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814834
★ 备受易中天推崇的史学泰斗、一代史学巨人吕思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计八九百万字，毕生致力于国人的历史教育。
★ 本书以国民历史读本、吕思勉第三部通史巨著（也是zui后一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下册于1944年出版）初版为底本进行整合，精编精简，为你极简勾勒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全貌。
★ 删减不必要的、冗杂的文献考据，融合更多吕氏自身的意识观点，提纲挈领，生动有趣，更加适合大众阅读的一版国史经典就此问世。
★ 独特的“政治史＋文化史”的双重叙述视角，包含54个中国历史切片，打破了以往通史写作的代际划分模式，即翻即读，领略不一样的历史阅读体验；也修正了吕氏之前作品中因民国纪年而造成的年代定位不明的问题。
★ “中国通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写作的一种题材，知名史家几乎都尝试过，据统计百年间不下有六七十种版本，唯有吕氏著作畅销至今。
中国通史的著作有很多，吕著版却是个中典范，一经出版，畅销至今。
本书以国民历史读本、吕思勉第三部通史巨著（也是zui后一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下册于1944年出版）初版为底本进行整合，精编精简，为你极简勾勒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全貌。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政治史，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中国历史大势的演变；下编为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古老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脉络。
独特的“政治史＋文化史”的双重叙述视角，打破了以往通史写作的代际划分模式，即翻即读；删减不必要的、冗杂的文献考据，融合更多吕氏自身的意识观点，提纲挈领，生动有趣。
一本书让你轻松读懂五千年中国史。
绪 论 / 001
上编 中国政治史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 003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 008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 010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 018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 024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 029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 033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 037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 040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 045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 050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 053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 057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 062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 066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070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074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 078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 085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 088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 091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 095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 100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 105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 109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 115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 121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 126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 131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 135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 141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 145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 150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 155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 160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 166
下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三十七章 婚姻 / 175
第三十八章 族制 / 195
第三十九章 政体 / 209
第四十章 阶级 / 223
第四十一章 财产 / 239
第四十二章 官制 / 258
第四十三章 选举 / 271
第四十四章 赋税 / 288
第四十五章 兵制 / 304
第四十六章 刑法 / 324
第四十七章 实业 / 340
第四十八章 货币 / 357
第四十九章 衣食 / 370
第五十章 住行 / 386
第五十一章 教育 / 401
第五十二章 语文 / 413
第五十三章 学术 / 427
第五十四章 宗教 / 455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吗？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吗？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吗？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
“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
——吕思勉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词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作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个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个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因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习久于战争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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