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3569692
“十四五”规划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千年大计的高度上，升华突破式、基因重组式、结构升级式进行的一次国家层面整体的重塑或再造。新形势下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未来五年我国发展方向有何特点？较之当下，未来发展将面临哪些变与不变？基于这些问题，中央党校知名专家对“十四五”进行了深刻解读，深入分析了“十四五”时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发展趋势、发展主题、发展思路；分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任务；展望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第一章 “十四五”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我国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节 当前及未来五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地位的变化
二、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三、经济全球化将受到阻遏，世界市场发展变缓
四、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措施以阻遏中国经济发展
第二节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挑战
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第二章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主题
第一节 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
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期
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带来的严重挑战期，更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关键期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发展目标与战略部署
一、“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战略部署
第三节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主题
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内在逻辑
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三、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三章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
第一节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变革
二、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
三、突出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第二节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
二、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三、构建国外循环体系，提升国际循环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四、形成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节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一、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迫切性
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点任务
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政策重点
四、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总体运行效率
第四章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改革任务
第一节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第二节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二、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三、强化市场法治保障
第三节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一、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二、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三、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四、健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五、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水平和创新监管机制
第四节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加快对外开放高地建设
三、完善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和服务体系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五节 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一、健全收入分配制度
二、完善覆盖全民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
三、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第五章 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图景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历史演进
一、“四个现代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二、“三步走”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三、“两个百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第二节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一、科研科技基础优势雄厚
二、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平衡中加快迈向中高端
三、制度优势显著
第三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双重难题
第四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要求
三、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措施
试读部分
第一章
“十四五”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我国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特别是在处于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的今天，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逆全球化”浪潮侵袭、新冠疫情肆虐，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在“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国际形势将沿着原有趋势继续明显变动。而这一重大变动对于我国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地位的变化
分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地位的发展趋势，首先要对两大经济体的界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定义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156个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指的是IMF2020年定义的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等39个经济体。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假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范围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
（一）现阶段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根据IMF统计数据，2000—2019年两大经济体实际GDP增速的平均值分别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62%，发达经济体为1.9%。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速差距悬殊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世界经济出现历史性变革。下面，我们将从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来说明现阶段的国际形势。
1.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现阶段，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按GDP现价测算，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为35.71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为51.84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79%和59.21%。而这一份额在2000年为20.94%和79.06%。可以明显看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增加巨大，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差距明显缩小，但发达经济体仍然处于优势地位。按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测算，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为1.177万国际元，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为5.413万国际元，两大经济体的人均GDP对比为1∶4.6。相较于经济总量而言，两大经济体的人均GDP存在的相对差距更大，但已经比2000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比值在2000年时为1∶6.85。以上数据均来源于IMF统计。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造成世界经济的大范围衰退，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10月）预计，202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4.4%，这一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截至2020年10月，有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国家已经超过200个，其中，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根据IMF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速为-5.8%，其影响远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惨烈（2009年的实际GDP增速为-3.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出现实际GDP负增长，IMF预计为-3.3%。尽管两大经济体出现相当程度的经济衰退，但相较之下，此次疫情将造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不减反增。按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测算，根据IMF预计，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对比变为1∶4.52，两大经济体人均GDP差距较疫情之前进一步缩小。
2.两大经济体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重要性
现阶段，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地位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上升；其二是吸引外资的能力得到增强。
就对外贸易而言。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以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发展的。根据IMF统计数据，2001—2018年两大经济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平均值分别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10%左右，发达经济体为6%左右。另一方面，两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量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8.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1.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36.93%和63.07%。而这一份额在2000年为22.19%和77.81%。可以直观地看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发达经济体仍占主导。然而，“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如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日韩贸易战，削弱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动力。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9年10月）预计，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7.31%和62.69%，前者比2018年提高了0.38%。也就是说，现阶段的“逆全球化”浪潮反而增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此外，新冠疫情的冲击也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大经济体贸易陷入深度衰退。
就吸引外资而言。根据IMF统计数据，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净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是指直接投资资产净获得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净产生。若净直接投资为负，那么境外对境内的投资（对境内来说相当于负债）多于境内对境外的投资（对境内来说相当于资产），反之亦然。额为-3832.21亿美元，相较于2000年其绝对值的增长幅度超过150%，预计2019年这一数额将达到-3849.01亿美元。由此可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3.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现阶段，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用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投资也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硬实力达到新的高度，于是便有了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更大的话语权。
时至今日，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建立的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等制度安排仍对国际社会各领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发达经济体的话语权逐渐缩小，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则有所上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通过，发达经济体共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了3.13%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案（2010年4月25日通过）。2016年1月27日，IMF宣布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约6%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其中，中国成为第三大成员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都跻身前十。数据来源于IMF统计。2013年，来自巴西的罗伯托·阿泽维多当选为WTO总干事，并在2017年继续连任，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巴西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扩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话语权。由此可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建立的制度安排中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变小。
除此之外，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建立的“七国集团”就解决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提出的方案屡屡受挫，转而把应对危机的论坛搬到了包含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是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20方组成。中。现阶段，二十国集团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也正在超越七国集团，并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有能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加速变革。更重要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建立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治理平台，并且这些平台的影响力也正在不断提升。例如，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及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形成及相互间合作的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林跃勤、周文主编：《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合作与崛起（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49—165、282—292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平台的提出和建立也是很好的佐证。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弱于发达经济体。
（二）“十四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为研判“十四五”时期两大经济体实力地位的发展趋势，我们先引入一种计算方法，即复合增速修正测算。这种方法是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计算年均复合增速，而后将这一增速根据实际GDP增长率进行修正，最后以修正后的增速对“十四五”时期的数据进行预测。运用该方法的估计可以将经济实力的变化考虑在内，进而能够较为合理地反映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事件的冲击对经济不同方面（如进出口总额、净直接投资等）的负面影响，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十四五”时期，国际形势有了新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但发达经济体仍会占据主导。具体而言，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差距将以比以前预期更快的速度缩小；其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重要性将持续提高；其三是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将继续下降。
1.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更加接近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将出现大幅反弹，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会远高于发达经济体。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10月）预计，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0%、3.9%；到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达49.59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达63.89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3.7%和56.3%，且前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比2019年提高了2.91%。“十四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将逐步接近发达经济体，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会继续向平衡方向发展。
就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所得）而言，根据IMF预计，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为1.517万国际元，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为6.326万国际元，两大经济体的人均GDP对比为1∶4.17，发展的不平衡性相比2019年（1∶4.6）有了明显改善。“十四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GDP方面的追赶势头很猛，但发达经济体仍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差距将以比以前预期更快的速度缩小。
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影响力将继续提高
我们仍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两个方面，对“十四五”期间两大经济体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影响力进行研判。
首先是对外贸易方面。根据复合增速修正测算，预计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5.5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41.78%和58.22%，前者比2018年增长了4.85%。“十四五”期间，受贸易战、新冠疫情等的后续影响，两大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可能会失速，但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面对困难、解决难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提高；反观发达经济体，美国很有可能继续对欧洲商品加征关税，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实力相一致，两大经济体对外贸易的差距也将日益缩小。
其次是吸引外资方面。根据复合增速修正测算，预计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净直接投资额达-4666.76亿美元，其绝对值比2018年增加了21.78%。“十四五”期间，随着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也将得到明显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3.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继续缩小
随着两大经济体的实力地位差距日益减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经贸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将持续扩大，相对应的，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则会下降。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建立的IMF、世界银行、WTO等制度安排中将拥有更高的投票权权重，也即在现有的国际治理平台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力将继续减弱。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非洲联盟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间组织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平台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七国集团等发达经济体间组织的重要性将继续下降，而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的影响力则会追平甚至赶超七国集团。“十四五”期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继续缩小，但其软实力仍强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二、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分析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的是选择这两个国家的原因。一方面，中美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演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与美国分别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的40%左右，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强国。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对我国发展有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使得美国感到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便有了贸易战等一系列遏制中国发展的举措。相较之下，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对中国造成影响最大的国家。因此，对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研判，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捕捉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更精准地分析我国“十四五”期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现阶段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其增速远远超过美国。根据IMF统计数据，2000—2019年中美两国实际GDP增速的平均值分别为9.01%和2.1%。现阶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有了显著变化。
1.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
现阶段，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已经大幅缩小。按GDP现价测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14.4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为21.43万亿美元，中美两国的经济力量对比为0.67∶1，这一比例在2000年仅为0.12∶1。按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测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671万国际元，美国的人均GDP为6.525万国际元，中美两国的人均GDP对比为1∶3.9，这一比值在2000年为1∶12.57。以上数据均来源于IMF统计。由此可见，中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追赶美国，但美国仍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两者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远大于经济总量。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了宣传、隔离、新建传染病医院、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武汉等强硬积极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而美国则在疫情初期顾及资产阶级利益，有意缩小检测范围、弱化疫情严重性、宣扬“自由主义”等，后续的联系跟踪或强制隔离措施也并不那么严格，致使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万例。中美两国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不同，其受到的冲击也是有差异的，疫情更为严重的美国遭受的打击也就更大。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10月）预计，2020年，中美两国实际GDP增速出现了21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分别为1.9%和-4.3%，并且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呈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显然，中美两国不同程度的衰退，缩小了两者经济实力的差距。根据IMF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14.86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达20.81万亿美元，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对比变为0.71∶1，相比2019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将进一步地缩小。
2.中美两国的要素国际流动
现阶段，中美两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实力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大幅提高。
就对外贸易而言。根据WTO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为4.6万亿美元，美国商品贸易总额为4.2万亿美元，很明显，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在2000年，中美两国商品贸易总额分别为0.5万亿美元、2.0万亿美元，差距十分悬殊。也就是说，在短短不到20年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超过800%，取代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并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引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于是，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打响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双方不断地加征关税必然造成双边贸易急剧下降，极大地阻碍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2019年，美国商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呈下降态势，毫无疑问地导致商品贸易总额减少；尽管中国商品出口额仍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极小，加之进口额的下降，不可避免地造成商品贸易总额减少。但中国仍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并进一步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2018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比美国多3442亿美元，这一数值在2019年提高至3672亿美元。另外，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将造成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一步受阻。
就吸引外资而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指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净流入，即用外国新投资流入减去撤资。为1558.15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近300%；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为3516.31亿美元，仅比2000年增长了0.7%。可以明显看出，中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差距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缩小，两者对比已经由2000年的1∶8.29变为2019年的1∶2.26。也就是说，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步缩小，随之而来的是在全球投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增强。
3.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现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军事、科技等领域也实现了巨大发展，国家硬实力上升到新的水平，相应地，国家软实力也得到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明显扩大。
其一，中国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建立的IMF、世界银行、WTO等制度安排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权重由原来的2.77%提高到4.42%；而美国的投票权权重仍维持在15%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案（2010年4月25日通过）。2016年1月27日，IMF宣布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中国的份额由3.72%上升至6.39%，投票权权重也由3.65%上升至6.07%；而美国的投票权权重则由16.75%下降到16.5%。数据来源于IMF统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作为发达经济体“领头羊”的美国不断“退群”，否定由其主导建立的世界治理体系。在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不断攀升之际，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7月6日通知美国国会和联合国，美国将在一年后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这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能否维护其权威、保持其领导地位产生悲观预期。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在现有制度安排中虽然仍然占据绝对的领先优势，但趋势是下降的，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的影响力则是相对上升的。
其二，已经建立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平台。首先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并由中国主导成立的国际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宗旨之一就是开展经贸、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是由中国主导的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的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最后是由中国出资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即丝路基金。丝路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平台的成立和发展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相对而言，美国以及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国际治理平台的影响力被削弱。
其三，中国已经有能力举办重要的国际会议。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召开；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2018年，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在青岛举行；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重大国际会议的举办不仅是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高度认可，更是国际影响力增强的重要表现，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仍远弱于美国。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
“十四五”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的实力地位将继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逐步减小。具体而言，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速度将更为迅速；二是中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影响力将显著增强；三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持续减弱。
1.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将继续缩小
在全球新冠疫情消散后，中美两国经济将呈现出强劲回升的势头，且中国的经济恢复速度会远远快于美国。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10月）预计，2021年，中美两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将分别为8.2%和3.1%；预计到2025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将分别达到23.03万亿美元和25.78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59.93%和20.30%，且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对比变为0.89∶1，其中，中国经济总量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及世界的46.44%和20.29%。“十四五”时期，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速度将更为迅速，但美国仍会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个增长势头，中国不仅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贡献者。
我们再来看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所得）的变化情况，根据IMF预计，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531万国际元，美国的人均GDP为7.647万国际元，中美两国的人均GDP对比将变为1∶3.02（2019年为1∶3.9）。“十四五”时期，中国在人均GDP方面将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美国，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速度将更为迅速。
2.中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
我们仍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两个方面，对“十四五”期间中美两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地位变化进行研判。
首先是对外贸易方面。根据复合增速修正测算，预计2025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为7.1万亿美元，美国商品贸易总额为4.9万亿美元，中美两国商品贸易总额分别比2019年增长了54.28%和16.61%。此外，中美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对比也将由2019年的1∶0.92变为2025年的1∶0.7。“十四五”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可能依然存在或更加激烈，但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仍将保持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并与美国逐步拉大差距。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也将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带来更多的机会，进而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贸易发展的加速器。
其次是吸引外资方面。根据复合增速修正测算，预计202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将达到1997.17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28.18%；而美国如果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政策，继续减少国际参与、对外援助等，那么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则可能呈下降趋势。“十四五”期间，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提高，中国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也将进一步加强；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能将继续降低国际投资来美意愿。中美两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将此长彼消，但美国仍领先于中国。
3.美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将被削弱
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地位的接近速度更为迅速，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持续扩大，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影响力减弱。其一，中国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建立的IMF、世界银行、WTO等制度安排中将拥有更多的份额，也即拥有更高的投票权权重；美国的地位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但仍占据主导。其二，以中国为主导建立的上合组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也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的国际治理平台中占据一席之地，且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会进一步削弱美国以及以美国为主导构建的国际治理平台的影响力。其三，伴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将更有能力承办重大的国际会议，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则会得到显著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十四五”期间，美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被削弱，但仍强于中国。
三、经济全球化将受到阻遏，世界市场发展变缓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加速成为既定事实的同时，在“美国优先”等政策的驱动下，发达经济体对其的遏制必将更加全面和强化，发达经济体间的合作关系则会愈加弱化。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十四五”时期，全球化进程受到阻遏，世界市场的发展变缓。
（一）世界贸易的变化
1.现阶段的世界贸易
“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根据WTO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比前一年下降了2.8%。世界贸易领域的“逆全球化”浪潮，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自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中美贸易战正式启动；同年9月，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10%，同时中国宣布予以反击；此后，中美两国贸易一直在摩擦和磋商中艰难前行，双方的贸易博弈持续至今。除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外，美国也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或地区发动贸易战。例如，2020年6月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正考虑对从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进口的价值约31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另外还有许多非美国主导的贸易争端，如日韩贸易战等。采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而悍然发动贸易战的错误行径损人不利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参与国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贸易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其二是逆经济一体化，如英国脱欧。2020年1月30日，欧盟正式批准了英国脱欧，并于次日，英国正式脱欧。一方面，英国和欧盟间的贸易受影响。脱欧后，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会上升，损害双方间的贸易往来；英国海关体系也会独立于原先欧盟统一的海关商品归类体系运作，货物通关纳税程序变得更为复杂低效。另一方面，英国与欧盟之外的贸易受影响。其他国家将重新签订原来由欧盟出面缔结的贸易协定，可能会影响与英国有关的全球贸易；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英国离开欧盟后的全球供应链重组也会给国际贸易带来负担。
其三是现有的贸易协议被推翻。2017年，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除美国外的11国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即全面且先进的TPP；2018年，美国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新的共识，也即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版北美自贸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破坏WTO这一体系，一度威胁完全退出WTO。以上行径，无非是想让美国摆脱一切限制，摆脱国际全球化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目的只有一个，“美国优先”。美国屡屡变更协议、“退群”，严重影响了与其他参与国间的贸易往来及全球贸易秩序，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其四是新冠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国迫不得已暂时停工停产、“闭关锁国”，严重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贸易保护主义者肯定会出台更多“逆全球化”的措施。多相合力，世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受到限制。根据WTO《贸易统计与展望》报告（2020年10月）预计，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将下降9.2%。
2.“十四五”时期的世界贸易
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全球贸易将出现大幅反弹。根据WTO预计，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7.2%。即便如此，“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浪潮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将继续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是新冠疫情导致的“逆全球化”思潮将在“十四五”时期继续加强。发达经济体将因为疫情而试图重新捡起原来已经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的产业，可能会考虑把部分产业链转移回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逆全球化”进程加速，抑制世界市场的发展，基于国际分工形成的世界贸易（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也将因此受阻。另外，全球产业链将会向区域供应链发展，但这一取而代之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发达经济体的防范封堵将更加严密，会不断挑起贸易争端以遏制其实力地位的进一步增强，致使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受限，世界贸易发展进程变缓，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扮演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角色。
三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负面影响在“十四五”时期仍将继续存在。脱欧后英国和欧盟各自恢复经济发展并建立新的成熟的贸易协定需要时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与英国建立和发展新的双边贸易机制需要时间，英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新角色的形成也需要时间，因此，英国脱欧对国际贸易的冲击在未来五年仍将继续存在。
四是美国在“十四五”时期很可能将继续“退群”或挑战WTO权威。如果美国继续实行“美国优先”政策，那么“退群”或变更贸易协定是必然会发生的；在美国众议院的一项技术性投票中终结了2025年前美国退出WTO的可能，未来五年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必将继续挑战WTO权威，并以减少或拒绝WTO的会费缴纳为威胁。这不仅会破坏与参与国的贸易合作关系，还会扰乱全球贸易秩序，打破全球贸易规则，进一步阻遏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
1.现阶段的国际资本流动
现阶段，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受阻，顺差国能够为全球提供的“财富源泉”也随之减少。在过去十年间（2009—2018年），德国、中国、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六大顺差国经常项目顺差总额高达7.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资本净流量的77%。其中，全球第一大顺差国德国将资金主要用于增持国外证券资产，占比为76%；第二大顺差国中国几乎将所有的资金用于增加外汇储备；第三大顺差国日本的主要资金用途是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73%。谭海鸣：《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与应对策略》，《中国金融》2020年第8期。也就是说，顺差国是全球资本的“创富源泉”，世界贸易发展变缓则会极大地阻碍顺差国的资金积累，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受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受全球贸易争端导致世界贸易发展变缓甚至衰退的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或放缓。
自新冠疫情暴发后，受疫情加剧的影响，国际贸易大幅回落，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暴跌，股票市场泡沫相继破裂。首先，疫情的加剧使得作为“创富源泉”的顺差国减少了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一方面，世界贸易出现缩水，顺差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回落，进一步阻碍了国际资本流动；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给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并且明显减少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常项目顺差，导致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明显减弱。两相合力，致使国际资本流动受限。其次，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资产市场泡沫相继破裂，其吸引全球投资者的能力逐步下降。由国际油价暴跌和新冠疫情暴发导致的全球投资者情绪低迷，致使投资者卖空股票，从而引发全球股市灾难。2020年3月，美国股市出现4次熔断，分别在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其中，至少有巴西、加拿大、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哥伦比亚、斯里兰卡10个国家的股市在3月12日也发生熔断；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在3月16日股市暴跌。股票市场泡沫破裂也迅速传导到其他资产市场上，例如，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在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了1650亿美元数据来源于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统计。；发达经济体无风险利率债的吸引力大幅下降，美国公司债、意大利金融机构债，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主权债券也面临较大风险。
更重要的是，现阶段，世界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叠加自然灾害、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正在继续缩小。首先，疫情已经扩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在部分国家中确诊人数仍大量增加，必然引发全球性恐慌，国际资本流动持续缩减。其次，澳大利亚丛林大火、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蝗灾等自然灾害都不利于这些国家对外投资或吸引外资。最后，国际资本主要流入具有全球资本配置功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国家和地区，现阶段，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放缓。经济方面，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出现剧烈波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范围贸易战此起彼伏，全球金融不稳定性加剧；政治方面，英国正式脱欧，美国暴发大规模反对种族歧视的街头抗议运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这些不确定因素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能力双双减弱，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缩小。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6月）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大幅度降低40%。
2.“十四五”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
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不会迅速得到改善，其规模还将继续缩小一段时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仍将继续下降5%~10%，2022年才会有一定的反弹。“十四五”时期，受多方影响，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将受到更多的限制。
首先，随着世界贸易发展受阻，顺差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继续缩小。IMF在疫情之前预测，由于贸易摩擦和全球油价下跌，未来五年，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三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将较过去五年大幅下降34.3%。谭海鸣：《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与应对策略》，《中国金融》2020年第8期。疫情暴发后，全球贸易前景更加暗淡，顺差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将比这一预测的减小幅度更大。“十四五”时期，顺差国能为全球提供的“财富源泉”更少，将进一步影响资本的国际流动。
其次，发达经济体的资产市场在国际投资中的影响力将继续下降。对发达经济体资产泡沫破裂的预期大大削弱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而这一信心不是短期内能恢复的，加之经济复苏相对缓慢，吸引全球投资者的能力在未来五年将继续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国际财富效应逐步消退，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国际证券投资链条可能会断裂，必将进一步削弱其资产市场在国际投资中的重要性。“十四五”时期，发达经济体资产市场的吸引力变小将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张受限。
最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将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后者将采取更多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措施，以阻遏前者的崛起，如贸易争端、局部的战争冲突等；另一方面，为提高自身利益，发达经济体内部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摩擦。“十四五”时期，全球政治经济等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受阻，甚至引发造成流动性衰竭。
（三）全球人口流动的变化
1.现阶段的全球人口流动
现阶段，世界贸易萎缩、国家或地区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立抑制了人口的跨国流动。首先，抑制了通过移民途径而实现的跨国人口流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动了世界范围的贸易战，加之签署了一系列总统行政令紧缩美国移民政策，移民数量大幅下降。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获得绿卡的总人数为1127167人，比2016年下降了4.76%，而2018年比2017年下降了2.71%。其中，受中美矛盾冲突加剧的影响，中国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在2017年比2016年减少了12.48%，2018年比2017年减少了8.87%，降幅相当大；美国与邻国（如加拿大、墨西哥）的矛盾冲突同样也减少了这些国家移民去美国的人数。
其次，抑制了通过非移民途径而实现的跨国人口流动。国家或地区间关系的弱化甚至恶化，使得人们出于对人身安全、爱国主义情怀等的考量，会减少在相关国家或地区间流动。2017年，韩国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向美国引进萨德反导系统，使得国人自发地减少赴韩旅游。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赴韩游客仅为416.9万人，同比大幅减少48.3%。随着中美两国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明显减小。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统计数据，2018年和2019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分别同比下降了5.74%和5.41%。日韩贸易战也有同样的效应，2019年8月，日本把韩国排除出“白色清单”；同月，韩国政府决定将日本从本国“白名单”中清出，并于9月生效。日本与韩国间的对立大幅减少了两国间的人口流动，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2019年8月，韩国入境日本的商用客数量跌幅超过30%；观光客数量也有所下降，跌幅近50%。可以明显看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立使得人口的跨国流动受阻。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考虑到外来人口对疫情产生的消极影响，世界各国纷纷进入“封国”状态。例如，3月20日，美国暂停了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常规签证服务；同日，澳大利亚禁止所有外国游客入境，该禁令适用于所有非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3月27日，俄罗斯暂停了所有定期和包机国际航班，单向出境航班、货运航班和人道主义救援航班等特殊航班除外；3月28日，中国暂停了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6月24日，美国暂停发放H—1B、H—2B、L和J非移民工作签证，这项政策将一直持续到年底；7月1日，欧盟公布了开放边境的相关政策，其中有15个国家被允许入境，但与欧盟联系紧密的美国却被排除在外；同日，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入境限制，黎巴嫩等18个国家被日本列为新增入境限制国。此外，疫情导致世界各国的某些行业停工停产，减少了国内国外的劳动力需求。两相合力，导致人口的跨国流动规模显著下降。
2.“十四五”时期的全球人口流动
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渐消散，世界各国将部分地放开入境禁令，人口的跨国流动开始缓慢恢复。但是，在疫情基本或完全消失前，国家间仍将保持持续或间歇的“社交疏离”，人口的跨国流动规模只能得到十分缓慢的增加，难以迅速扩张；只有在疫情基本或完全消失后，各国的出入境限制才能解除。世界各国“解封”后，为加速经济恢复，刺激旅游业、餐饮业等的相关举措将层出不穷，由此则会带来大量短期的跨国流动人口；经济的逐渐恢复也增加了国外的劳动力需求，到国外工作、移民的人数也将出现大幅反弹。由此可见，新冠疫情在“十四五”时期的后续消极影响仍然存在，但在疫情基本或完全结束后，因疫情而减少全球人口流动的规模将逐步恢复。
但是，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立将继续加剧，造成的对人口跨国流动的抑制作用则会加强。其一，发达经济体为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逆全球化”浪潮，导致两大经济体间矛盾冲突甚至对立日益深化，不利于全球人口在两大经济体间的自由流动；其二，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同盟关系可能会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日益严峻，关系愈发淡化甚至恶化，这将进一步阻碍发达经济体内部人口的跨国流动；其三，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实行“美国优先”政策，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全球性冲突，而美国作为移民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冲突甚至对立必然会致使全球人口流动变缓。
四、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措施以阻遏中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差距日益缩小，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将采取更多的措施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国际贸易领域
从中美两国间贸易的视角看，“十四五”时期，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必然会发起更具破坏力的贸易进攻。
1.现阶段中美两国间的贸易
现阶段，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已经有所缓解，但双边贸易关系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1月15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华盛顿签署。协议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等内容。同时，协议也推动了中美两国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折，美方暂停原定2019年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2019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中方将2019年9月1日起已加征10%关税的商品，加征税率调整为5%，已加征5%关税的商品，加征税率调整为2.5%。该协议的达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美两国自2018年以来的贸易冲突，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20年4月，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为397亿美元，环比增幅为42.83%，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5—9月，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呈增长态势。第一阶段谈判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第二阶段磋商的开始，由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将涉及更为敏感的问题，叠加全球疫情加剧的影响，这一谈判过程预料会非常艰难，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仍然面临着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
新冠疫情不仅对中美经贸磋商产生深刻影响，还加剧了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巨大风险。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多次提及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要求美国企业将生产部门由中国搬回美国，让制造业回归本土，或者至少削弱中国制造业优势，摧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位置。然而，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这是由过去几十年发展积攒下来完备的工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决定的，也是跨国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美国想让制造业回归本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企业回流并不成功。但这并没有打消美国鼓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想法，且这一想法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更加突出。随着疫情的加剧，一些欧美国家陷入了“口罩焦虑”“呼吸机焦虑”“药品焦虑”等；反观中国，已经成为口罩、呼吸机、药品等的生产大国，“中国制造”的防疫物资发往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0年3月1日至5月16日，中国共验放出口防疫物资总额达1344亿元，包括：口罩509亿只；防护服2.16亿件；护目镜8103万副；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1.62亿人份；呼吸机7.27万台，其中无创呼吸机6.39万台；病员监护仪17.7万台；红外测温仪2643万件；外科手套10.4亿双。其中，美国是中国防疫物资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之一。疫情造成的防疫物资紧缺，导致特朗普政府更想让制造业回流本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风险。
2.“十四五”时期中美两国间的贸易
在未来五年，中美两国实力地位的差距缩小将加速，美国为阻遏中国的赶超之势，必将发起更具破坏力的贸易进攻。
一方面，美方可能会设法让新的经贸协议难以达成，甚至出现单方面违背或废除已经达成的经贸协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可能会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进口商品中加征更高的关税。更重要的是，除了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外，也可能将采取非关税措施限制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利用“长臂管辖”伤害中国商品在非美市场的竞争力。例如，通关环节壁垒、对进口产品歧视性地征收国内税费、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政府采购中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服务贸易方面的壁垒、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等。
为抑制中国经贸领域的发展，美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那么，由新冠疫情加剧的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巨大风险在未来五年仍将继续加剧。其一，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致使一些在中国布局生产的企业把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变得十分困难，如以加征关税等方式增加产品成本，削弱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优势，迫使制造业回流；其二，美国可能将企业回流所需要的支出100%直接支付给企业，即政府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到美国买单；其三，可能会鼓励美国企业由中国向东南亚迁移。
（二）国际科技领域
从中美两国间科技的视角看，“十四五”时期，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必然会采取更强有力的举措以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中美科技大战将更加激烈。
1.现阶段中美两国间的科技
现阶段，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方面。2018年4月19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7月14日，中兴通讯缴纳10余亿美元的罚款后才被解除这一禁止。自此之后，美国不断地将中国的科技企业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中，所谓实体清单，即是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而设立的出口管制条例。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宣布技术封锁中国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院以及下属研究所等44家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主要集中在军工研究领域，涉及芯片、雷达、通信等诸多板块；2019年5月，将华为公司等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主要涉及5G、通信等领域；2019年6月，将中科曙光、天津海光、成都海光集成电路、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院列入实体清单，主要涉及高性能计算、超级计算机开发技术等领域；2019年8月，将中广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主要涉及能源等领域；2019年10月，将28家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主要涉及安防摄像头、人工智能等领域；2020年5月，将360、云从科技等33家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覆盖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安全、云端机器人、安防监控、精密光学、贸易、物流、法医学等诸多行业。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美国实体清单已经涉及184家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不能顶住这种进攻。以华为为例，即使自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为及其5G技术的打压一直在不断升级，但华为并没有“倒下”，反而越制裁越强大。根据华为2019年年报统计数据，2019年，华为营业收入达8588亿元，同比增长了19.1%；净利润达627亿元，同比增长了5.6%；经营活动现金流达914亿元，同比增长了22.4%。根据全球知名分析师机构Dell’Oro统计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在5G通信设备市场中，华为以35.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比2019年第四季度还增长了0.4%。
除了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方面，加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限制、遏制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交易、阻碍科技人员交流等，也是现阶段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的重要体现。2018年8月13日，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正式签署生效，新法案的出台不仅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并且增强了其审查权力、修订了其审查程序，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难度与风险。2019年8月7日，负责政府合同的美国机构发布了一项禁止联邦政府从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大华、海能达购买电信设备、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的临时规定。2020年5月29日，美国白宫政府网站发布公告，将禁止与国防领域有关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入境美国。
2.“十四五”时期中美两国间的科技
随着中国科技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有赶超美国之势，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必将采取更强硬的限制措施强推中美“科技脱钩”。其一，可能会继续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和机构权限、修订更为严苛的审查程序，进而恶化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环境，尤其是针对核心尖端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投资；其二，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或在实体清单中列入覆盖范围更广的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或以“涉嫌盗窃商业秘密和欺诈”等为由对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提起诉讼和制裁，或针对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全面封杀等；其三，可能会颁布更多禁令来限制中美两国间的科技人员交流，例如，禁止中国科技人员赴美交流或审查美国技术论文、限制中国相关领域的留学生入境、强迫美国科技公司停止雇用中国员工等。这将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科技产业逐步疏离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企图让中国无法获得美国任何先进的科技资源，强行阻断中美两国科技领域交往的潜在可能。
为进一步阻碍“中国制造2025”的成功实施，减缓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速度，美国很可能会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限制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一方面，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交易的限制，例如，更大规模地禁止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出售，禁止联邦政府与范围更广的中国科技公司开展业务等；另一方面，可能会向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宣传中国科技产品“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等，以此来敦促、警告或强制其他国家或地区限制中国科技产品在本国交易、禁止中国公司参与5G网络建设等，并要求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设立对中国更为严苛的审查和管制制度。例如，2020年7月14日，英国政府以“维护英国电信网络长期安全”为由决定，自2021年起禁止该国移动运营商购买华为5G设备，并在2027年前将华为排除出英国的5G设备供应。可以明显看出，“十四五”时期，中美科技大战将更加激烈。
（三）国际金融领域
从中美两国间金融的视角看，“十四五”时期，美国必然会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扰乱我国金融市场，设法从金融领域遏制我国的崛起，而我国则主要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好自己。
1.现阶段中美两国间的金融
现阶段，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中的斗争虽然在不断升级，但其激烈程度和影响程度尚不如贸易战和科技战。首先是美国对中国汇率市场的干预。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25年来美国首次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是，这一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指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且该举措遭到中方、经济学界和权威国际机构的普遍反对。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其次是禁止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等计划。2020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和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纷纷通过行政指令和书信向独立机构联邦退休节俭投资理事会施压，以投资中国上市公司带来投资、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担忧为由，要求该机构所管理的一个联邦养老金停止转换投资跟踪指数的计划；5月13日，理事会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投资计划，在追踪明晟指数方面推迟400亿美元国际资金的划拨。
再次是阻碍中资企业赴美上市。根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5月19日，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台新规，将要求“限制性市场”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募资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或至少达到上市后市值的1/4，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大部分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难度。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提出额外信息披露要求。根据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并且如果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那么将面临在美国禁止交易的代价。很明显，这一法案将与中国有关法规相冲突，可能会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面临两难境地，甚至导致大量退市。2020年5月22日，中国概念股普遍大跌，京东跌幅超过5%；阿里巴巴、百度、爱奇艺、搜狗、华住酒店集团均跌6%左右；网易、汽车之家、金山云均跌7%左右，微博、陌陌、搜狐、斗鱼、虎牙均跌9%左右；前程无忧、欢聚时代大跌超过12%。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网行情中心。
2.“十四五”时期中美两国间的金融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资产市场泡沫再一次破裂，导致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资产市场暴跌，而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相比则表现出较好的稳定发展态势。并且，随着中国金融领域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美国为阻碍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地位的提高，必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更多举措发动金融战。
一方面，将以干预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交易的方式，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其一，可能会通过舆情监管或直接通过做空工具，以低资金撬动股市，做空股市，造成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其二，可能会加大力度批评中国的债务率和杠杆率，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和民企债务，而后利用其控制的强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的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做空中国资产，大幅提高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债券抛售，推动债市危机；其三，可能会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勾结”，试图操纵所有期货及大宗商品价格，还利用美国农业部“权威”报告操纵农产品期货价格；其四，可能会通过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单独或联合他国、短期内迅速做空人民币等手段施压，迫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进而引发投机和国际收支账户的恶化。
另一方面，将以限制全球金融机构与中国交易的方式，限制中外直接金融交易。其一，可能会限制或禁止中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融资，中国概念股则会面临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有针对性的打压，如以更为严苛的条件和程序阻止中资企业赴美上市、做空中资股逼迫中资股退市等；其二，可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基金投资中国，如以更强有力的禁令阻止美国养老基金投资“被视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股票等；其三，可能会利用其控制的全球跨境支付系统，对中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个人发起金融制裁，切断清算、结算与支付渠道等；其四，可能会大力游说或强制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限制或禁止与中国交易，进而致使中外直接金融交易受阻。
更有甚者，将出现以一定借口部分冻结或没收我国海外资产等极端情况。可能会动用紧急状态法，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如美国国债等；限制或禁止用美国资产进行交易，实施金融制裁；停止向中国支付利息，甚至宣布对中国违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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