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10131
上大学之前，《上学记》，过好理想的大学生活，找到适合的人生方向
与《巨流河》并称两岸知识分子个人史“双壁”
口碑长销十二年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葛兆光作序、谢泳、苏小和等书评推荐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惬意、*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兆武
目次
修订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葛兆光
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 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 无事乱翻书
- 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返乡
也是故乡，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 中央大学附中
- 西洋教科书
- 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城堡
- 自由散漫的作风
-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 自由，学术之生命力
-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 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 兼职做教师
- 闹恋爱？
- “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转变
大学之谓：忆先生
-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 民主人士张奚若
- 战国派雷海宗
- 吴晗印象
- 冯友兰先生
- 金岳霖先生
- 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 曾昭抡先生
- 数学系
- 物理系
战火硝烟
“一二·一”运动
- “打到孔祥熙！”
- 一多先生被刺
-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 “科里红”何佶（吕荧）
-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 大才子王浩
-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 老友郑林生
- 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增订版后记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做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卷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小引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一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成了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 S. Eliot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 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 if we live to the end, 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的归宿就是圣洁，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 Freun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条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凶极了，我二姐就被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三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第三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6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了出来。可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三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她的专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爱人肖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改叫柯炳生，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下场也都不好。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受命去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少奇到了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和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又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多厉害？那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我姐姐熟识的那些同学里，如果继续革命的话，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多是坎坷一生。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阵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头的时候，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让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跟着去了。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后一个是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
文革一开头，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挺好，怎么就成了黑帮？挨批挨斗、吵架、关牛棚，给整得挺惨。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有的美籍华人学者以前一直比较右，还参加过三青团的夏令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和戴笠等等一些人被称作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当然，参加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三青团，不过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解放后强调的思想改造，首先就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为美帝服务的，还入了美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路了。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就学他的习，只念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出国，也不回来，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且应该混的不错，假如又是美籍学者，回来也被待如上宾，这样倒挺好。可是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结果沦为阶下囚，成了黑帮上去挨斗，……，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
五柳读书记
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就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文叫《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了我启发，它的讲法让我值得去读，我就很满意了。这本书这么讲，我很欣赏，另一本书那么讲，我又非常欣赏，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好像听音乐一样，听的时候也挺入神的，非常着迷。其实我不懂音乐，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外文系图书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一次我看到一本书，题为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的悲剧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Salamanca大学校长，那是西班牙古老的大学。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公开反对佛朗哥的军事独裁，被软禁后不久就死掉了，挺可惜的。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乌纳穆诺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唯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致编辑：through glory等于已经翻译了，此处就免了】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 of 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心灵恬静。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很大的不同，归根结底或许是一种心灵状态，我想这也和个人的条件有关。王浩非常有才气，他有资格去争，我知道自己没那个水平，所以想也不想了。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乌纳穆诺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的悲剧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实际上，他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并没有谜底，乌纳穆诺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我仿佛得了一种觉悟，之后就想给《红楼梦》做一番解读。《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 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比如他把Donne（邓恩）的诗句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 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莫罗阿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都不如莫罗阿那么灵心善感。
此系误传，蒋孝先实为蒋介石族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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