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手稿

1. 珍贵手稿首次面世，全彩还原钱基博真迹面貌。

手稿以毛笔写成，字迹笔画虬曲，气韵朴拙，传递排印本不可企及之韵味。间有涂抹点窜，具见成书思考过程。手稿自1944年捐赠国立中央图书馆，后几经转藏，从未公开，此次将全稿以全彩影印，真实呈现大师亲笔气韵，以飨读者。

2. 后附释文校勘，全面弥补排印本漫漶错漏之憾。

本书初版于民国时期在蓝田印成，作者爱女钱锺霞曾回忆：“当时正处在抗战的艰苦阶段，因而纸张粗劣，字迹漫漶。”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多种排印本出版，然均以民国版为底本，难以弥补先天缺陷。此次出版，在影印手稿后做释文，更便于读者阅读，且与排印本对校，出校记二百余条，全面弥补排印本漫漶错漏之憾，具见手稿之优长。

3. 独具只眼，以如椽巨笔点明学问道德如何涵养，事业文章如何成功。

钱基博先生学养深厚，融通文史，本书以《史记》合传法著成，不求事无巨细，而是以卓越眼光提取湖南诸英杰生平重要际遇及其在乱世洪流中卓尔不群的作为与品格，来反映思想与学风，篇幅不大而神魂具现，史笔极高妙。诚如储安平所言，“得此一卷，不啻读湘贤书千卷”。

4. 于国家危难之际振起士气、改易时风，湖南文化的*好名片。

是书成于日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钱基博先生在《馀论》中阐明著述宗旨：“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其人为天下士，其事亦天下事！……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民族的全局观念、鲜明的当代意识与用世之心。事实上，此书出版后风行全国，确有助于引领学林、振作自强，也成为湖南文化的一张*好名片。

序

本書是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的手稿影印，後附釋文整理本。

錢先生學問淵博，著作等身，舉凡經史子集四部，皆有重要論著傳世，是近現代學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名家。在他衆多的著作中，《近百年湖南學風》是一部特别值得關注的書。該書自一九四三年刊行以來，獲得學界推崇，一再翻印，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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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湖南學風》全書八萬言，共分九章，首為《導言》，殿以《餘論》，中間主體部分則論述近百年中十七位湖湘人物，從道光年間的湯鵬、魏源，一直到作者同時代的蔡鍔、章士釗。錢先生效《史記》合傳之法，將身份、學行、事功有密切關聯的幾位人物合於一傳來叙述，或以類相從，或互為比較，由人而知時代，由事而知學風，依此設為章節。誠如該書《餘論》所言，這十七位在中國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湖湘人物，有的是文人、學者，有的是循吏、良相、名將，其事迹或政治，或軍事，或教育，或外交，人事雖各異，總之都是通過他們的生平遭際、他們在亂世洪流中卓爾不羣的作為與品格來反映思想與學風，從而起到振起士氣、改易時風的效果。

該書完成於一九四三年冬，時錢基博先生任教於一九三八年創辦、建址於湖南安化藍田（今屬漣源市）的國立師範學院。從動筆到脱稿，歷時頗短，足見錢先生資料準備之充分、醖釀思考之成熟。事實上，該書在尚未殺青之前，即已將部分内容交由儲安平創辦的袖珍書店，納入“袖珍綜合文庫”印行出版，但由於戰時局面的影響，以及出版營銷策畧的失敗（薄薄一書，分為上下兩册單獨發行，且印數不一），袖珍書店版并未引起太大反響。次年，交由龍良臣開設的求知書店重新出版，推出完整版本，大獲成功，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名著。另外，該書亦曾在民國《武漢日報》的“文史副刊”欄目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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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手稿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近百年湖南學風》自問世以來，多次再版，整理者皆依賴“紙張粗劣，字迹漫漶”的民國舊版進行校訂，從未見人提及該書手稿。而事實上，冥冥之中若有神靈護佑，錢基博先生親筆書寫的手稿，歷經劫難，仍幸存天壤之間。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就是該手稿的影印本。

錢基博先生并不以書法名世，其字迹筆畫虯曲，氣韻樸拙，與工於書者的風格迥然不同。該稿寫於“國立師範學院考試用紙”上，書法風格也正與錢先生相符合。封面題寫“近百年湖南學風” ，下有小字注明“全七十六頁” 。封面書名右側有小字題跋，書寫時間是“甲申首夏” ，即一九四四年農曆四月，地點在“湘中之光明山” ，即當時的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所在地。據題跋可知，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致函錢先生索要手筆以為紀念，正好印刷所退還該書稿本，遂“檢寄付藏” 。錢先生的用意，除了應對所請外，應該還在於當時戰事仍殷，該書印行數量又極少，基本上都“以授及門”——送給學生了，估計他由此預判此書外間難以流傳，兼以來日茫茫、世事難料，故將稿本贈送給“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以備異日公案” ，也即為著作留存人間創造機會。雖則隨後求知書店出版是書成功，以及數十年後直至今日，該著一再出版，已然證明錢先生為著作流傳而生的擔憂并無必要，但手稿却也由此得以留存人世，洵可謂神靈呵護，學林之幸。

前面説過，目前所見諸版本，大體皆以袖珍書店或求知書店所刊行者為底本，加以互校而成。事實上，一則由於排印時手民之誤難免存在，二則錢先生本人修改造成稿本及兩個排印本之間文字表述上的異同，也實為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稿本的價值，就不僅僅是保存了著作最初的書寫樣貌與形態，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同時，也具備校勘異同、定奪是非的文獻作用，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其價值都是無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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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畧舉校勘數例，以見手稿價值。

首先，尤其重要的是手稿封面保留了錢先生的一段題跋文字，除了叙述捐贈緣由之外，還直陳該書特色在於“創意造言，我懷獨抒” ，而非尋常等閑之著，同時也特别點出自己著書全靠手寫，與近人“一柄剪刀，一瓶漿糊，剪剪帖帖”迥然有别，自信、自尊之意，躍然紙上。這段題跋是接到印刷廠退回原稿之後，轉寄給“國立中央圖書館”時所寫，故而各排印本均無。

至於文字異同方面，更是隨處可見。當然，有些地方應該是交付求知書店出版時有所改易所致，故而手稿本與袖珍書店本多相同，而與求知書店本則往往有異。如該書“導言”中，“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别出中原人文以獨立” ，手稿本與袖珍書店本兩處皆作“中原人文” ，而求知書店本第二處則作“中原人物” ，從上下文意觀之，顯然是以“人文”為勝。華中師範本在該處特作校勘記：“人物，求知書店本作‘人物’ ，袖珍書店本作‘人文’ ，今從求知書店本。”可見雖一詞之微，去取裁奪，倘無手稿本為參照，則難獲精確的判斷。再如，第一章徵引魏源著作云：“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此處“槁”字，袖珍書店本與求知書店本，均誤為“稿” ，華中師範本據魏源《古微堂集》改正，而從手稿看，顯然可知錢先生是一絲不苟，并未致誤，此處誤植是手民造成。

最後再舉一例。第四章開頭一段，求知書店本與華中師範本皆作“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者，披堅執鋭以當太平軍，身經百戰，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三公，則知人善任使，指揮若定，幕府畫嘯，而坐享其成；身兼將相，爵至通侯。顯晦不同，勞逸亦殊” ，而手稿本則作“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者，披堅執鋭以當太平軍，身經百戰，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五公，則知人善任使，指揮若定，幕府畫嘯，而坐享其成；其大者身兼將相，爵至通侯；次亦開府，專城數十；顯晦不同，勞逸亦殊” 。兩本相校，可知手稿本將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作為一組，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五人則為另一組，前三者屬“晦”與“勞”者，後五者屬“顯”與“逸”者；而後五者中，以官位言之，胡、曾、左三人為“大者” ，劉、郭二人為“次”者。但是，由於在全書章節安排中，胡、曾、左為第四章，劉、郭為第五章，故而此段文字求知書店本將劉、郭删去，并修改後面關於大者、次者的表述，以達循名責實之效。但是由於删削過度，又未能很好地彌縫文句，遂至語感滯塞不暢，語意亦畧顯跳躍模糊。這樣的細節，不經意間透露出文章之法，殊非細事。而我們只有得見手稿本，方可比勘體悟，其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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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元月，錢先生愛女鍾霞女士温馨回憶道：“寒風之夜，李園四周萬壑松濤在響；西側一室，枯黄的燈焰摇晃著，父親在燈下一筆一筆認真地寫這本書稿。”她也曾無限惋惜於自己珍藏的土紙版不幸毁於劫火。而現在讀者手中的這部精美書稿，應當就是她筆下父親在寫的那部書稿，也正是她念念不忘的土紙版的底本。因此，對之不能不讓人感慨於文獻幸存，歷劫不磨，實人心之安慰、中華文化之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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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宇翔　盧康華　二○二○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