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比肩《忧郁的热带》，击败时间的民族志书写）

比肩《忧郁的热带》，击败时间的民族志书写

作者师从法国国宝级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美国当代小说大师保罗·奥斯特翻译本书英文版并作序推荐

与南美丛林中后的食人部落一同生活，见证出生、成年、婚配、死亡、节日、祭祀……

浸入瓜亚基人的生活与头脑，真挚发问：

人类能不能放弃追求一切，告别惶惶不可终日，拒绝屈服权力，也拒绝过度生产，更从容、自由、坚定地生活，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

瓜亚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打猎、采集为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与社会制度。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与他们一同生活，从生育、死亡、饮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认同、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观察和书写。

在书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亚基人的残忍、习俗之状况，以及他们缓慢的衰亡。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志书写，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与瓜亚基人一同经历了生育、成年、死亡与逃亡；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志，摈弃了一切道德偏见：面对瓜亚基人的吃人风俗，卡拉斯特并没有止步于猎奇与惊叹，而是给予他们程度的理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面对这部作品，感叹道：“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生于1934年。他起先在巴黎进修哲学，随后转攻民族学。他在巴拉圭形形色色的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数年，包括瓜亚基部落、瓜拉尼部落，以及大厦谷中的阿什卢斯莱部落。在圣保罗教了一段时间书后，他曾与委内瑞拉境内亚马逊丛林中的亚诺马米人共同生活。此后他返回法国，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研究工作。此外，他也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的一员，接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指导。

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致力于从政治人类学方向构建民族学。在与瓜亚基人共同生活后，他出版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1972）一书，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观察并描绘了瓜亚基人不起眼的习俗、语言和思想。他与瓜亚基人亲密无间，在潜移默化中，部落中人在举止、思想上与他互相影响，这本书就是为重要的见证。

在《编年史》外，他还著有《反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1974）、《壮言》（Le Grand Parler, 1974）、《政治人类学研究》（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80）等书。

皮埃尔·克拉斯特于1977年因车祸去世。

译者：陆归野，1992年生人，长于浙江。书多未曾经我读，事少可以对人言。

英译序

章 诞生

第二章 两份和平条约

第三章 回溯

第四章 成年人

第五章 女人，蜂蜜，战争

第六章 杀戮

第七章 一个男同性恋的生与死

第八章 食人族

第九章 尾声

关于转写的说明

讨论与批评

克拉斯特思想初探

证词

译后记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

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种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人称写作的学者，而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美国当代小说大师 保罗·奥斯特

这本书完美展现了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学，各种情感充溢全篇；这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学，它摒弃了一切道德偏见。克拉斯特用他的才华为我们带来了一首献给瓜亚基人的天鹅之歌，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他们的残忍、他们习俗之壮观，或是对他们缓慢的灭亡避而不谈。如今文明人早已不再书写冒险小说，这样一本民族志可以轻易地取代它们。

——安妮—布丽奇特·克恩（Anne-Brigitte Kern），《文学杂志》

这个文本朴素率直，尽可能做到透明坦诚，以求消解某种民族学元知识，并试着将自己呈现为对印第安人现实生活的直接陈述——即便这种陈述已经经过了作者的反复思考。在这现实中，死亡的阴影密布，使得《编年史》读上去就像是为后的瓜亚基人而唱的一曲挽歌。

——罗歇·达东（Roger Dadoun），《文学半月谈》

我们不该忘记这部作品政治性的，甚至激进的一面。因为它的作者从来不曾忽略过下面这一点：他的研究对象、他所讲述的世界被这个文明判了死刑，而这个文明在输出民族学家的同时，也输出了商人、疾病、神父，有时还会输出士兵。（……）但这部瓜亚基人编年史也是一曲挽歌，因为世上已再无瓜亚基人。他们后这群百人上下的族人像是一堆绝望的枯枝败叶，在摒弃了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之后，湮灭在了文明世界的单调乏味之中。

——安德烈·阿孔（André Akoun），《心理学》

一时间，人类学家的事业，在不过分夸大自己的负罪感，同时又尽可能清晰的情况下突然有了意义。诚然，“手中笨拙地拿着铅笔和本子”用各种问题骚扰印第安人，这确实是在“谋划他们的死亡，突破他们冷漠的消极抵抗，侵扰他们的自由”，但作者之所以如此上下求索，是因为他的眼中只有那宏大的目标：他要证明，他们也是人。因为印第安人是受害者，但人们却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拒绝授予他们正义和公道。

——米歇尔·伊扎尔（Michel Izard），《新观察家》

克拉斯特的目标如下：他想建立起针对一个群体的具体理论，也即对这个群体的社会空间进行一点一点、一片一片的辐射状重组。他没有任何先决的整体性预设，也没有根据任何假设进行材料上的编排、切割。他在真正意义上追随着这些野蛮游牧者的脚步。他更注重的是野蛮人究竟做了什么，而不是任何结构或话语。言说、仪式和神话并不具备任何优先权，只有在合流与分流的当口，与这个群体的劳作、嬉游、行动与嗜欲相交汇时，它们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某个仪式中，有个小女孩通过一个迅速的动作将一根木棍放入了一个容器中：“这个我若是稍有走神，就很有可能错过了的动作……”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世界报》

毋庸置疑，皮埃尔·克拉斯特著作的力量与风格，恰恰来源于以下这些时刻——当他开始细致地刻画场景与行为，当他精心阐述人们受控的认知、还原所谓的真相时，他便将这一研究写进了一项思想的伟业之中，而阅读《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所产生的魔力便在于斯。

——弗朗索瓦·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文学杂志》

克拉斯特的作品有一位盟友：时间。

——雅克·默尼耶（Jacques Meun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