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被称为“现代东亚历史研究的最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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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角是施剑翘。近年有两部热门电影的主要人物都以她为原型（《一代宗师》宫二、《邪不压正》关巧红），这使得本书忽然具有了一些“网红”气质。然而，这是一部相当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曾获得200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被称为“现代东亚历史研究的著作”。书中以“施剑翘复仇案”为研究对象，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反复的解剖、拷问，探寻所探讨问题的真相和本质，话题主要涉及制造舆论、民情绑架司法、社会对奇案的八卦改编等，都与当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相贴合。

本书围绕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作者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林郁沁（Eugenia Lean），中国现代史、科学技术工业史和情感研究领域的学者。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0年），并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硕士（1996年）和博士学位（2001年）。曾执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2002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Weatherhead）东亚研究所所长。本书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2007年度费正清奖，被评为现代东亚历史研究中的著作。2020年出版《中国本土工业主义：化妆品帝国形成中的本土创新及外来科技，1900-194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0）。

陈湘静，本科、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亚洲研究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亚洲现代性。

导　言　１
    公众同情:超越哈贝马斯　５
    公众、消费文化与性别　１１
    情的历史及它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命运　１５
    暴力、正义和情的道德权威　１８
    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情感:一个全球性的视野　２０
章　刺客与复仇:大众传媒时代的道德英雄主义和女性的自我想象　２３
    大众媒体的时代　２６
    刺　客　２９
    贪婪的军阀　３１
    忠诚的军人和冤屈的父亲　３６
    复仇:正义和英雄主义　３９
    感情、预谋和故事的讲述方式　４８
    结　论　５２
第二章　媒体炒作:公共正义与城市大众的同情　５６
    小说连载，复仇女子和现代道德的主体性　５８
    戏剧与公共正义　７０
    结　论　８２
第三章　精英们的矛盾态度———对大众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惧　８６
    礼、情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　８７
    私人复仇和国家力量　９４
    女性之“情”与男性“理性”的对抗　９７
    女性出版物和对英勇的女性美德的同情　１０８
    结论:精英的焦虑、新女性和媒体时代　１１１
第四章　审判———法庭奇观和法治中的道德情操　１１６
    ２０世纪的法律:情、礼和改革　１１９
    法庭、审判和新公众　１２３
    辩护:作为官方策略的情　１２７
    被告:迎合大众同情　１３８
    原告:以法律为策略　１４３
    法庭:正当的法律程序　１４７
    结论:刘景桂之法律案件　１５０
第五章　国家特赦———国民党统治下被认可的暴力　１５５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的郑继成案　１５９
    特　赦　１６１
    传统英雄、孝义复仇、“新生活”的国粹　１６５
    协会的力量:司法独立和党义　１７４
    流言、军阀和同谋　１８２
    结论:徐道邻案　１９１
第六章　３０年代之后———从战时爱国主义到反革命的情感　１９８
    女性的“情”和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　１９９
    施剑翘晚年的命运　２１１
    结　论　２１７
结　论　２２３
参考文献　２２９
译后记　２６０

1935年秋，一个名为施剑翘的女子发现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前军阀孙传芳，成了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长。为了摸清孙传芳的行踪，施剑翘数次造访居士林集会会场，后决定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早上采取行动。当天早上，孙传芳被安排主持诵经仪式，但因下雨的缘故，这位下野军阀迟迟未到会场，让施剑翘以为计划要被迫取消。当孙传芳终出现的时候，她不得不租车赶回她英租界的家中取其勃朗宁手枪。根据她事后的供词，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她要确认孙传芳在场后才敢把枪带出英租界。回到佛堂，施剑翘的机会终于来了。她从正跪着的孙传芳的背后向其射了三颗子弹。当佛堂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时，施剑翘保持着镇静并胜利地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跑。”接着她便归案自首。报纸报道行刺成功后的施剑翘“异常从容”。一篇报道更称她“态度从容，俨然无事”。施剑翘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立刻成为媒体热切关注的焦点。１１月１３日晚上，事发后仅数小时内，当地报纸《新天津报》便印发了号外大肆报道该事件。１４日，行刺的第二天，被时评家林语堂推举为民国时期众报纸中品质可靠的天津《大公报》以《血溅佛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文章写道:“乃三时一刻，阖堂正在虔诚诵经之际，孙身后座诵之女徒，突袖出手枪，向孙脑后狙击。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当场倒地。又射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枪射腰部，前胸透出。孙立时身死。”
媒体的炒作并没有随着行刺成事而告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市民读者们饱览了报章杂志有关刺客的身世及案件与军阀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种种报道。媒体的锐眼更没有放过随后旷日持久的法庭审判的各个阶段。经过两次上诉，南京法院对案件做出了终判决，其从轻发落的处理手法引起了争议。而两个月后，法院的终极判决更是被国民政府的特赦令推翻。施案的戏剧性发展使这位复仇孝女的故事成了长达一年的头版新闻。
除报章外，其他媒体对施案传奇色彩的塑造也是功不可没。活跃的期刊杂志投入了大量篇幅让热衷改革的都市专业人士和社会评论家对孝义复仇及其引起的民众支持的利弊进行辩论。以施案为蓝本的小说、广播剧、戏剧作品更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各大城市出现。上海市民观赏剧场表演，天津和北平的民众则每日追看着描述仇杀案的连载小说。终，连法庭审判本身也成了一场奇观。民众争相涌入地区及河北省法院，为求一睹这名女刺客的真面目。当时一名论者曾如此一本正经地慨叹:公众几乎完全没有留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刺杀未遂的事件，而施剑翘这一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复仇事件却成了街谈巷议。
难以简单说清为何媒体和民众如此专注于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仇杀事件。１９２７年，国民党表面上结束了困扰中国多年的军阀混战，定都南京，开启了史称“南京十年”的国民政府统治。然而，尽管世界各国均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但国民党集权中央、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巩固国家主权的努力却一直收效甚微。这十年来，日本在东北和华北持续扩张的势力从外部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在城市和内陆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以及在西部、西南部以及尤其致命的华北拥
兵自重的军阀则是自成一体，从内部挑战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重建社会、建立现代统治制度的大业举步维艰;国民党一方面试图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对有待革新的社会和制度予以威权控制，更是进退两难。尽管当时的评论家对案件引发的媒体炒作曾作出种种评价，但未能解释何以施剑翘复仇案会在民众间触发大量公众同情和引起广泛的舆论争议。一名记者在回顾其职业生涯时，指出这场轰动一时的案件曾提供他事业上的重大突破。一名传记作家则对施案能在当时国内外引起异常轰动啧啧称奇。安徽的地方志史学家对原籍安徽的施剑翘一生的非凡事迹引以为傲，而搜集中国历史奇案的编纂者更是对施案大书特书。然而这些记载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何这件案子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也没有审视案子是否包含着更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着意借助施剑翘的名气抬高该省声望的安徽地方志只是把复仇者不加批判地描述为一名巾帼英雄。通俗史家和传记作家则是把施案引作为民国乱世的凭证，仅把它视作是当时政治秘闻的注脚。
有别于对施剑翘美誉有加以及把这宗谋杀案当作荒诞轶事的叙述，本书将透过这桩奇特的案子指出施氏奇特而暴力的孝义行为促生了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同情。相应地，笔者将探讨施案如何推动了舆论关于“情”在中国现代性中的角色的论争，这一“情”既包括施氏诉诸孝义的道德情感，也包含史无前例的市民公众的集体情绪。围绕着英勇的孝行是否应当成为现代国民的素质，以及复仇女的正义动机是否应当赢得法院的司法宽恕和行政当局的特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另外，施剑翘英勇的孝义行为引发的公众同情引起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焦虑。对于某些人来说，案件中的集体情感构成了一种强大而崭新的公众情感。基于情感具有道德纯洁性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一公共情感能够抗衡传媒的浮躁炒作、国民党政权的四分五裂以及司法制度的种种不公。然而，其他论者则把集体激情视为落伍和危险的洪水猛兽。他们以为施剑翘获得的广泛支持是一群难以驾驭的女性化的公众的自发的情感表达;此公众挑战着现代性的父权形式，譬如“法治”和左翼知识分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社会发展的论述。
这里先要交代一下施案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史学和理论问题。首先，通过审视施案中所表现的公众同情，本书将重新处理中国现代史学界关于“公共领域”的论争。笔者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在大众消费文化萌芽和政治威权主义持续强化的氛围下城市公众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其次，这一研究将深化对“情”这一复杂概念的探讨。作为亘古以来儒家世界一个重要但模糊暧昧的道德概念，“情”一直是研究明清文化、哲学和文学时所不能忽视的复杂概念。但从施案可以看出，“情”在现代中国试图建构后儒家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进程和论争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后，透过审视这一轰动性的行刺案件，本书将深化我们对民国时期暴力文化的认识，并阐述施剑翘刺孙这类案件如何调和了道德暴力在现代正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论争。

这本书是新一代学者研究20世纪早期中国的前沿之作。林郁沁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情感和现代性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超越中国研究领域的更宏大的主张，并指出了“理性”在现代性中的位置这一严峻问题，这将敦促其他人在未来的许多年都认可她的研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作者

这本别出心裁、精心制作的书提供了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的有趣方法，将上溯至秦朝的争论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作者通过对媒体、政治和司法记录的详尽梳理，生动地展示了施剑翘案所引发的关于“情”的争论是如何彰显了中国的“现代公众”的。——罗芙芸（Ruth Rogaski），《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作者

在林郁沁看来，施剑翘案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新兴的公众同情的政治影响力：一个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公共领域被趣味低下的大众媒体和流行娱乐构成和表达了出来。林郁沁将这个情感的领域与哈贝马斯广为人知的、建立在理性之上并暗含着男性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对比。她认为以往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缺失，而忽视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公众群体，以及这一公众群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林郁沁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并且我认为她的分析令人信服。——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

虽然林郁沁的一些结论有些仓促和粗暴，但仍然应该庆贺她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情”在民国时期的现代政治意义。她的扎实而又具有挑衅性的书揭露了这一话题的重要性和困难性，并一定会激发出未来更令人兴奋的研究。——顾德曼（Bryna Goodman），俄勒冈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