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9073
★1920年代，梁启超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和青年的成长。
★70后梁启超越过80后“新青年”，对90后、00后“新新青年”说：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当时深受其影响的“新新青年”有：梁漱溟、钱穆、贺麟、唐君毅、周恩来、梁实秋、徐志摩、张荫麟、周传儒、吴其昌、陆侃如、刘节……
★精校整理，并加前言、导读、题解、简注。
★梳理脉络，详解背景，深度关联历史与当下。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
“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
“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1920年代，梁启超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和青年的成长。这些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梁启超的声音跨越了一百年，如今听来格外温暖、振聋发聩。
本书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教育和青年主题的讲演稿，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27年，共30篇，附录一篇。精校整理，并加前言、导读、题解、简注。梳理脉络，详解背景，深度关联历史与当下。
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辞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王森然记载： 学界常请梁先生讲演，而事到眼前，绝不作预备，而是“红中白板”声如故，同座代为着急，而先生笑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故每赌必输，或有劝止者，先生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苦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而笑。此虽是趣闻，但梁启超的才华可见一斑，所以讲演才有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效果。
代前言: 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刘海滨
导读
1.知命尽性——1914年6月21日在孔教会之讲演
2.君子之养成——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学校演说词
3.我们向蔡松坡先生学什么——1916年12月14日在蔡锷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
4.以自觉心开拓命运——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词
5.人格之养成——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青年会之演词
6.良能增进之教育——1916年12月21日在江苏教育总会之演说
7.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1917年1月10日在清华学校之演说
8.读书莫以做官为志——1917年1月15日在北京各学校欢迎会之演说
9.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1917年1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10.一己之人格立，国家方有希望——1917年1月31日在南开学校演说词
11.“知不可为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1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13.教育家的自家田地——1922年8月5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4.学问之趣味——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5.美术与生活——1922年8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16.敬业与乐业——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17.什么是新文化——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中学
18.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27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
19.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
20.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21.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1923年1月13日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22.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1924年6月在清华学校讲演
23.政治家之修养——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作讲演
24.创造新学风——1926年11月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25.蔡松坡与袁世凯——1926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礼堂讲演
26.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
27.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28.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1927年3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29.知命与努力——1927年5月22日在华北大学讲演
30.后的谈话——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31.附录：读书法讲义——1927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语科所作
代前言：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刘海滨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一面到处讲演，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梁启超与章太炎）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并非拘泥不化，“保皇”与否实随时势而变，除追随康有为的一段时间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论，辛亥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次年参加民国政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梁启超均积极策划兴军讨伐，实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虽然章太炎因为倡导反满革命，曾发表《谢本师》与其师公开决裂，乃是表示政治立场的相异，并非学术的反叛。。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这不但表现在章梁论学相异，章太炎因不满于康有为门下以圣贤自期（在章看来，师徒是以圣贤相互标榜），乃至与康门弟子产生肢体冲突，愤而离开《时务报》（但章梁此后并未断绝交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其本质分歧则在于章太炎的知识路线认同“六经皆史”，而把心性实践为本的经典当做历史资料，将圣贤仅视作历史人物，因而无视由修身实践达致的圣贤境界有超出常人的一面。另有一例，梁启超1897年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发挥今文经学而为民权革命论之外，又以陆王心学的修身工夫勉励诸生，其效果，除了一班师生后来投身革命多半捐躯据梁启超说，时务学堂先后招生两班，每班四十人，唐才常等为助教。“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1900年唐才常获得梁启超、孙中山支持于汉口领导起义，与班上同学二十多人一同殉难。到1911年时，头班四十人中“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还培养出了蔡锷这样的民国砥柱，此是后话。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大约在1900年至1903年），明确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并且从自身做起，效法曾国藩，给自己订立了严格的改过迁善的日课。究其实质，这是其修身为本的为学路径经过了现实的磨砺，得以确认而升华（首先是从观念上明确修身为本，进而落实到实践中，在自我身心上切实用工夫）。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自己为学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德统摄知识，即以传统的德性修养为本，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对个人而言，首先从自我修养做起，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学；于社会而言，则是一面提倡根本意义上的传统道德，一面增进现代知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换言之，章梁早前合作，其共同点是在改造社会和吸收西学，后来的分途是因为梁启超及早修正了自己的道路，欲以传统道德驾驭新知识。
以此为分水岭，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这从此后《新民丛报》逐渐式微可以想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按理说，此时的梁启超并未放弃对西学的宣传，只是增加了提倡传统修身之学，至少是更全面了，但这却是梁启超很快被冷落的原因。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和西学的新潮正裹挟人心，因为常道的衰落，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体认，现实的压迫又使得将国力衰弱简单归因于文化，甚而直接归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普遍轻视贬低传统道德。梁启超此时转而宣扬学习西方应以传统道德为根基，在激进派看来，无异于倒退。因此，新成长的一代80后青年为什么会舍梁就章，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主角，即《新青年》杂志群体，是以章太炎为前导的（这一点几乎是共识，如曹聚仁就说过章太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其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思路不同，其显著的标志即“反孔”反传统倾向。同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众声喧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只是这一派声音响，五四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再之后成为时代潮流。
换言之，有广义、狭义两个“新文化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包含西学的引进和中学的更新两方面内容，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较为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歧逐渐彰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号召从语言文字入手，彻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以下简称激进派，或北大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此为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1912年梁启超回国参加民国政府，卷入政治旋涡之余仍不忘抽空讲演，宣传自己的主张，1917年退出政坛投身教育、制定讲演计划则几乎与《新青年》创刊同时，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
创造新学风
梁启超痛切感到现今教育的弊病，他每到学校讲演，则号召改变学校“贩卖知识杂货店”的现状，创造新学风，即学习知识培养智慧之外，还需要修养人格、锻炼身体，此对应于儒家讲的智仁勇，用现在的话说则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梁启超说的人格修养，并非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和“德”，“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体验实践。因为这是现行教育为缺乏的，而恰恰是传统文化特别看重特别精彩的，因此讲演的重点都落在此处。
总结他的思路，虽是针对中国教育和青年的现状，但放眼于世界范围和人类文化进程，指出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心性修养，恰恰可以救治现代性的弊端，根除教育的弊病，“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是全世界无二的至宝”，我们应当好好继承，不但“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使得青年开阔心胸，树立自信，进一步向传统经典的自家宝藏中寻求修身的途径和方法。
梁启超极力赞美儒家和大乘佛教，取其会通，认为儒佛“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教人将精神的自我束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关于这一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产品”，而基于贴近时代生活便于着手的考虑，他在演讲中主要介绍儒家的方法。面对不同层次的听众，其详略侧重各有不同，综合而言，他将儒家的修身工夫分为两大类，一是孟子的主张，所谓“因性之所近的来扩充”（其后有陆象山、王阳明的发扬光大）；二是荀子的主张，所谓“就自己所短的来矫正”。两种工夫都需要，但取其切近根本和简便易行，他更推重孟子这一路；因着自己的得力处，而特别推荐王阳明的方法，他说“依我个人用功实验的结果，觉得对于现在一般青年的修养，稳当、简捷、易收效果的，当以陆王一派的学问为适当”，乃至称阳明之教为青年的“的救济法门”，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除了有专题讲座《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并且在家里为孩子们连续讲孟子，留下了长篇讲稿，见《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 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他经常在讲演中推荐“致良知”的方法，并把它简明生动地表达为“服从良心个命令”，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行动的当下，只要听取良心发出的个声音，这个声音必然是来自本心（真心），但是如果不马上决断去做，还会听到第二、第三个声音，随后的这些声音就来自计较心，从自身的私利出发，或来自贪逸恶劳的惰性，不再是出于良知了。事事、时时服从良心的命令，就是修养的下手工夫，从此积累提升，渐次到达君子圣贤的境界，即为“下学而上达”，简易直截。
梁启超讲演、为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将一些经典的意涵，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用新鲜的说法表达出来。例如宋儒有个“公案”叫做“寻孔颜乐处”，梁启超则把它转化为“趣味主义”，“我承认我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接着阐发孔子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证明处处是乐，处处有趣味的生活才是圣贤的境界。又如，将《易经》“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转达为“得做且做主义”，将孔子、老子的人生观概括成“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等等。再辅之以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说明，听者了然，饶有趣味，易懂易行。此外，针对不同的听众，又将讲演分为政治家的修养、学者的修养、教育者的修养、专门人才的修养等专题。除了根据各类职业的需求举出各自的修养要点，再结合其职业的例子加以说明，如同样是从趣味生活的角度发挥，在教育联合研究会的讲演的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在司法储才馆的讲演则为“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梁启超的这个特点，当然有其宣传效果的需要，也是他成为二十世纪初能激动人心的宣传家的原因之一，但却是与传统修身之学相适应的。传统学问是实践的，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因而是鸢飞鱼跃般活泼泼的；对此学问切身体验，才能将“古旧”的学问融入新的生活，用新鲜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恐怕才是梁任公文章和演讲广受欢迎的秘诀。
从王阳明到蔡松坡
修身之学，首先需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同时亦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仿效的榜样。佛家讲发心，大乘佛教的四弘誓愿，是以佛为榜样；儒家讲立志，孟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即以圣人为榜样，王阳明少年时便说“读书做圣人”才是人生等事。青少年时期，志向不立则容易偷惰消沉；即使确立了志向，也需要在修学过程中，常常以榜样激励自己，以免松懈退转。因此，梁启超在讲演中常以先贤作为楷模激励青年。
有三个人他经常说起。一个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同时代就有人称他为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完人，在讲《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时，他将王阳明的一生事迹与其致良知的修身工夫结合起来，用他的事迹解说、印证其方法、工夫和境界。
再一个是曾国藩。曾文正是清朝可与王阳明比肩的人，经历上也相似，都以文官资格带兵打仗，建立了挽救王朝危亡的功勋。梁启超特别看重曾文正的有两点。一是用“笨功夫”改造自己。曾公刚考上进士在京城做官时是个蛮平常的人，看起来资质一般，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还有一些常人的缺点，比如傲慢、睡懒觉。但是在结交了几个真正的儒者朋友，认清了人生方向之后，马上实行修身工夫，订立日课，从反省改过入手，真正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平定太平军过程中，首先是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罗泽南、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以修身相互砥砺，再以此严明纪律激励将士，并将这种克己工夫推广到战术运用中，“扎硬寨打硬仗”，不贪一时之功。第二点，是曾国藩以修身为本的政治策略。对此梁启超有精辟的总结，他说晚清以降有三种政治路线： 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此为上策。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蔽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曾国藩的策略看起来很慢很笨，但却是从根本入手，完全是儒家修齐治平的路子，这样的政治改造才可能成功，这样开创的政治局面才可能持久。而民国当时的政治，好一些的也不过走的是“功利改造”的中策，更多的人则是袁世凯一流的人物，因此是没有希望的。这也是梁启超急流勇退，转而投身教育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从教育从修身入手，出现更多像曾国藩和他的朋友这样的人，政治才是向上走的。
第三个，是梁启超早年的得意弟子，国民英雄蔡锷。本书中有两篇专门纪念蔡锷的讲演，一为1916年底蔡锷追悼会上的演说，一为十年之后，在清华大礼堂讲的《蔡松坡与袁世凯》。此外随处提及的还很多。蔡锷在时务学堂时是班上年龄小的，且出身贫寒，大冬天一路从老家邵阳步行到长沙，但他对梁启超信受奉行，尤其对陆王心学的修身工夫深有契合，蔡锷切身实践“服从良心命令”之说（应得自梁启超的传授），拳拳服膺，终其一生以此工夫立身，成就人格，乃至优入贤者境界。与王阳明、曾国藩一样，蔡锷也是以修身工夫磨炼自己和建立军队，但蔡锷的条件更艰苦，护国军只有三千余人，且并无同道朋友支持，全凭其个人人格力量激励军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拼死作战，终于坚持到全国响应，袁世凯暴亡。有一个细节颇具意味，据说在与袁军对抗的两个半月中，蔡锷每天只睡一个半小时，但精神屹立，给了军士极大的信心。无独有偶，相传王阳明在平定宸濠之乱时曾四十天不睡，指挥若定，用兵如神。自然会有人怀疑这类事件的真实性（王阳明的事迹来自亲随弟子，蔡锷的事迹亦闻自军中，梁启超加以转述，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而若从修养工夫的角度看，此事不仅可能，而且恰是工夫得力，到达一定境界的体现（《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为儒门工夫应有之义）。
后一篇讲演对比蔡锷和袁世凯，可与前述三种政治路线合参。蔡锷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曾国藩的“道德改造”路线，梁启超加以详尽的阐释，修身必须落实到个人，从自我做起，才能影响到他人，逐渐推行到团体；并辅之以现代政治理念，“国民意志力”（大众的意愿）决定政治的大势，但需要有英雄人物的“人格指导力”来体现、带动、升华之，而这种人格力量“并不是临时做到的，要靠平时的修养”。回顾蔡锷的一生，从学习到生活到从政，无一不有梁启超的影响。两人是师生而情同父子，在政治上又如左右手。蔡松坡之于梁任公，类似颜回之于孔子，徐爱之于王阳明。既为师徒，又为畏友，学生信从老师，反过来又助益其师，以至于某种意义上成为老师理想之具体呈现。颜回死，孔子哭之恸。梁启超说，假如蔡锷不死，民国恐怕是另一个局面，又说假如蔡锷有王阳明、曾文正同等的寿命，成就或许比他们还要大一点呢。
同这三个人一样，梁启超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1927年11月，此时的梁启超已病势沉重，不能再到清华上课，因学校改制，拟聘梁为董事，今后校长将从董事中选举。虽然梁启超答应做董事的前提条件是不当校长，但现任校长曹某仍心存忌惮，暗中使人作梗，欲教梁启超辞职，遂引发“清华风潮”——全体学生跑到天津恳请梁启超不要辞职，并向外交部请求撤换校长。梁启超与清华有缘，曾多次往清华讲演，他开创的清华研究院更是其生命后阶段精神之所寄，正如本书《后的谈话》所记，梁启超一面感慨在清华也没能完全实现理想，但可堪慰藉的是，自己跟学生们在一起多一天，学生的人格精神就能多得一天熏陶。古人讲“有感必有应”，此时学生的心声，不正是这种人格熏陶的响应吗？
尾 声
“五四”之后的激越之路，其后果早已展现无遗；中国文化一阳来复之际，返本开新之路才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或者预见到、想要避免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整个社会价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闷和彷徨，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
梁启超的年代，知识化和向外追寻已是深入人心，众人正欣喜若狂地奔向现代化，没有心思停下来想一想。对此梁启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将来一定会发生很不好的事，并对孩子说你们将来会受极深重的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类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触目惊心，前路茫茫，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打量，再做选择。
现在按下重听键，再听听一百年前梁启超痛切而温暖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许听得懂了。
2021年3月5日，于海上毋画斋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演，梁实秋的记载甚为形象生动：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个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丰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都能背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1923年，梁启超在新月社讲演，熊佛西描述道：
某日，同仁请先生讲述《桃花扇传奇》，先生热情如火，便以其流利的“广东官话”，滔滔不绝的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该书在戏曲上、文学上的价值，一一加以详尽透辟的解释与分析。*后并朗诵其中*动人的几首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 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到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深入其境。
为学与做人
1922年为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
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后一忙——忙死。……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读书法讲义
一、我们生在这种混浊社会中，外界的诱惑和压迫如此其厉害，怎么样才能保持我的人格，不与流俗同化？
二、人生总不免有忧患痛苦的时候，这种境遇轮到头上，怎么样才能得精神上的安慰，不致颓丧？
三、我们要做成一种事业或学问，中间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怎么样才能令神志清明精力继续？
这三项我认为修养要关头，必须通过，做个人才竖得起。这种修养，要靠实际上遇事磨练，自无待言。但平日没有一点预备工夫，事到临头，又从那里应用起？平日工夫不外两种：一是良师益友的提撕督责，二是前言往行的鞭辟浸淫。良师益友，可遇不可求；前言往行，存在书册上，俯拾即是。读书之对于修养上功用利便就在此。
后的谈话
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甚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厉，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这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炼自己。不怕难，不偷巧，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死了，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厉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我们试看曾文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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