分段出行，全程考察李白、杜甫游踪，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赴陕西，两至四川，两入山东，亦行走湖北、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拍摄图片二万七千帧、短录像近百条，考虑相同景点不同点位的占比情况，取景点大致应在五六千处之多。
杜甫（712—770）字子美，以曾居杜陵之少陵而自号少陵野老；以所历左拾遗、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官职人称杜拾遗、杜工部；元代追谥杜文贞公，是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早年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不第，又曾漫游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并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等地。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长安求宦，过了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困顿生活。刚谋到一个正九品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安史之乱，玄宗离京奔蜀，长安陷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杜甫把家人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延安富县），只身投奔灵武，途中遭遇叛军，被挟至长安，九个月后伺机逃脱，再往凤翔投肃宗，受封左拾遗，但不到半个月，便因疏救房琯触怒圣上，险些掉了脑袋。多亏新任宰相张镐和经办此案的御史大夫韦陟出手相救，方得豁免，但已不受信任，先是被打发回家探亲，收复两京后又与房琯同时被贬，成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一年兵荒马乱，畿辅饥馑，他实在看不出继续留任还有什么前途，终于下决心弃官度陇西去。度陇还是衣食无着，又携全家由秦州（今甘肃天水）而同谷（今甘肃成县）继而南下入蜀，卜居成都万里桥边。虽然万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严武、高适的接济和军阀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但不甘作客的杜甫，又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因为严武的推荐，他原本是要入京赴任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的，并将以从六品的官阶著“绯衣”、佩“银鱼袋”这是陈尚君先生在《杜甫为郎离蜀考》和《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两文中提出的卓见，见《复旦大学学报》1984年1期和《草堂》1985年1期。本书《巴蜀篇》中有详细引述。，然而却因肺疾发动卧病云安（今重庆云阳），耽误了赴任的行期，真正是“有才无命”（《狄明府博济》）。这让杜甫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最后辗转于荆楚，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湘江的水途上。
杜甫前半生汲汲于仕途，后半生惶惶于兵乱。居长安时赶上安史之乱；避地入蜀，又赶上吐蕃犯边，攻陷松、维、保三州；加上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汉州刺史崔旰大战剑南节度使郭英乂、简州刺史韩澄杀郭英乂、郭英乂部前军柏茂琳又起兵讨伐崔旰等，蜀中一片大乱。正所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杜甫出峡来到潭州时，赶上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真正是“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动荡变乱的时代。
纵观杜甫一生行迹，大致是由中州而关中而陇右而巴蜀而湖湘，本书以杜甫生平为主脉，按中州篇、苏浙篇、鲁冀篇、关陕篇、陇右篇、巴蜀篇、荆湘篇七个部分来记述所考察之杜甫游踪及相关遗迹，并对历史旧说及悬疑问题加以辨析。
本书所记述的是跨越三十年的两度考察，第一次考察，时间集中在1981年至1982年，大致根据林东海先生提供的信息写成；第二次考察，时间集中在2009年至2018年，是我与林东海先生的联合行动；两次之间，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亦有断续零星的相关考察活动，一并记入文中。
比较两次考察，第一次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人心向上。尽管考察条件艰苦，常常遇到景点无路可通或有路无车可用的情况，历史遗迹也多破败，但所见都是遗迹和文物的原生形态，地方政府真心想向外宣传自己的历史文化，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对自己区域内的历史遗产非常熟悉，也用心研究，加之熟悉当地掌故和文史的耆宿老人还健在，对考察帮助很大。三十年后情况大变，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为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有利条件是路有了，车也有了，需要仰仗当地向导的地方如今可以仰仗导航仪了；不利条件是历史文化景观大多从文化部门划归到旅游部门，并遭到旅游经济的“绑架”，热门景点踵事增华，浓妆艳抹，然后高价售票，冷僻景点索性放弃管理，任其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些三十年前见到的遗迹，如今已经不存或严重风化；了解历史情况的途径是花钱请导游讲解，但导游解说词与学术研究显然不能完全对接。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为着找一处导航仪没有显示的杜甫祠，宣传部门将我们指引到文化部门，文化部门将我们指引到旅游部门，旅游部门说不归他们管，应该找文化部门。最后找到了，是一对老夫妇在管，拿钥匙为我们开了门。这里的实际归属单位是文管所，而文管所的上级单位是旅游局。就是这个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地方，如今在外部加盖了华美的朱楼，也开始售票。又如唐代的滕王李元婴，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任上建了滕王阁，在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任上建了滕王亭。杜甫《滕王亭子》诗有“虚阁自松声”句，明代唐寅绘《虚阁晚凉图》，其中的“虚阁”就是个草亭。但今天阆中玉台山上不仅有复建的滕王亭，还有新建的气势恢宏的滕王阁，杜甫的诗究竟要落在“亭”上，还是落在“阁”上呢？这样演变下去很容易扰乱视听。后来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滕州也在酝酿建滕王阁，有这个必要吗？若不是王勃在南昌写了千古名作《滕王阁序》，滕王根本不足挂齿，完全不必再以滕王的名义建阁。
与踵事增华的状况相反，另有一些偏僻的历史遗迹则被放弃，如河南登封告成镇的武则天石淙会饮遗址。我们问路时，嵩山旅游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石淙会饮”遗迹已经芜废，他们也很多年没有去过了，而且路很难找。也有人说：那里荒草没过人顶，你们找到也进不去。多方打听，终于有老乡告曰：到镇上还要向东再走十里才能到。我们先找到石淙河桥，从桥下沿河道向山里走，的确没有路，最后是踩着高约2米、宽约30公分的旧河道堤墙走到景区腹地，并用长焦镜头拍到非常清晰的《石淙河摩崖题记》局部。刻石非常精美，完全没有风化。书丹者薛曜身为驸马，书学褚遂良，但较褚书更为瘦硬，被后人评为“宋徽宗瘦金体之祖”。堂兄弟薛稷与薛曜同一师承，杜甫后来流寓蜀地时，专门到通泉县庆善寺观览薛稷书画壁。也许该感谢文物部门对这处景观的放弃，也许正因为三十年的封闭和人迹罕至的环境，才使摩崖文字得以保全。但对于这处河南省最大的摩崖碑刻，适当的监护总还是需要的吧。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每见老书生痴痴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本书便是读书与行路相结合的产物，着意考索、踏查杜甫诗中所咏、足迹所到之地，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钩沉旧名故地。在地理沿革中，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当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与杜甫有何干系；有些撤销改并的旧县，连名字都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考察中对这样地方的历史遗痕尤其关注。诸如杜诗中有着最美月色的“鄜州”，如今的名字是“富县”，以盛产苹果著称。行走在富县，有几个人能想到这就是杜甫咏过“今夜鄜州月”的鄜州呢？惟县城入口一只昂首向天的梅花鹿雕塑还能暗示富县的古称是“鄜”，与鹿有关。大约因为“鄜”字比较难认，所以1964年改“鄜县”为“富县”；同时用常见同音（或近音）字取代的古地名还有“盩厔”写作“周至”，“鄠县”写作“户县”，这样改过以后就好像切断了根基，对于稍有历史文化知识储备的人来说，行走在“周至”的土地上，先要在头脑中把“周至”转换成“盩厔”，然后才能想到这里是白居易当过县尉、创作了《长恨歌》的地方，并因此而心潮起伏一番。“户县”也必须转换成“鄠县”，然后才能在头脑中和杜甫搭上关系。杜甫和岑参兄弟一同游玩过的渼陂就位于鄠县。而“户县”，只能让人联想到曾经称名一时的农民画。而隶属于富县、杜甫写过《羌村三首》的羌村，如今已经变名大申号村，只因村里有过一个大申号油坊，便失去了本来应该不朽的名字。我们在富县打听羌村，居然没人知道。最终问到县城边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才总算知道个前进的大方向。
我们也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
二、勘正旧注误说。也有些古地名延续至今，脉络清楚，只因被旧时注家所误，终至以讹传讹，陈陈相因。如杜甫住过的“陆浑庄”，一直被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很多治杜专家说成位于河南偃师，认为“偃师故庐”“尸乡土室”“土娄旧庄”与“陆浑庄”都是一处。但洛阳之南伊水上游的嵩县境内便有陆浑旧县的所在，如今是陆浑水库。杜甫在偃师的宅子，为什么要叫“陆浑庄”？毫无道理。这是由清代浦起龙开始的错误。因为杜甫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曰“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又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下自注“甫故庐在偃师”，杜甫《忆弟二首》题下自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所以浦起龙便误以为“陆浑庄”在“首阳阿”。其实“首阳阿”只是宋之问的“旧池馆”和杜甫的“故庐”。宋之问在偃师、陆浑和辋川等地都有居所，而杜甫至少从长安为官时开始，便已经居家伊川的陆浑了，这应该是杜家的祖产。杜甫《龙门》诗曰“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行走于长安至洛阳或洛阳至偃师间的驿路是不会经过龙门驿的，唯走由洛阳南行的驿路才会经过龙门驿。而龙门驿向南的驿路正通向伊川和陆浑，唐代那里是山水佳胜之地，也是名人扎堆的别墅区。诗的后半首曰：“往来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可知杜甫在不同季节多次经过龙门驿，而且既走陆路，也曾川行，这也是前往陆浑才会发生的情况。据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所绘《长安洛阳道驿程图》，溯伊水南行驿道上的第一驿为龙门，第二站彭婆馆，第三站白沙馆，比照今天的地图，龙门之下是伊川县彭婆镇，再南下是伊川县城，县城东南10.3公里伊河之东有白沙镇与白沙村；由伊川县城再南下是伊川县鸣皋镇；再南下，与伊河相同走向的252省道（亦称洛栾快速通道）之东有属于嵩县的两座山，北为九皋山，南为鸣皋山；再南下便是昔日陆浑县的位置，今为库区乡和陆浑水库，而鸣皋山，昔日便是属于陆浑县的。实地考察中，我们经过被开成洛栾快速路的陆浑岭，足迹一直踏到陆浑水库的岸边，也眺望了一下陆浑村。其实杜甫《忆弟二首》题下小注有三种版本：“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时归在南陆浑庄”“时归南陆浑庄”。三者相较，显然“时归在南陆浑庄”的版本更可信从，“时归南陆浑庄”次之。因有“在南”，故尔衍生出“在河南”。而相对于东都洛阳，陆浑正在“南”位。所以关于“陆浑庄”的地点，应该回归本位。随着陆浑庄定位的改变，相应的杜甫游踪也就需要重新厘定。本书对“陆浑庄”除记述实地考察经过，也有资料上的考索与辨析。
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亦从此说。明王嗣奭《杜臆》将两诗的写作地点定在湘潭，但没有确切点位。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新唐书》的说法本没有毛病，但黄氏父子注杜时却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而且这一偏就偏了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泝湘江纵贯湖南全境的考察正好把今天的凿石浦、渌口（与津口隔江相对）、空灵岸、花石戍等处逐一走过，切实感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中的周折与感悟已写在相关章节中。……
一、中州篇“月是故乡明”
郑州市巩义市（巩县）
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出生地有三说：一、巩县瑶湾村，今属河南省郑州市下属巩义市站街镇，此说最为通行，今有“杜甫诞生窑”和“杜甫故里景区”；二、巩县老龙窝，今属河南省郑州市下属巩义市康店镇，建有杜甫陵园；三、河南洛阳市。另有洛阳偃师市前杜楼村，亦称杜甫故里，有杜甫墓。
“瑶湾”说当始于清雍正年间，雍正五年（1727），河南府知府张汉“于巩之东站为先生（杜甫）置祠三楹”（张汉《建杜工部祠记》），又书“诗圣故里”碑立于祠旁，指定了杜甫出生地位于站街镇。闻一多先生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引录的是《河南府志》的说法：“巩县东二里瑶湾，工部故里也。故巩城有康水，去瑶湾二十里，与逸事合。”又：“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瑶湾，去康店南二十里外。”见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三《唐诗杂论》，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47页。《河南府志》有顺治十八年（1661）刻、康熙二年（1663）刊本、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不知闻先生所引为何本。文中提到的逸事，是“采文康水”的传说，始见于旧题唐冯贽撰《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杜子美十馀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垄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文览》）事虽不经，但却道出了杜甫故里在距康水二十里外，而瑶湾村恰恰距离相符。冯至《杜甫传》直接说：“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东二里的瑶湾。”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0页。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亦持此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页，瑶湾说逐渐成为一种官方说法。
相对于“瑶湾”说，“老龙窝”的说法更具民间色彩，但历史却更为悠久。2012年，《社科纵横》第1期刊登了河北大学文学院吴淑玲、康靖、樊纯轩的文章《杜甫诞生巩义康店龙窝沟考》，“摘要”文字曰：根据现存史料，杜甫诞生于巩义康店龙窝沟更有说服力。唐代巩县县治所在位置，在巩县（今巩义）康店；巩县杜甫墓在康店，根据国人归葬故里习俗，葬骨之所当是其故里；巩县杜甫祠，雍正五年以前一直在康店，以祠定故居，杜甫故居是康店；杜甫曾祖父杜依艺在巩县任县令时移家巩县，其永业田在巩县康店龙窝沟有确证；唐代永业田可以传之后代子孙，虽久不变；杜甫诞生时，其父杜闲当在有杜氏永业田的康店龙窝沟守孝，出生地应是康店龙窝沟。另外“博客中国·樊凌涛的专栏”2005年9月14日还刊登了一篇署名康靖的文章《诗圣诞生老龙窝》，文中记述他在康店西岭杜工部墓见到康熙十九年（1680）杜少陵墓碑并录下碑阴杜漺所撰《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的过程；网上亦可见“快乐的老阎”在博客中发布的《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全文，两相对勘，从形近字的异同到断句差误，可以推断康靖所录碑记确实是现场实录，如碑记末句“小子不才，恐玷先生，宁自学于狄武襄之慎云”，错标为“小子不才，恐玷先生，宁自学于此，武襄之慎云”。“狄武襄”者，狄青也，卒谥“武襄”，实录本未能认出狄字，故将人名点断。因此本文以“快乐的老阎”所发布者为参校，与我现场拍摄的碑文照片对刊并另做句读，遇参校本存而照片漶漫的文字，加方括号标识；照片中漶漫而参校本疑误者以“白窗”标识：鞏縣杜少陵先生墓碑记
嘗讀先生集，有祭當陽侯文，慨然于木本水源，追远誠先之道也。又讀偃師縣誌，云先生歸葬，嘗祔于當［陽侯］之墓側，復移墓于鞏焉。漺承乏監司，以賑荒適鞏邑，覩道側有先生故里之碑。［竊］思先生乃杜陵人，胡［于］鞏為故里乎？因索其誌而觀之，云自先生祖審言先生即徙居于此，至今族姓不替云。乃問邑令並其族［孫］［嶸、淵］者“快乐的老阎”在博文下补注曰：“此碑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因枪击留下四个弹坑，碑文毫发无损，文字清晰可见。1985年杜甫陵园建成后被毁证，杜氏后人杜文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抄录过全文，文字与杜漺所立碑照片一致，通过杜文忠所抄《墓碑记》知，被凿处是杜甫后裔孙‘嵘渊’二字。”，知先生墓在康家店之西麓，漺乃具牲牢往奠之。漺嘗聞之師曰：“少陵先生少時遇一仙人，授一［符］，令于康水采文章，先生佩之而往。歸見仙人，仙人曰：汝適韭肆，觸吾符，使汝文而不貴。”今康家店有老［龍窩］，傳為先生生處，而祠墓咸在焉，則吾師之言，信而有徵矣。漺至墓所，再拜悲愴。見旁有兩大塚，訊之土人：□□審言先生之墓乎，抑宗武輩祔葬之墓乎？皆云世遠未詳。漺乃向［嶸、淵］曰：吾為先生后裔，則不敢妄有攀［援，汝］為先生后人則明甚，松楸闕然，饗祀闕然，為人后者固如是乎！乃出俸金與之，期以冬至、清明、孟秋具［牲醴］薦之。眾皆稽首謝，喜見顏色。因思漺祖父墓銘，皆未嘗祖先生與當陽，小子何敢創為之？但昔嘗聞之余［祖］伯公云：吾族當出祁公后，烏知祁公之非先生后耶？雖自附遠孫，誠亦非［妄］，但小子不才，恐玷先生，寧自學［于狄］武襄之慎云。旹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仲春朔月六日
河南驛鹽兼［公］守開歸河道参政杜漺謹记
鞏縣知縣加一級李國維篆額縣丞□穎發
典史尹德
后裔孫□□□□□书丹［庠］生张文華李本［玄］文中明确记述杜甫墓“在康家店之西麓”，杜甫墓旁还有两个不能确判墓主的大冢，而且说“康家店有老龙窝，传为先生（杜甫）生处，而祠墓咸在焉”。这篇碑阴文字是判定杜甫出生地的重要依据。今康店镇杜甫陵园之南、南北分道的G30国道之间有南水沟，南水沟东侧有龙窝村，即老龙窝位置。更向东是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介于康南村和康北村之间，颇疑这里才是康店旧址，就如今天的孝南村和孝北村之间是孝义镇旧址一样。而今天的康店镇位在康南村之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初十，河阳书院讲席冯敏昌至偃师谒杜工部祠和杜墓，赋谒祠诗《至偃师谒杜少陵先生祠赋诗百韵》、谒墓诗《复至偃师西北三十里土娄村后谒少陵先生墓再赋四律》。问题来了：偃师县城至土楼（今杜楼）村杜甫墓的空间距离只有4.2公里，远远不足三十里之数，而偃师杜楼村杜甫墓至巩义康店南水沟的空间距离是17.8公里，从里程上看，冯敏昌所谒杜少陵先生祠不在偃师，而在与偃师邻境的巩县康店。他应是先在康店谒杜祠，然后至西北三十里外的偃师土娄村谒杜墓。两首诗的诗题支持了康熙十九年（1680）康店杜甫“祠墓咸在焉”（详下“康店镇”文）的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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