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研究论集——大藏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下）

                                                                                      自序

一、 我的大藏经研究
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它由中国佛教信众首创。初称“众经”“一切经”“经藏”“藏经”。从现有资料来看，迟到唐贞元年间，“大藏经”一词已经产生。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对大藏经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我主张按照中国书籍形态的变化，把大藏经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现代印刷本时期、数字化时期。参见方广锠《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代导言）》，载《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我的大藏经研究，滥觞于1982年随童玮先生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元代官刻大藏经》（以下简称《元官藏》）。1984年起，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专攻敦煌遗书，开始进入写本大藏经的研究领域。同年，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参与《中华大藏经》的编纂，由此进入编纂大藏经的实际工作。此后由于各种因缘，写了若干关于刻本藏经的文章，并发现了中国后一部此处所谓“后一部”，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不排除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及对大藏经研究进一步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发现。木刻藏经——《毗陵藏》。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今后大藏经的发展方向也必然走向数字化，故对数字化时期的大藏经开展若干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大藏经目前的编纂工作与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从2011年起，组织团队进行“汉文佛教文献数据总库”的开发与建设，企图具体落实自己关于数字化佛教文献整理的思路。
所以，可以说我对大藏经的研究涵盖了从写本时期到数字化时期，亦即涵盖了大藏经至今为止的发展全过程。这是我研究大藏经的优势之所在，同时也是我的局限之所在。因为自己涉猎了大藏经发展的全过程，所以能够从大藏经发展的全局考察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对这一实证性的学问作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但大藏经研究本身博大精深，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够见到的资料毕竟有限，研究的条件毕竟有限，所以我对大藏经的研究成果呈散点状：对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对深入一些，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自己觉得还可以再深入，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怎么涉及。这也是我一直想写一本完整的《大藏经史》，却始终没有动笔的原因。
大藏经研究要靠真正掌握在手的、靠得住的资料来说话。这些年，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加强，新资料不断出现，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也不断丰富。我一直认为，就大藏经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比前辈学者幸运得多，因为我们看到了许多他们当年没能看到的资料。但由于自己的精力陷在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整理和研究的泥淖中未能自拔，故对新发现的一些大藏经资料往往是始于见猎心喜，终于望洋兴叹。虽则如此，在各方的鞭策下，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关于写本、刻本、现代印刷本乃至数字化时代大藏经的文章。
我对写本藏经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991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以及它的次增订本（2002年3月由中国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亦即“法藏文库”本）、第二次增订本（200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虽然经过两次增订，实际依然没有能够把“写本大藏经史”写完整。有关情况，我在次增订本、第二次增订本的序跋中均有交代。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对该书做第三次增订，更希望能够有时间与精力把“写本大藏经史”写完整。否则，只有留待后贤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了。那时，我的那些序跋也许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研究课题，拓展他们的资料线索与研究思路。
至于刻本藏经，我在《佛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11月）一书中介绍过各藏的概况。其中大部分藏经的介绍乃汇总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则根据我掌握的新资料加以斟酌损益，只有少数几种藏经有我自己的心得。后来中国佛教协会拟编辑出版《中国佛教》（五），将当年吕澄等先生撰写的关于诸大藏经的条目初稿交给我修订定稿。我按照自己掌握的新数据与当时对有关数据的认识，对原稿做了增删改写，又新写了一批条目。该书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4年6月正式出版，出版时一些条目采用了我的修订稿或新写稿，也有一些条目没有吸收我的修改意见。中国佛教协会主持《中国佛教》（五）的王新先生工作作风非常严谨，每条条目下面均有作者署名，以示文责自负。应该说明，中国佛教协会编纂的《中国佛教》原属周恩来总理交待的任务，系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既然是工具书，立论自然以平稳为上，《中国佛教》（五）也不例外。因此，我负责定稿的大藏经条目，尽量采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尽量不提或少提争议性问题。即使提出，也以客观介绍为限。此外，我为《文献学辞典》《佛教大词典》等一些工具书撰写过一批关于大藏经的条目，撰写时，也大体秉承上述原则。
对刻本藏经，童玮先生带领我，在金良年先生的协助下，发现了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元官藏》。后来我又独立发现了中国后一部木刻藏经——《毗陵藏》。由于上述机缘，我得以对这两部藏经有所研究。此外，实际进行过研究的是《开宝藏》、辽藏、杨仁山及他主持的金陵刻经处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对《开宝藏》的研究已经写了近十万字的初稿，但研究尚未收尾，将来恐怕要作为专著发表。此外，我对高丽藏写过若干文字。至于《崇宁藏》等宋藏，以及宋以下各种藏经，虽然收集了不少资料，也有若干心得，乃至新观点，但一直没有时间动手写作。
对现代印刷本时期的大藏经，我主要对近百年来为流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有所考察与评论。
由于实际参加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我便留下了一些文字。此外，如前所述，当代社会已经跨入数字化的门坎，这对大藏经编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大藏经将如何发展？对此，我正在持续地观察与思考，同时把自己的思考付诸探索与实践，由此也留下一些文字。
如前所述，我对大藏经研究这一实证性的学问作了一点理论性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一书的前言及《论大藏经的三种功能形态》《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等论文中，本书收入了后两篇论文。
二、 关于本书
本书收入了我关于大藏经研究的单篇论文三十六篇，其中三十五篇曾经发表，一篇为首次发表。内容包括我对刻本时期、现代印刷本时期、数字化时期等三个时期大藏经的研究，对大藏经编纂工作的总结、设想以及对大藏经的一些理论性思考。但不包括已经发表的关于写本藏经的单篇论文，因为那些论文或已经汇入《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或计划汇入将来的第三次增订本。也不包括我在《佛教典籍百问》《中国佛教》（五）中有关大藏经的文字及为《文献学辞典》《佛教大词典》等工具书撰写的有关条目。但本书收入《写本大藏经的编纂、种类与系统》一文，因为该文所述虽为写本大藏经的系统等问题，但写本藏经的系统其后直接影响到后代刻本藏经系统的形成，且文中也采用了若干刻本藏经的资料。此外，曾在日本发表过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内容为综述中国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成果，与已经收入本书的有关文章重复，且叙述中有一些错误，故没有收入本书。有一些文章，如《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载《法音》，1998年第5期）涉及不少书籍装帧方面的专门知识，似不宜收入本书；《同修大藏，再造辉煌》（载《21世纪的宗教展望论文集》，关天师天心慈善基金会，1996年）乃应景之作，其主要内容后来表述在其他论文中，此次也就不再收入。又如《佛典电子化发展迅速》（载《人民政协报》，1997年4月10日第三版）属于一般性介绍，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到今天已经过时，故也没有收入。又，某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佛教小百科·典籍》，作者署名为“方广锠著”，但该书含有未经我同意而擅自修改的内容，所以我不承认它是我的著作，也从来不把它列入我的论著目录。
在此想说明如下几点：
（一）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曾说他是‘不悔少作’，那当然由于他的文章都是千锤百炼，以至字字如金。我则深感写文章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常常是文章刚写完时，自己觉得在文章中提出了或解决了一个或几个问题，既轻松，又自得。但后来就觉得不满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数据的发现，不满意的程度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觉得无地自容。所以我总不放过可能的修改机会，以免谬种害人。”方广锠：《〈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后记》，载《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66—167页。曾有一位先生这样说：能够发现自己以前的错误，说明自己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还在继续前进，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我以为，对研究者个人而言，此话的确有理，但自己论著中的错误毕竟误导了读者，我经常为此懊恼。不管怎样，错误毕竟是错误，无可回避，不应掩饰，而应加以订正，免得谬种害人。
收入本书的文章，凡属已经发表过的，一律交代原始出处。凡属原文中的错别字，以及对标点、引文、注释等需要重新加以规范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直接予以修订，不加说明。凡属术语统一，诸如将“光电化”“光电版”统一为“数字化”、“经板”统一为“经版”之类，亦不加说明。凡属行文修饰而内容无实质性改动者，仅以“行文有修订”之类的语言统一交代，不一一说明。凡属在数据、观点等方面有实质性改动者，则均在论文后所附的“附记”中说明所修订的内容。有时对原文的数据与观点虽无改动，但有些问题觉得需要进一步说明或交代的，也写在“附记”中。
我想这样处理既可以达到“存真”以尊重历史的目的，又不至于谬种害人。且有些问题写在“附记”中，可顺便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做一个回顾与总结。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交由读者评论。
有些专用名称，如“《中华大藏经》”亦可简称为“《中华藏》”，本书乃结集诸论文而成，故一概尊重原文表述，不强求统一。又，如《中华大藏经》原计划分为上、中、下三编，后决定分为正、续两编，本书诸文写于不同时期，对此的表述也不相同。此次一律尊重原文，以示存真。此外，《中华大藏经》作为国家项目，既有任继愈先生主持的“汉文部分”，还有其他先生主持的“藏文部分”。本书所谓“《中华大藏经》”，一律仅指其“汉文部分”。类似问题，大抵如是，不一一说明。
本书所引佛教典籍，凡属CBETA（《中华电子佛典集成》）（2016）收入者，均据CBETA（2016）核校原文，并依据CBETA（2016）格式标引出处，但将佛典卷次改为中文数字，将半角标点符号改为全角。
（二） 原计划将所有的文章全部修订一遍，同时为每篇文章写一篇“附记”。但从接受任务到如今，已经一年有余。同一丛书的其他诸书早已送交出版社，而我的“大藏经研究论集”却迟迟未能交稿。因原定这套丛书将一次性推出，故出版社不断催稿。虽自觉有些文章还应该再修改，但也只好就此中止。对此深以为憾，希望将来有时间再作修订。
（三） 由于是单篇论文的汇集，每篇文章均要顾及本身的整体性，虽然已经对有些文章做了必要的删节，但从总体来看，诸文所引数据乃至文章行文、观点依然有重复之处。
（四） 收入本书的三十六篇文章，大体按照其内容编排次序。但分类从来是一种方便法门，所以上述文章的次序的编排仅就某篇文章的大致内容而言，肯定有不甚妥切之处。此外，任何人对任何研究对象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我对大藏经的认识也不例外。但上述分类却打乱了这一认识过程。故特另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收入本书的三十六篇论文再行编目，作为附录附在书末。
上述诸种不足之处，望识者鉴之。
僧佑谓：“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出三藏记集》卷一，CBETA（2016）， T55， no.2145， p.1， b13~14。收入本书的论文，无非是我对大藏经问题“三复九思”之后的一孔之见。对这些问题，我还要继续思考，亦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三、 感言
我从三十岁进入学术领域，现已年近古稀，回望来路，感慨万千。
我在大藏经研究领域能够做一点工作，首先要感谢的自然是任继愈先生。我的博士论文《八至十世纪的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此外，他还安排我参加《中华大藏经》的编纂。1986年初，他要求我从底本制备到终定稿，整顿、理顺《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的每一个流程，制定相关规范。为此，我把铺盖搬到朝阳门南小街《中华大藏经》工作现场，仅周末回家。从年初到年中，整整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梳理《中华大藏经》的全部工作流程，制定每个流程的工作规范。当初的工作乃至生活，的确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但今天却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经历与知识财富。我想，如果不是曾对各种各样的佛教原始数据进行过实际的整理，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参与大藏经编纂的具体事务，根据编纂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那么，我对大藏经的理解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真切。至于任先生为我创造种种条件，搭建平台，让我能从事敦煌遗书的调查与研究，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这里不再赘述。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遇到任先生，是我的幸运。至今，我依然走在任先生指引的道路上，按照他生前的规划在工作。
其次要感谢童玮先生。童玮先生曾长期在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工作，对大藏经，特别对大藏经在全国各地、各寺院的保存情况相当熟悉。后来他到中国社科院南亚所工作，我们成为同事，成为忘年交。《元官藏》的发现，主要归功于他。是他向我提到云南省图书馆的这部身份不明的藏经，带领我去考察，做出判定。我走上大藏经研究的道路，他可说是初的领路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中的大藏经条目，全部由他执笔，由此可知当时他在我国大藏经研究领域的地位——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到他。他还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布置，编纂了《中华大藏经》的个工作目录。曾有人言辞苛刻地批评这个目录的不足，但我想，任何事物在初创时都会有种种不足。无论如何，这个目录为《中华大藏经》的启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童玮先生的名字似乎慢慢被人淡忘，即使偶尔被人提起，往往也是批评他误定“万历藏”等。其实，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前进，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有错误，无疑应该批评，但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无论如何，童玮先生在大藏经研究与编纂方面的功绩将会永远留存。
再次要感谢周绍良先生。我的许多大藏经知识、佛教文献知识都从他那里学来；遇到问题，经常向他请教。他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位导师。
大藏经研究需要实证，需要调查。感谢在中国、日本各地调查及工作中给我以各种方便的图书馆界、文博界、学界、教界的蓝吉富、姚长寿、惠敏、杜正民、李际宁、陈先行、郭立暄、吕建福、萧永明、殷勤等先生及根通、照诚、普仁、普法、达照等法师及其他诸位先生们、女士们。感谢日本牧田谛亮、竺沙雅章、绪方香州、落合俊典、赤尾荣庆、梶浦晋、松永知海、野泽佳美等诸位先生给我的各种帮助。也感谢韩国释宗林、柳富铉先生给予的种种帮助与方便。各界人士的帮助，使我感恩，给我力量，催我奋进。希望我的研究工作没有辜负他们。
在中国，大藏经研究基本上是一个很小众的研究领域。在日本，大藏经研究则远比中国兴旺发达。日本京都大藏会即将迎来百年纪念，就是一个证明。近些年，大藏经研究开始在北美兴起，一批年轻学者正在辛勤开拓。希望佛教大藏经的研究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本书收入的几篇早期论文没有电子版底稿，由侯冲教授找到原发表杂志，请人录入。特向侯冲教授及参与录入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