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平装繁体竖排）

《吴子》是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部兵学典籍，收录于《武经七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卫国政治家、军事家吴起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汉书·艺文志》著录为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共有六篇，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此次推出的《吴子集释》，在校勘方面，以《续古逸丛书》所收涵芬楼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宋元以来施子美、刘寅、朱墉等十六个版本；在注释方面，参考了大量古今研究成果，征引的文献多达十余种，为研读此书提供了丰富材料。书末有三篇附录，分别为《史记·吴起列传》《吴子评述资料》《吴子师承问题考辨》，对了解吴子其人其书均有帮助。

陈曦，现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兵学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曾译注《孙子兵法》《吴子 司马法》《六韬》（均收入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另著有《〈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中华书局2007年版）、《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前 言

凡 例

吴子集释卷上

图国

料敌第二

治兵第三

吴子集释卷下

论将第四

应变第五

励士第六

附录一  史记吴起列传

附录二  吴子评述资料

附录三  吴起师承问题考辨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如果说孙武是伟大的一位军事理论家的话，那么历来能够与孙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吴起，由此殊荣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地位。早在战国后期，人们便已将孙、吴连称，如《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吴子》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广、影响的两部兵书经典。西汉以后，《吴子》仍保持着这种“”兵书的地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北宋神宗时期，《吴子》被列入《武经七书》，其经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将孙、吴思想远播东瀛。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将《孙子》、《吴子》译成法文，使孙、吴的影响辐射到了更加遥远的欧洲大陆。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一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早年曾跟随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学习，后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和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一生辗转多地，充满传奇色彩。吴起事迹见载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早的吴起传记，则见载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的《吴起列传》堪称记述吴起生平重要的史料（见本书附录一）。在司马迁的笔下，吴起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吴起身为军事家的才能体现为“善用兵”，能“与士卒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深得士卒拥戴，官兵关系和谐。军事家吴起的神采在兵书《尉缭子》中也有呈现。该书描述，在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左右进剑”，吴起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将领无需在战场上展示剑术，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尉缭子·武议第八》）一席话显示了吴起在战场上镇定冷静、深明职守的大将风度。该书还记述吴起率兵与秦人作战，两军还未正式交锋时，便有一个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杀敌冲动，不顾战场纪律，杀向敌阵，斩获两个首级后返回。吴起闻讯后下令立刻斩杀这个士卒，军士劝谏道：“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斩钉截铁地答道：“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同上）这则轶事展示了吴起的严明军纪、治军有方。
吴起曾对魏文侯说“魏国之宝”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从吴起所阐述的“在德不在险”的思想（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君主是否有德将关乎国家的兴亡，彰显了他身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见地。到了楚国之后，他被悼王任为楚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对于吴起辅佐楚悼王所施行的变法内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述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的变法成效卓著，但因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们趁楚悼王去世时发动政变，竟将吴起残忍射杀。
吴起撰述的《吴子》一书，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四库馆臣针对这种篇幅的巨大差异，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四十八篇”，“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九》）。今本《吴子》当定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共六篇，卷数则有三卷、二卷、一卷之异。
关于此书的作者，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如胡应麟、姚鼐、姚际恒、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或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篇，或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参读本书附录二以及李硕之、王式金的《吴子浅说》），总之认为今本《吴子》非吴起自著。关于此书的创作时间，则有战国前期、西汉中叶、魏晋以后等不同说法。当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今本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却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
今本《吴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紧紧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展开，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张，又有丰富多彩的“武备”理念；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在不少方面丰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成果。概而言之，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修文德”的治国理念。
在全书首篇《图国》的节文字，吴起便拈出了统摄全书的核心观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精辟地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紧密关系，认为要统筹处理好治国与治军的相关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军队。吴起继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念。他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要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教导君王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指出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道、义、礼、仁“四德”，营建上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这样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还以慎战思想为前提，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认为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若要巩固胜利，不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强调了较之于加强武备，修明政治尤为不易，也尤为重要。
二是对战争起因的思考与对战争的分类。
吴起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实际，前无古人地在《吴子·图国》将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基于此，吴起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并分别定义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吴起还给出了应对上述五类战争的方法，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战争视为维护礼制的工具，吴起所谓“义兵”，以及“义必以礼服”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儒家战争观的某种认同。吴起的这些思考获得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如吴如嵩等在所著《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中，称赞吴起“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三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一书阐述了极为丰富的治军思想，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其中值得介绍的就是“以治为胜”与“教戒为先”。这两条治军原则均载于《吴子·治兵第三》。
吴起认为要建设好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首先要遵循“以治为胜”的原则，并说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认为只有严格治兵，严明法纪，士卒才会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吴起在这里还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认为只有将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吴起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指出了“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军队是由一个一个士卒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吴起在《吴子·论将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论，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鼙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吴起还非常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视激发士卒的士气，在《吴子·励士第六》提出了“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而要激发出士卒的“三乐”，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军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论。
吴起的将帅论，集中体现在《吴子·论将第四》。该文一开篇就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将领应该“总文武”、“兼刚柔”，不但要懂军事，刚柔相济，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孙武认为将帅要符合“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对于其中的“勇”，凡人论将往往格外看重，而吴起却匠心独运地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
除了“总文武”、“兼刚柔”的总体要求之外，吴起还对将帅提出了“五慎”、“将礼”的具体要求。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其内涵分别是：“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意即要求将领具备以下素养：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所谓“将礼”，指的是“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指出良将要坚定破敌使命，树立正确荣辱观，绝不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畏惧逃避。
“四机”与“四德”，也是吴起将帅论的重要范畴。“四机”指的是“气机”、
地机”、“事机”、“力机”，其内涵分别是“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众，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意即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说“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强调“四机”是将帅的素质。至于“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将帅具备了“四德”，则“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吴起高度肯定良将的价值道：“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指出良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
五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术指导思想。
吴子的战术指导思想也极为丰富，其中值得介绍的是“审敌虚实”论与“因形用权”论。《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诫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虚实篇》提出了“避实而击虚”与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的用兵原则。吴起将孙武的上述思想浓缩概括为凝练醒目的一句话——“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第二》），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用兵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论将第四》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命题，指出用兵者应根据战场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达到“不劳而功举”的作战效果。《吴子·应变第五》在阐述如何针对不同敌情而采取相应战术时，便具体贯彻了“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关于吴起的生平与思想，笔者另有专文《吴起师承问题考辨》（载《军事历史》二〇二一年第三期，见附录三）、《千秋怅望说忍人——吴起“杀妻”、“出妻”两说探微》（载《传记文学》二○二一年第六期）等，在此不再赘述。
今本《吴子》版本众多，现存早的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的《武经七书》本。此本堪称后世《吴子》版本之源，现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胶片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出版。该宋刊本之后，重要的《吴子》版本有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赵光裕《新镌武经标题正义》本，吴勉学《二十子全书》本，归有光《诸子汇涵》本，闵声、闵暎张《兵垣四编》本，茅元仪《武备志》本，黄献臣《武经开宗》本，朱墉《吴子汇解》本，丁洪章《吴子全解》本，黎利宾等《吴子汇解》本，《四库全书》本，《平津馆丛书》本，凌氏传经堂本，《四部备要》本等。在《吴子》的整理注释方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东汉末年贾诩曾为《吴子》作注；又据郑樵《通志·艺文略》，孙镐亦曾为《吴子》作注。可惜他们的成果均已亡佚。现存重要的《吴子》古注有施子美的《吴子讲义》、刘寅的《吴子直解》、赵光裕的《新镌武经标题正义》、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的《吴子汇解》、丁洪章的《吴子全解》、黎利宾等的《吴子汇解》等。
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参校以《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以及上引诸多版本，试图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个精良可靠的《吴子》版本。除了展示笔者研读《吴子》的浅见外，本书还吸纳、采录了较为丰富的古代研究成果。本人在编纂过程中虽竭力规避疏漏错谬，但深知自己学养有限，失察之处在所难免，在此真诚期待广大读者赐教。
陈曦
二○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