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200691
«训诂考据 × 历史人物 × 小说手法：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
作者博学多才，为文恣意，融正史、野史（如《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以至虚构的文学作品（如《西厢》）于一体，让人读来酣畅淋漓。上编侧重后宫政治与身体媚术，从身体出发，荡舟逍遥于历史的五湖烟波浩渺深处；下编钩沉叙写，从嫦娥、娥皇女英到李清照的二十二对男男女女的爱恨情愁，从传说到历史，再到文学，是为爱情考古。而从身体与权力，到知识考古学，正是福柯的拿手好戏。
«选取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讲述权力与身体的博奕和斗争。
捕捉中国历史的细节，还原其原本的面目，赋予其灵魂和生命。从蛛丝马迹里求证、释疑，从正史、野史和神话传说里正本清源。面对强权，人从利用自己的身体，到剥夺身体的权利和尊严，后回归自己的身体,是对深刻的中西哲学思想的通俗演义，展现身体与社会、自身与身外的复杂关系。
«350多处引经据典，后附白话文解释和作者视角独特的解读。
作者旁征博引，350多处引文皆出自《史记》《左传》《汉书》《国语》《古史考》等史学著作，《周礼》《汉官仪》《礼记》《大戴礼》《夏小正》等建制典籍，《九章》《西京杂记》《南村辍耕录》《风俗通义》《述异记》等文学名篇，《默记》《万历野获编》《茶香室续钞》《容斋三笔》《太平御览》等朝野遗闻，并附有白话文解释和视角独特的解读。
«首次整理刊印（南宋至明）古籍中所绘美人图40余张，其中20余张难得一见。
如唐伯虎笔下的嫦娥像，出自《新刊古列女传》的妲己像，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像，出自《明刻历代百美图》的褒姒像、息妫像、夏姬像、西施像、王昭君像、赵飞燕像、赵合德像、杨贵妃像和花蕊夫人像，改琦所作的的鱼玄机像，娥皇和女英像，李清照像等。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从中国历著名的身体事件和著名的爱情故事两个方面着手。承袭法国福柯的身体社会学视角，选取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讲述权力与身体的博奕和斗争。“身体即权力”是福柯提出的身体社会学的著名理论。权力在这里不是国家意志的强权干涉，而是一种弥散性的影响力，促使身体做出相应的改变。作者许晖正是由此不拘一格的新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还原其背后的真实与真相，探寻历史的奥秘和人性的复杂，洞察人类矛盾的文化思想和悖谬的行为姿态。许由、伯夷、叔齐、伍子胥、林冲、西施、貂蝉、鱼玄机等都被纳入了研究视野。
上编 身体的媚术
异象 圣诞
自宫 自我阉割的刀
洁行 采薇的怨歌
放逐 两个人的端午
残身 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
后宫 身体美学的次沦亡
生降 丈夫不能再辱
金莲 远观与亵玩的精神分析
逼良 林冲夜奔
刺青 国家主义的刺青
苦节 海瑞道穷
下编 爱情考古
夺婚 羿和嫦娥
契约 牵牛和织女
阴谋 舜和娥皇、女英
入赘 禹和涂山氏女娇
怨妇 履癸（夏桀）和末喜
离间 帝辛（殷纣王）和妲己
信使 周穆王和西王母
复仇 周幽王和褒姒
龟息 息侯和息妫
巫爱 巫臣和夏姬
沉江 范蠡和西施
诅咒 万喜良和孟姜女
疑情 项羽和虞姬
意淫 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
诬陷 汉成帝和赵飞燕、赵合德
隐喻 吕布和貂蝉
殉情 乔知之和窈娘
兵变 唐玄宗和杨贵妃
乱弃 元稹和崔莺莺
妒忌 李亿和鱼玄机
流年 孟昶和花蕊夫人
怨恨 赵明诚和李清照
身体之软与国家之硬
——许晖的《身体的媚术》
《身体的媚术》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许晖在封底的文字中如此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表现为‘没有自己的身体’，即身体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呼吸和悲喜的‘肉体’，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权谋和哲学理念的社会化了的身体。简单来说，身体不是属己的，而是属他的。”这里的“他”指向权力，或曰掌握权力的国家。许晖书中写到的所有“身体事件”，都表现出身体与国家之间的纠缠错结。
显然，在这场 “软”与“硬”的历史悠久的对话中，身体永远处于下风，而国家始终高高在上，面目威严。
御用文人与圣诞异象
关于国家的威严与强硬，《诗经·小雅·北山》中有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句话并非出自帝王之口，它是第三人称。如果是人称，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宣谕，比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第三人称与之相反，它表达着自下而上的认同与维护。于是，透过《北山》这两句诗，我们看到了御用文人的身影。
在《身体的媚术》中，许晖考证了御用文人的源头——王的御者。御者白天为王前驱，晚上还要在马圈里刷马，“伴随着马的扰动，御者不免哀叹自己的身世……御者在马圈里哀鸣的时间久了，言为心声，歌以咏志，遂诞生了‘马圈文学’，纯粹干体力活儿的御者慢慢就转变成了专事歌咏的‘御用文人’。”
许晖以辛辣的笔触，将御用文人与自宫者等同而视。自宫者挥刀切去了男根，御用文人阉割掉了自己的精神，身体动作虽然不同，本质却如一：他们都是“自愿的取媚者”。取媚者付出高昂代价，收获了丰盛的回报。自宫者进入幽深后宫，为帝王管理他的三千佳丽；御用文人走上前台，为帝王高唱赞歌。
汉儒无疑是御用文人的模范。在汉武帝刘彻的全力支持下，汉儒发起大规模的文本阐释运动，为先秦残留文本注入崭新的内容。在朱大可看来，这种文本阐释运动“是一种更机智的湮灭和焚烧”，比秦始皇的“焚书”厉害得多，它“用君王的历史法则的阴险火焰，去涂抹（修改、编撰和取消）历史本文中的事实与真理……阐释大师们秉命而生，说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们的姿态、声音和语句，成为他们之后两千年中所有临摹者的范本。”（朱大可《中国神话的识读革命》）
许晖的叙述，首先指向那一系列范本和摹本的开端。在历代官修史书的堂皇话语中，帝王、圣贤的诞生神话突兀现身，以《本纪》《世家》《载记》之名，放射着令人迷惑的巨大辉光。许晖把它们摘出来，放在了《身体的媚术》一书的开篇，名为《异象：圣诞》。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对范本的戏仿，而许晖不加一句评论，仅仅将它们罗列并严格对译成现代语言的刻意的庄重，使《异象：圣诞》成为一个乔装打扮的反面的摹本，为整本书奠定了批判和嘲讽的基调。
官修史书热衷圣诞神话，目的无非是通过增加帝王的魅力，确认帝王的权威，强调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在帝王辽阔的国土上，无数身体俯首称臣，跪伏于前排的，就是这些口吐莲花、笔走龙蛇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通过捏造圣诞神话，将帝王塑造成为道德完美、权力无边的救世主，以此领受帝王的恩赐。而在通向国都的大道上，更多祈求进入国家心脏的身体蜂拥而至。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被国家征用的身体，从此沦为权力的工具和媒介。
透过充斥国家历史的圣诞异象，我们看到了御用文人柔若无骨的身姿，听到了他们谨慎悦耳的声音，读到了他们闪烁其词的锦绣文章。他们，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不自愿的。自愿者“身国合一”，内心充满欢乐，不自愿者将精神从肉体中分裂出来，面带微笑，内心痛苦。但是，不管自愿还是不自愿，当他们投身于歌颂国家的唱诗班，谁都难逃“身体媚术”的指责。
“媚”与“臣”
所谓“媚术”，当即献媚逢迎之术，或与中国古代的房*术丝缕相关。左民安先生解释，在甲骨文中，“媚”是一个跪着的女人，头部用一只大眼睛表示，眼睛上部是两弯长眉，表示好看。“媚”字的本义是“美好”，由此引申出“喜欢”与“讨好”两层意思。
后宫是身体媚术的起源之地，汇聚了天下女人之美，衣香鬓影，荡心娱目。然而，作为身体美学的渊薮，后宫同时也是一座小型的战场。许晖说：“后宫的铁律是争宠、妒忌和因此导致的寿夭。”在《后宫：身体美学的次沦亡》和《金莲：远观和亵玩的精神分析》两篇，许晖极为详细地描写了后宫的帝王争夺战，以及由此导致的经久不息的身体改造运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和起源于后宫的“三寸金莲”，堪称后宫身体媚术之极，而刘邦宠姬戚夫人惨绝人寰的遭际则成为后宫之战血腥的场面——它用身体丑学取代了身体美学。“自此之后，在后宫的范畴之内，为了锻造对天下一人的媚术，对身体美学的戕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宫，彻底完成了它的语义转换。”
起源于后宫的身体媚术，在帝王的朝堂上被发扬光大。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说：“非独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士宦者，做官之人，帝王之臣，而“臣”字的本义乃是“奴隶”，在甲骨文中，也是用一只大眼睛来表示，只不过这只眼睛是竖着的，表示它在俯首。包括御用文人在内的群臣跪伏于地，山呼万岁，与后宫群芳美目流波争相献媚的场景遥相呼应，在“天下一人”的帝王看来，本质上并无区别。
“媚”与“臣”，在它们诞生之初，即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使它们拥有了彼此隐喻、替代的广阔空间。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无论帝王还是他的臣子，都已习惯自如地运用这种隐喻。虞翻被孙权放逐到交州，喟然而叹：“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唐太宗李世民喜爱魏征，放声大笑：“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新唐书·魏征传》）
帝王乐见臣子“妩媚”，因此高明的帝王力图掌握一种支配人体的高超技术，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规训与惩罚》）这种统治技术与“三寸金莲”上的裹脚布有着相似的功效。在《金莲：远观和亵玩的精神分析》一篇，许晖写道：“金莲仅仅是一双脚，层层缠裹的结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连走路的功能都弱了，缠得比三寸还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动都要人抱着才行。”丧失行走功能的三寸金莲，在满足男性的性期待方面，实际上变得更“有用”，就像“举动疏慢”的魏征，使李世民拥有了善于纳谏的美名因而更加具有帝王魅力一样有用。
无疑，魏征是幸运者，所谓“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已是专制统治下理想的画面。只是如此“明主贤臣”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大多数时候，如魏征这般不顺主上之意、冒险进言者，下场都极惨，比如许晖写到的伍子胥（被赐死）、屈原（被流放）、司马迁（遭宫刑）……许晖怀着敬意“抚哭”这些国家的“流亡者”“叛徒”，以及为对抗强权而残身、牺牲的先秦刺客，使之与蚁群般的取媚者划清了界限。
一组对照
许晖重点关注的身体事件大略可以分为三类：放逐、残损、消亡。显而易见，这三类身体共用一个宾语，即身体，而主语都有两个：国家和身体的所有者。以国家为主语的身体事件是相对容易评判的，其内涵清晰明了：国家对这些身体不满意，因此施以“规训与惩罚”。当主语为身体自身时，身体事件的内涵便具有了多重性。
公元前99年秋天，汉将李陵在前有敌兵、后无援手的危险情况下，内心百感交集：当生死关头国家弃臣于不顾时，臣该如何抉择？是力战而死，还是生降匈奴？李陵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严厉的自我放逐，李陵不出意料背上了叛臣的骂名。许晖写下《生降：丈夫不能再辱》一文，以近40页的篇幅，细考李陵事件的前因后果，为李陵辩护。此文是全书的华彩乐章，大开大合，痛彻肺腑，但尽管如此，许晖仍然将叙述尽量限定于追索历史的真实面目，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剖析李陵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参照，许晖写到了与李陵有过交集的苏武。苏武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爱国者，他被匈奴流放于遥远寒冷的北海牧羊，身体遭受极大的痛苦，但始终不改对汉朝的忠贞。那么，当苏武与李陵在匈奴的土地上相对而视之时，两人各自心绪如何？对身负劝降使命的李陵而言，与苏武的相遇，无异于重温当日抉择之苦痛。虽然面对李陵的劝降，苏武未加一句詈词，但李陵终究无法避开自我的道德诘问。多年之后，面对汉廷的召唤，李陵拒绝回去，他的回答被许晖用作了此文的标题：“丈夫不能再辱。”这意味着，他认同了李陵抉择：尽管痛苦萦怀，身负骂名，但人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
许晖说：“在背叛和守节的两极，李陵和苏武的形象对峙着，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国史上两种为的人格症。况味难辨——只有这四个字才能形容尽两人故事和两种人格症中的复杂意味。”
张承志在评价李陵事件时说：“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张承志《杭盖怀李陵》）虽然国家不义，叛变却只能“也许”是正道，而且悲壮。
李陵事件的言说困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无奈。
相比之下，岳飞的遭遇更像一则寓言。岳飞背上有一枚刺青，“尽忠报国”。《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还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将不孝列为大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当岳母把“尽忠报国”四字刺刻于岳飞背上时，已然违背了儒家的孝道，成为岳飞悲剧人生的铺垫和隐喻。在《刺青：国家主义的刺青》一篇，许晖说：“这枚令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欢呼雀跃的刺青，从此就沉甸甸地压在岳飞的背上，在每一处历史的拐角，痛彻肺腑地提示着他的使命。” 岳飞的使命就是他的宿命——“报国”必须“尽忠”，而“尽忠”的极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许晖写道：“永远、永恒、永不退色、万世不易是国家主义乌托邦的终极理想，它渴望把这枚刺青刺进每一个臣民的背上和心中。”通过岳母的行为，我们看到国家完成了这一壮举，而岳飞此后的政治生涯，正如他不惜毁伤身体一样，成为“不断越界的人生”。当他的越界行为终于超出帝王忍耐的限度时，他被国家彻底放弃。
岳飞面对一日接连而至的十二道金牌时，他的遭遇实际上与面临着两难抉择的李陵有着某种深刻的相似性。李陵要回去，岳飞要出去，从现实与公理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对的，但国家都予以拒绝。岳飞能否不顾一切，挥师北上？不能，否则他就是国家的叛徒，像李陵一样。岳飞背上的四个大字，成了他一生的梦魇，把他牢牢圈在国家严厉目光的审视之下，终把他推上了国家的祭坛。
苟活于“胡地玄冰”之中的李陵纵然痛苦、寂寞，终究做了一次身体的主人，而身披刺青“慷慨赴死”的岳飞，不过是国家祭坛上众多祭品中显眼的一道。
两种改写
身体事件的复杂之处，不仅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传播这些事件的角度和策略。伯夷、叔齐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伯夷、叔齐两兄弟是古代隐士的代表，司马迁将其高置于《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在他们之后，更多层出不穷的隐士被历史记载下来——因隐而显，道出了隐的秘密。假的隐士，我们可以拎出一大堆，比如高卧东山时刻准备复出的名士谢安，住在终南山里翘首北望长安的卢藏用。伯夷、叔齐的隐，是“无道则隐”的真隐，他们以周朝不仁不孝得天下为耻，义不食周粟，采薇为食，后饿死。
在《洁行：采薇的怨歌》一篇，许晖提出，伯夷、叔齐并非死于无食，而是死于不食，不食的原因是“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出现了巨大的裂隙”——“野有妇人”指责他们说，你们不吃周粟，吃薇菜，可是薇菜不也姓周么？
但是这个妇人的出现是可疑的，无论《史记·伯夷列传》还是《庄子·让王》，都没有提到她，她的身影似乎早出现在刘向的《列士传》中，而刘向是西汉著名的儒学家，生活在司马迁之后。我推测，这位发出严厉指控的妇人，很可能是汉人添加的。汉人之所以这么做，正如张承志在《满山周粟》中所说：“不食周粟的典故，洁则洁矣，却使聪明的中国人对它感到顾忌。因为它和中国人的历史，有那么一股子别扭。”周革殷命，从此开辟正统的谱系，而伯夷、叔齐竟以之为不义，汉儒如何能接受？
这个半途出现的妇人身后，依稀闪过御用文人的妩媚面容和国家严峻的目光。她的尖锐指控，类同于国家的道德胁迫，让两位不合作者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因此，与其说伯夷、叔齐陷入了道德困境，还不如说他们陷入了儒家的改写和阐释。
屈原遭遇的是另一种改写。
被昏昧国家放逐的屈原，怀抱“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高洁之心，怀石自投汨罗，以决绝的一跃，完成了对国家的无情嘲讽。在《放逐：两个人的端午》中，许晖说：“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只屈原和伍子胥，许晖考证，端午节起源于纪念伍子胥）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
但是，端午节终究还是进入了官方节日的谱系，因为国家意识形态改写了端午节的内涵，“端午节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事实上，国家意识形态改写的不只是端午节的内涵。在一年一度的浩大纪念活动中，叛国者（伍子胥）和流亡者（屈原）被推入幽暗的角落，一枚枚隐约的刺青在五月五日的人群中露出灿烂的笑容。
结语
《身体的媚术》是一本令人沉痛的书，阅读的过程，如同在观赏一部身体戕害大全，场面绚丽、荒诞而残暴。即便本书的后半部命名为《爱情考古》，写尽历史上的妖娆女子，却依然充斥着阴谋、仇恨和死亡，仿佛是为前半部《身体的媚术》填漏补缺。我们如同进入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无物之阵”，幽闭黑暗，戕害无处不在，令人绝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身体媚术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你可以在各种场合发现它的身影：官场、职场、风月场……一个新旧杂陈的“无物之阵”。
有学者认为，鲁迅终找到了反抗“无物之阵”的三种策略：用“真的声音”弥合语言与真实的裂缝；用看对付被看；用权力对抗权力。作家的权力就是写作，许晖的策略就是这本《身体的媚术》。
怨恨
赵明诚和李清照
公元1134年秋八月初一的黄昏，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寓所里，51岁的李清照刚刚写完《金石录后序》的后一句话。借此她总结性地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尤其是百感交集地回顾了丈夫赵明诚和自己的爱情生活。
因一部《金石录》，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婚姻被人羡慕地称为“金石良缘”。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为这种“金石良缘”添加了不容置疑的温馨场景。
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这时赵明诚21岁，还是太学的学生。因家贫，“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一个汴京城里的穷太学生，靠“质衣”典得五百钱，在相国寺买得碑文和果实，回到家后和新婚妻子“相对展玩咀嚼”，多么动人的画面啊。展玩的不仅仅是碑文，咀嚼的也不仅仅是果实，而是小夫妻之间的志同道合和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绸缪缱绻。
另一场景则成为著名的千古佳话。“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烹茶、较书、胜负、举杯、大笑，这一切惹人艳羡的雅致生活，都发生在“归来堂”里。显然，堂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命名。对淡泊先贤的追慕，对乐天知命情怀的自居，在婚姻生涯的前十几年里，在青州乡间的“归来堂”里，发散出夺目的光辉，以至于这种光辉遮蔽了人性的全貌，遮蔽了《归去来兮辞》中刺目的两句警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不知道51岁时的李清照，重温这两句也许被她和赵明诚的琴瑟和弦所忽略的名句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她还是那个“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天真少女吗？
当收藏渐备，“归来堂”开始以书库的面目经营，书册都放在大橱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在这一段记述中，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敏锐地觉察出了其中人称的悄然变化：“现在，她明白无疑地用上了人称，把她自己的感受同她丈夫的感受区别开来：‘余不耐。’（‘我受不了’）”（斯蒂芬·欧文《追忆》）“请钥”，毫无疑问是李清照向书库的主管赵明诚请钥匙；“惩责”，毫无疑问是“性素急”的赵明诚对李清照损污书册的惩责。此刻，李清照仍然依照中国古代妇女的良好妇德，只是隐约地抱怨说：“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于是，李清照“余性不耐”，我受不了了，开始节衣缩食，独自购买收藏书史百家，“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这一切乐趣都不再是和赵明诚共享的了。赵明诚的收藏品储藏在专门营造的书库和书橱里，锁上锁，清洁而郑重，甚至在把书册拿出来的时候也诚惶诚恐，就像对待无价珍宝一样；而李清照的书史百家，不过任意地罗列在几案上和枕席间，随用随取，就像对待平常的物件一样。两个人的收藏态度和生活态度无情地显露出了巨大的鸿沟，那种“相对展玩咀嚼”的轻松心态再也寻觅不回来了。
像是一个呼应，紧接着，灾难来了。金兵犯京师，逃难的生涯即将开始，两人四顾茫然，已经隐约地预感到了这些收藏品的未来命运，“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年间（1127年），二人奔丧南下，载书十五车，其余的都留在青州乡间，金兵攻陷青州后，一把火全烧成了灰烬。这是藏品的次流散。
两年后，1129年春三月，赵明诚和李清照坐船上芜湖，入姑苏，打算在赣水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了池阳，宋高宗赵构下旨命赵明诚去湖州赴任。按规矩应该去朝廷谢恩，赵明诚于是一个人去江宁。临别时的那一幕，李清照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记得清清楚楚：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赵明诚一身葛衣，翻起额头上的头巾，精神如虎，目光炯炯，和李清照作别。李清照“意甚恶”，显然，李清照心中十分不安，这么多的藏品被托付给了她一个弱女子，而且，就像斯蒂芬·欧文指出的那样：“李清照明白了，在他的藏品中也有她的价值和她的相对于其他藏品的价值。”（斯蒂芬·欧文《追忆》）“她的价值和她的相对于其他藏品的价值”被即将离别的赵明诚规定得层次分明：先扔掉辎重，然后是衣被，然后是书册卷轴，然后是古器，贵重的宗器（宗庙祭器）要李清照和它们共存亡。在也许是生离死别的后关头，在李清照忐忑不安地向丈夫询问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赵明诚居然把妻子的命运置于宗器的命运之下，吩咐她一定要与宗器共存亡，宗器不在，李清照也不能独存。这是多么残酷的安排啊！千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无法揣想李清照听到这一安排时的心情了，她也没有在这篇长长的后序中表露那一时那一刻的所想。
紧接着，赵明诚途中中暑生病，七月末李清照得到丈夫病危的通知，“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赵明诚已病入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葬毕，余无所之。”李清照的怨恨终于爆发了：在妻子一夜三百里赶来的辛苦中，在赵明诚的弥留时刻，赵明诚居然有闲心作绝命诗，却不对家产和藏品作任何安排。这是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暗示，即江边分别时的安排就是终的安排，就是赵明诚关于家产和藏品的遗嘱，无论如何，“分香卖屦”之类的举动都不可行。李清照在，藏品在；李清照亡，藏品亡。对赵明诚来说，藏品和他撰写的《金石录》是使他流传后世、永垂不朽的希望，至于妻子的命运则无足道，只能牢牢地被绑缚在足以使他不朽的物件之上。“葬毕，余无所之”，埋葬完赵明诚，李清照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这是非常沉痛的一句话，李清照被绑在了一副沉重的轭上，此生只能颠沛流离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从未受过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也病倒了，“仅存喘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重担已经担上了肩头，那就只能硬挺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此时尚有二万卷书，二千卷金石刻，器皿、茵褥及其他物件不可胜数。遂遣人把这些东西送往洪州（今南昌）赵明诚的妹婿处。冬十二月，金兵攻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这是藏品的第二次流散。
此后，李清照一直处于奔波之中：台州、剡县、睦州、黄岩、温州、越州、衢州、杭州。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可怕的谣言。赵明诚病重的时候，他的朋友张飞卿来看他，随身带着一把玉壶，其实是似玉的美石做成的，走时又带走了，这时便有人造谣说赵明诚通过张飞卿向金国献金，还传说有人向朝廷检举。通敌之嫌让李清照惊恐万分，也不管赵明诚的遗嘱了，马上将所有的宗器等物尽数拿出来，欲通过外庭献给朝廷。于是，李清照又开始了追踪朝廷的奔波：越州，四明。再也不敢把宗器留在身边，李清照写了封书信一并寄放在剡县。后来听说官军收叛卒时取去，尽数归了李将军。这是藏品的第三次流散。
第四次，也是后一次流散，是在会稽，住在钟氏家里，这时李清照身边只剩下五六箱书画砚墨了，再也不舍得放在别处，随身带着。忽然有一天晚上，有人掘开墙壁偷走了五箱。李清照悲痛不已，出重金悬赏。两天后，邻人拿出十八轴书画求赏，这才知道偷盗者就在身边。至此，还剩下一两种残余，李清照感叹道：“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没有任何价值的书帖，我还像爱护头目一样爱惜它们，真是太愚蠢了！
五年之后，李清照在临安安定下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此书即《金石录》。一个“忽”字，把李清照颠沛流离的生活表述得淋漓尽致，她已经没有余裕顾及到丈夫的著述了。忽然看到了《金石录》，李清照回忆起丈夫撰写《金石录》时优雅勤奋的情景：
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赵明诚对藏品的热爱，十数年如一日。把十卷束成一帙；每天晚上校勘二卷，题跋一卷；二千卷中有题跋者五百零二卷。如此详细地罗列赵明诚《金石录》的成书过程之后，李清照却进行了无情的质疑：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斯蒂芬·欧文在《追忆》这部名著中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种无情的质疑：
她含蓄地把丈夫对收藏品的热情比之于梁元帝和隋炀帝的藏书癖，两者都是人们在言及荒淫政府及其可悲下场时经常举到的例证，两者都代表价值的一种招致毁灭的扭曲形态。
李清照含蓄地讽刺了丈夫的藏书癖，甚至尖锐地控诉也许正是因为丈夫这种“斤斤爱惜”的藏书癖，而终导致了所有藏品的流散。这是一种富有阅历的控诉，也是一种失控的控诉。她对丈夫把器物价值置于她的价值之上的怨恨，终于全部地、显豁地流露出来了。难道还有比“正因为你爱惜，它才不肯留在人间”更激烈的指控吗？
讽刺的是，正是借助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赵明诚的《金石录》才得以流传下来。在这篇真正“不朽”的“后序”的结尾，李清照发出了对一切把器物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者的严厉警诫：“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
刺客，以身事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报知己，甘心自残身体，以求一逞。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对刺客群体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管事情后成功没有，然而他们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这种名誉并非虚妄，它贯穿在一个个刺客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中。
残身的身体政治学，在先秦精神尚未消亡的时代，发散出夺目的光芒。先秦那种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核心，也许并不追究事情的是非，知己者也许并非总是代表正义，但是那种行为中的耀眼美感，千载以下，在人性逐渐糜烂、血性近乎失传的中国史上，犹令人凛凛窒息。
要离的故事记载在后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
要离是一个“细人”，即身材矮小、体质羸弱的人。但是伍子胥却称许他“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齐国壮士椒丘欣在淮津饮马，马被水神取走了，椒丘欣大怒，袒裸持剑入水，大战水神。连续几天才出来，盲了一只眼睛。虽然没有战胜水神、取回马，但是椒丘欣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毕竟敢和水神作战的人少之又少。到了吴国，在友人的丧席上旁若无人，要离讽刺他说：
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
我听说勇士作战，和太阳战，表针都没有移动就胜了；和神鬼战，脚跟没有旋转一步就胜了；和人战，还没有说一句话就胜了。即使活着去死了回也不能受辱。现在您和水神作战，马和驭夫都丢了，又少了一只眼睛，身残却还炫耀自己的勇敢，这是勇士所引以为耻的。不敢和敌人拼命，贪生怕死，居然还有脸来骄傲！
要离的讽刺可谓刻毒，噎得椒丘欣无话可辩，决意晚上去报复要离。要离回家嘱咐妻子夜里不要关门。夜里，椒丘欣果然去杀要离，顺利地登堂入室，发现要离居然门不关，不守御，大胆躺着睡觉。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着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死之过。，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我，当死；第二，门不关，当死；第三，睡觉不守御，当死。”要离回答：“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不肖之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你，你却不敢当场报复，不肖；第二，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不敢光明正大，不肖；第三，你一手持剑，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不敢和我公平决斗，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数落我的罪过，不肖。你有此三不肖，不觉得自己卑鄙吗？”
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眦占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椒丘欣扔下剑，叹息道：“我这个勇士，人们都不敢小看我，要离之勇还在我之上，这才是真正的壮士啊！”
吴王阖闾二年（前513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亡到相邻的卫国。吴王阖闾担心庆忌联合诸侯来讨伐自己，伍子胥就把要离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着眼前这个“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顿时毫无信心，这样的一个要离，怎能杀掉万人莫当的庆忌呢？要离看出了吴王阖闾的心思，于是献计道：“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说：“安于享受妻子和孩子的天伦之乐，不尽侍奉国君之义，是不忠；怀着家室之爱，却不替国君除去他的心腹之患，是不义。臣诈称犯罪出逃，请王杀了我的妻子，砍断我的右手，庆忌肯定会信任我。”
仅仅为了吴王对自己的轻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要离就摆出这一篇大道理，不惜断手戮妻子，以博取忠义的美名。这是典型的媚术，残身是为了取媚于君王。
果然，要离逃亡到卫国，如其所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紧接着，故事进入了高潮：
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
要离跟随庆忌伐吴，渡江至中流，因为力微坐在上风处的要离，顺着风势用单臂刺庆忌。庆忌中创，霎时间万念俱灰，揪着要离的头三次埋进水中，可见心中的愤懑。然后把要离放在膝盖上，说：“哈哈哈！要离真乃天下的勇士，如此细小之人，竟然敢行刺于我！”随即嘱咐左右：“要离是勇士，我也是勇士，不能一日而杀掉两个勇士。让他回吴国吧，成全他对吴王的忠诚。”庆忌遂死。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可想象、已经不可思议的时代，连被暗杀者都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庆忌因为欣赏要离的胆识和忠诚，居然置自己之死于不顾，令人不可伤害要离。
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手面前，要离取媚于吴王阖闾的初衷崩溃了，巨大的羞耻之心，逼迫他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讫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痛心地说：“我杀了妻子和孩子，以侍奉国君，是不仁；为新国君杀了过去国君的儿子，是不义。人应该重死轻生，而不应该以不义为贵。我如果贪生怕死，就是不义。有此三大恶行却还活在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说罢要离投江，被庆忌的随从救了上来，劝他别自杀，回到吴国等待吴王阖闾赏赐的爵禄。要离遂自断手足，伏剑自刎。
要离肯定抱着和庆忌同归于尽的决心，庆忌临死前洋溢着宽恕和绝望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要离，唤起了要离的羞耻之心。要离以必逞的一死，荡涤了他残身取媚的浮薄行径。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是晋国人，先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不被看重，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投奔智伯，得到智伯的重用。后来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用智伯的头作饮酒的器皿，以示对智伯的仇恨之深。豫让逃到山里，立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著名誓言，决心为智伯报仇。
次报仇，是更换姓名，冒充清理厕所的犯人。赵襄子如厕，心中有所感应，抓住了身怀匕首的豫让。
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
赵襄子说：“豫让是义人，我应该避开他。智伯没有后代替他报仇，而豫让挺身而出替他报仇，是贤人。”于是释放了豫让。
次报仇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面对赵襄子的宽大，豫让并没有退缩。紧接着，“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第二次报仇，已经见过赵襄子的豫让，开始自残身体：用漆涂身，装作患有恶疮；吞炭装作哑巴。然后在街上行乞。变换后的模样连豫让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
豫让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赵襄子的马受惊，又一次抓住了豫让。赵襄子斥责豫让说：“以前你追随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们，你却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追随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独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我追随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像对待众人一样待我，我也就像众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像对待国士一样待我，因此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至此，赵襄子终于明白了豫让残身苦形，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之盛。于是：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
赵襄子被深深地感动了，流着泪说：“豫让啊豫让！你为智伯报仇，至此已经成名了，而我曾经饶恕过你，也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再一次饶恕你了！”兵士遂包围了豫让。
豫让自知无幸。这时，豫让提出了他底线的要求：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于名誉的权利。上一次您宽恕了我，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贤明的。今日之事，我愿意伏诛，但是希望让我击刺您的衣服，以成全我的报仇之意，那么我虽死不恨。不敢盼望您能够答应，只是袒露我的心迹而已。”
像庆忌一样，赵襄子也展示了他惊人的水平，答应了豫让的要求。于是，一幕动人的场景出现了：豫让拔剑三跃，击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说：“九泉之下，我可以报答智伯了！”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行为，显示出惊心动魄的仪式之美：虽然强弱之势分明，但人的尊严不容抹杀。今天的人会觉得可笑，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所幸豫让的敌手是显然认同这一价值观的赵襄子，于是这一仪式得以上演，成全了豫让的同时，也使豫让拔剑三跃的身姿，凝固为中国动人的身姿之一。
豫让的残身报仇，因为是在智伯死后，所以这种报答已经消退了取媚的因素。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不知道四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新的刺客的出现是短暂还是漫长。
聂政，轵县深井里人，因为杀人，和母亲、姐姐躲避到齐国，以杀猪为生。
濮阳人严仲子在韩国做官，和韩相侠累不和，严仲子逃亡，四处寻找能杀侠累的刺客。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勇士，就在聂政母亲生日那一天，“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被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的理由拒绝了。过了很久，母亲死了，聂政想起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遂下决心“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西至濮阳，见到了严仲子。
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众多，住处又有很多兵卫，我曾经找人刺杀他，都没有成功。请您率领车骑壮士以为辅翼。”刺客的谋略次在聂政身上显现了：聂政没有答应严仲子的建议，理由是人多就有泄露消息的可能，消息一泄露，就等于韩国举国而与严仲子为仇。为了守秘，为了不牵连严仲子，聂政谢绝了车骑壮士，一个人独自前往韩国。这个守秘的约定，埋下了事情发展的伏笔。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惊心动魄的瞬间出现了：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侦察、等待时机的准备工作，聂政一人一剑，径直杀入侠累的府上，刺死了侠累，接着割下自己的面皮，剜出自己的眼睛，切腹自杀。
显然，聂政对事情的结局早有预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包括自残身体。这一残身有着极为深远的意味。
韩国把聂政暴尸于市，悬赏购问聂政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一听说这件哄传已久的事，就意识到是弟弟所为，马上赶往韩国，果然，这是弟弟的尸体。聂荣伏尸痛哭。面对众人惊诧的询问，聂荣的回答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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