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覆没（东东专享签名版，历史学者雷颐倾心力作！揭示晚清改革失败之因，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困局）

◇帝国为何会失败？ 清王朝为何在改革深水区倾覆？
◇历史学者雷颐披阅数载，厘清史实，倾心力作！
◇揭示晚清改革失败之因，再现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解读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一个末代王朝的艰难变革，一个古老民族的蹒跚背影。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为何一错再错，自掘坟墓乃至走向覆亡？
◇辛亥革命的猝然爆发，其实是清王朝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
◇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扎实的史料根基 深刻的历史观感 高明的讲故事技巧，可读性和思想性俱佳，大众类历史书的文本典范。
◇如何处理好旧制度和新文明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关键问题，愿本书能提供一些镜鉴。

1911年，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只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其实，这是自1840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因此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
本书从多个视角全景描绘了晚清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后几十年的历史画卷，围绕这一时段的史事、人物、社会等方面展开解读，*终梳理出了清王朝覆灭的内在逻辑在于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雷颐，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中国切片，1901》《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等。

前言
第一章 “天下”的破灭
第二章 洋务：在“器物”的背后
第三章 制度困境
第四章 国家观念：从伦理到契约
第五章 崩溃
余论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至少，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即法国大革命一百六十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现在，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1789 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百余年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
导致清王朝崩溃的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只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其实，这是自 1840 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即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因此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因此，分析辛亥革命的起源，还真不能不从头梳理。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势，是因为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华夏文化优越论”、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迷思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适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边缘”，因此是野蛮的。总之，这种“中心”与“边缘”之分、“普适”与“特殊”之别，在历史中演变成文野之分，具体说就是“夷夏之辨”，要“严夷夏之防”，如果要变，也只能是“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
因此，鸦片战争使林则徐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却遭到“溃夷夏之防”的严厉指责；旨在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遭冷遇。直到二十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务时，“师长”之说才重受重视。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几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其合法性进行强烈反对。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五个同心而具有阶级性的地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蛮夷属于要服，他们需要中国的控制管理，每三个月贡赋一次，而戎狄则属于荒服，相对于蛮夷离中国更远，因此他们只需一年贡赋一次。顾颉刚先生在《禹贡注释》中认为，“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绥服”，这是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应当给它安抚和羁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里推广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顿武备来保护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里唤作“荒服”。“荒服”“要服”都是外族所居，同时也是中国流放罪人的地方。“照这般说来，那时的天下（ 甸、侯、绥、要、荒）共计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 甸、侯、绥）所谓‘中国’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属于中央的王畿（ 甸）则只有方一千里。” 对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规规整整的区划，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但重要的是，它说明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如此。
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在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 后简称“夷狄”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语?周语 中 》：“ 夫 戎 狄， 冒 没 轻 儳， 贪 而 不 让。 其 血 气 不 治， 若 禽 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
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夷狄”接触，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夷狄”，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夷狄”，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夷狄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