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67159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总体介绍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是普通读者阅读古典文学的入门书和基础书。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超过60年。这套丛书旨在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呈献给普通读者，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品鉴古典文学可靠版本。这套丛书以中国历代文学经典名著、诗文名家作品为对象，约请相关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整理注释，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套质量可靠且方便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书和入门书。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是在“读本丛书”的基础上进行分化重组（四大名剧和小说部分另做新丛书）、遴选再版、增补扩充而成。该丛书分批编辑出版，辑于2017年12月出版，第二辑于2020年1月出版。第三辑于2021年1月出版。
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是一套古典文学普及读本，丛书以选本为主，撷取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把古典文学精华的部分呈现给读者。
二、时间从先秦至晚清，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文体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赋、乐府、词、散文、戏曲等主要文体。
三、整理者皆是学殖深厚的学者，如钱锺书、王伯祥、俞平伯、余冠英、游国恩、唐圭璋、萧涤非、夏承焘等，他们都是当代学术大家、名家，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规范。这些图书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四、众多图书经过几代读者的认可，具有良好的品质口碑。
五、丛书至今历时六十余年，图书经过多次再版修订和编辑加工，质量日臻完善。
六、本次出版，所有图书皆重排、重编、重校，版式、封面设计典雅大方。
第三辑书目
1.楚辞选（金开诚 高路明 选注）
2.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注）
3.元明清散曲选（王起主编 洪柏昭 谢伯阳 选注）
4.唐宋传奇选（张友鹤 选注）
5.高适岑参诗选（孙钦善 武青山；陈铁民 何双生 选注）
6.白居易诗选（顾学颉 周汝昌 选注）
7.陆游诗选（游国恩 李易 选注）
8.元好问诗选（郝树侯 选注）
9.李梦阳诗选（张兵 冉耀斌 选注）
10.何景明诗选（饶龙隼 选注）
11.谢榛诗选（李庆立 选注）
12.李攀龙诗选（李伯齐 李斌 选注）
13.钱谦益诗选（孙之梅 选注）
14.吴梅村诗选（叶君远 选注）
15.王士禛诗选（赵伯陶 选注）
16.袁枚诗选（王英志 选注）
17.黄景仁诗选（李圣华 选注）
《楚辞》的经典选本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他的后学者的作品集，西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他们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了一部总集的名称。这是我国历史上部个人专著诗集。《楚辞》中作品数量多的是屈原，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宋玉的《九辩》等。《楚辞选》一书精选屈原、宋玉名篇，精加注释，剖分段落，很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目录
前言
屈原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宋玉
九辩
前言
“楚辞”按其本义来说就是楚人的歌辞，它是用楚国方言按照独特的语言方式写作，富有浓郁的楚地色彩和风情，并且有的还能够歌唱的一种诗体。楚辞这种诗体早产生于楚国民间。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在学习和接受了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并以其光辉的创作奠定了楚辞的典型形式。
“楚辞”经过流传，至西汉末年由刘向编辑成书。刘向所编《楚辞》十六卷，除了收有二十五篇屈原的作品，还有屈原之后，自宋玉至西汉时期一些模仿屈原、用楚辞体写作的作品。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成《楚辞章句》十七卷。《楚辞章句》收录屈原作品共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楚辞章句》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收录了屈原作品的著作。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作家。屈原名平，出身于楚王朝的远房宗族。根据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五三年（楚宣王十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在楚怀王时期，屈原先任三闾大夫，这是一个与宗族事务有关并负责督导楚王朝贵族子弟的职务。之后，屈原又任左徒之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起初，楚怀王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能够接受屈原的进步主张，对内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的国势一度出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屈原的进步主张和变革措施严重损害了整个旧贵族势力的利益，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屈原遭到来自楚国的贵族集团的诬陷和迫害，楚怀王也终于疏远屈原并使政治变革中途夭折。屈原的变革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修明法度与举贤授能来实现楚国的富强。修明法度与举贤授能在战国时代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前者反对旧贵族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后者反对权贵世袭与任人唯亲。二者都触及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旧贵族们必定要竭力阻挠变革的进行。
政治变革的失败，使楚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楚国屡次遭受秦国的侵略和欺骗。随着楚国形势的转恶，屈原也一再遭受迫害。先是被斥离郢，谪居汉北。当他从汉北被召回不久，秦昭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被囚而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屈原的处境更加恶劣，被流放到江南，一去不返。初，屈原从郢都出发，沿长江、夏水向东南流亡，经过洞庭湖和夏浦，然后到达陵阳（即今安徽青阳县南的陵阳镇），在那里逗留九年之久。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后，屈原又大致循原路西还，重经武汉地区，然后穿洞庭，入沅江，而至于辰阳、溆浦。屈原到达辰阳、溆浦之后，本来是不可能再有大的迁移了。但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兵攻陷了楚国的黔中郡（郡治故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西），迫近了屈原的流放地。因此屈原只得重入沅江，横渡洞庭，至于湘江流域。此时楚国大势已去，不可避免地要被秦国吞并。屈原在极度悲愤与绝望中，在长沙东北的汨罗江投水殉国。据考证，屈原的逝世当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或二十三年（前276年）。
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爱国主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种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有种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关心的显然是楚国的兴衰成败及其在列国中的地位与处境，所以他的爱国之情首先就表现为参与楚国现实斗争的政治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既支持他在斗争实践中百折不挠，甚至以身殉国；又凝结为一系列具有深刻政论性的抒情巨作。屈原的爱国热情还表现为强烈关心楚国人民的命运；深刻恋念楚国人民开辟和建设起来的美好乡土；尊重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并为之自豪；特别是他始终怀着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远大理想和迫切愿望，说明在他心目中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诸侯割据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这种种思想感情的因素，都表明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那么屈原的诗篇确曾为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
屈原的辞作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之前，艺术文学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基本上处于朴素、自发的阶段；自屈原始，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才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集中表现于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在楚国当时的现实中，反动贵族势力占有很大优势；但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在比较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却有其较为远大的前途。屈原基于一定的历史预见而对自己的理想怀有坚强的信心，并在文学的创作中有气魄把自己刻划成一个崇高、完美的艺术形象。同时还通过形象的对比，把那曾在楚国猖狂一时的反动势力，从政治上、道德上、美学上加以鞭挞和摧毁。同时，为了塑造崇高、完美的艺术形象，屈原也充分发挥了他的丰富想象，绘制不受时间空间局限的广阔背景，配备多种多样、生动奇异的景色和事物。因此，他的许多诗作都显示了色彩浓艳、形象瑰丽、气势雄伟等特色，能以足够的容量来表现他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热情。
屈原辞广泛运用了比兴的艺术，使抽象化的政治热情得到生动具体而丰富多彩的表现。比兴手法在《诗经》中已经大量运用，屈原对此做了巨大的发展。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不再像《诗经》所用的那样比较单纯和静止，而是丰富复杂，互相联系，且有很大的能动性；因而就更有艺术表现力，能够生动地表现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其变化和发展。
屈原辞的诗歌语言也很有特点。他在创作中一方面大量运用华美的词藻，写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另一方面又总是用质朴本色、刚劲坚实的语句来构筑篇章的骨架。像《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抽思》的“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等等，表现着认识的深度，情感的高潮，把抒情和说理融为一体。在屈原的诗中，华美和质朴两种语句总是恰当交织，相得益彰，所以就形成一种华而又实、丰厚茂密，多彩而统一的语言风格。
另外，屈原的辞作中多有对偶句的锤炼和运用，这是一种积极修辞的形式，目的在于利用汉语汉字的特点，使诗歌语言更加美化。这一特点对后来诗赋词曲等各种文学形式的语言运用都有深远的影响。
下面对本书的体例做几点说明。
（1）王逸《楚辞章句》所标明的屈原作品是二十五篇，本书以之为据，排列的顺序也依照《楚辞章句》。涉及作品真伪和顺序问题的不同意见，则于各篇题解中议及。
（2）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楚辞补注》。遇底本有误，征引异文校正。校勘征引异文，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异文及朱熹《楚辞集注》为主，凡有校正，皆写入注文，不另出校记。原书中的繁体字、古体字一律改为通行简体字。
（3）题解说明各篇的篇题命意、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等，并对某些疑问或有争议的问题做简要的述介。
（4）本书注释包括词语的解释、典故用事的说明等，力求准确、简明。除表达我们的意见之外，对于有分歧的字词的解释，也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以供读者参考。词语的解释不避重复，但同一篇中意义相同的词语一般只注一次。生僻的字词，用汉语拼音和同音汉字注音。引文必注明书名，但以段落为单位，同一段落中，同一书名只出现一次，如再次出现同一种著作的引文，书名则省。
（5）注中对原作的大部分句子，基本上以两句或四句为单位作了串讲；其中标明“以上二句说”的，大体上是直译；标明“以上二句意思是”的，大体是意译。另外有个别句子由于理解有异，或者译文不能充分反映作者用意，则在串讲之外再作简要的文字解释。
金开诚高路明
1995年3月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通行、读者认知度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当代人做选本，有自己的优势
“文革”之前，列入读本丛书的书有十二种。据周绚隆介绍，丛书的出版在“文革”中放缓，但并未中断。“文革”后，古籍出版迎来新局面，读本丛书也在八十年代初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在“文革”中被搁置延误的书出版了，重新活跃的学术界贡献了一批新成果，还有一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像今天通行的人文版《红楼梦》就是这一时期面世的。
近些年，读本丛书在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一批唐宋以后的文选和诗选陆续加入。周绚隆概括为：“断的补齐，个别版本替换，有问题的修订。”古典编辑室重整规划，丛书下设三个系列：一是四大名著；二是历代诗选，如今从《先秦诗选》到《清诗选》已出齐；三是断代文选，有《唐文选》《明文选》《清文选》等。三个系列加上已有的词选、曲选、四大名剧等，结构更为平衡。
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等几个选本很有名，如今由于版权原因，已不在读本丛书之列，《诗经选》更替为褚斌杰先生的选本。至于增补新书必然涉及的编选者问题，周绚隆说，要选择在某一领域有长期投入和深度积累的学者，“我们要避开那些特别忙的学术达人，掌握各种资源的学术组织者，他们是不会给你好好干的。”
周绚隆认为，今人编选古籍，借助电脑和网络技术，能掌握和利用海量信息，学术研究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对作家作品和版本的研究大大细化，与纯粹靠记忆和学养的前辈学者相比，这些都是优势。“但我们的专注程度不如老一辈。另外，现在借助各种工具，互相参考，选本的独特性就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不过，选家的个性和经典性之间未必都是同步的，首先我们还是要追求经典性，不要遗漏重要作品，希望在保证经典性的情况下有一定独特性。”
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
如今，读本丛书面临着新环境，国家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读者自发的兴趣和热情也在升温。“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明显感觉经典文学的经典版本，销量在持续回升。”周绚隆介绍说，去年人文社的“四大名著”平均销量都过了五十万套，业绩超出以往。而刚面世不久的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印了5000套，很快就加印了。“如果是2000年前后，印5000想卖掉，就要费很长时间。”
周绚隆觉得，随着网络的普及，读者对古典文学纸质书的依赖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读者重新开始关注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我们再版读本丛书，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市场判断。”不过，他并不一味乐观，“必须承认，古典文学在全民阅读中的占比，跟过去比还是下降了很多，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现当代作品，不管原创的还是引进的，有很多是消费品。但古典文学，即使很轻松的东西，在许多读者看来，也是知识性的，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不太容易接受。”
近，古典编辑室的葛云波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识破机器人的“伪诗”》，他从作家韩少功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谈起。韩少功把宋代秦观的一首七绝和IBM的作诗软件“偶得”的一首作品并置，让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分辨，结果很多人“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接下来，葛云波逐一分析了机器生产的这首诗的“不对劲”之处，实际上从字句到格律破绽都很明显。“熟读唐诗三百首，识破假作不用久”，葛云波觉得，目前并不是机器作的诗有多高明，而是我们自身阅读古典文学的经验不足，导致真伪莫辨。
显然，积累这种经验，培育对古典文学的感受力，没有捷径，只能从基本的阅读开始。历时六十余年锻造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就是一套打基础的书。曾经参与丛书工作的人文社老一辈编辑陈新先生认为：“时代变了，如今的出版社大多专注长篇大卷、总集、全集之类，对小打小闹的如选本等作品，基本上已无暇顾及，因此在书店中也很难找到新的古籍选本。但我认为，要弘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如果离开优秀的古籍选本，恐怕难以为功。不妨设想一下，一位普通的读者，哪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从篇幅浩瀚的总集、全集中去吸收营养，何况优良的古籍选本，并非真正没有市场。”
让古典文学走出学院的藩篱，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营养，前辈们已经做出了示范，能否接续这个事业，就要看出版界、学术界的志向和能力了。比起学院内部的研究和积累，普及恐怕是更艰难、更重大的课题。
离骚
本篇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一篇。《离骚》篇名的解释，旧说可概括为两类：（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训释更为明确：“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二说略同，多为后人所宗，并有所申说。（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此说释“离骚”为“别愁”，在后世也很有影响。在近人的解释中，影响较大的亦有两说：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与《大招》中的“劳商”双声通转，“劳商”，王逸注为古曲名，则“离骚”亦应为古曲名，用于篇名与《九歌》、《九辩》相若。至于“离骚”二字本身的意义，游国恩认为，“离骚”即“牢骚”，二字当释为一词，不宜分释（说详《楚辞概论》）。又钱锺书先生说，“离骚”是“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的意思，与用作人名的“弃疾”、“去病”，或用作诗题的“遣愁”、“送穷”相类（说详《管锥编》第二册）。此二说亦颇新颖别致。从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屈辞用词之例来看，我们认为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较符合题名原意。
关于本篇的创作年代，汉代学者大都认为作于楚怀王时期。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说到《离骚》具体的创作年代，汉人之说莫衷一是，多有矛盾，不可轻信。例如，《屈原列传》既已明确指出《离骚》作于楚怀王怒而疏屈原之后，但后文又认为作于怀王时被放逐之后，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更肯定地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认为，“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在《汉书·地理志》中却说：“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王逸《离骚序》也有类似的矛盾。屈原的被疏与被放分别在楚怀王和顷襄王两个朝代，中间相隔数十年，汉人却混为一谈，可见他们对《离骚》具体创作年代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在汉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离骚》本文和屈原生平事迹的分析，我们认为《离骚》的创作是在楚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多经挫折之后，但他尚未离开郢都去往汉北。
《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仅见的长篇抒情诗。全诗以强烈的爱憎、丰富的形象、浓重的色彩深刻反映了诗人屈原与楚国没落贵族之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了屈原本人的进步理想、政治热情、峻洁的品格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诗中反复强调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是使楚国强盛的正确道路；而违法乱纪、结党营私则必然要将楚王朝引向危亡。诗人熟练地运用比兴的手法，描写两种主张和做法之间的斗争。由于《离骚》的创作真切地反映了楚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作者在强烈的政治倾向的推动下，又创造性地在抒情叙事中融进了说理的成份，因而使全诗具有鲜明的政论性，这正是它的思想性的集中表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屈原作为进步政治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及其必然存在的历史局限。
《离骚》作为抒情诗，大大突破了《诗经》中基本定型的“短章复沓”形式，它在高度概括复杂的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对抒情主题做了富于变化而层层深入的表达。全诗篇幅宏伟，气势磅礴，波澜起伏，气象万千。诗人屈原在创作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如积极浪漫主义、比兴艺术和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等，都在《离骚》中得到充分、典型的表现，因而也能够显示屈原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总的来说，《离骚》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标志着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时代。
帝高阳之苗裔兮〔1〕，朕皇考曰伯庸〔2〕。摄提贞于孟陬兮〔3〕，惟庚寅吾以降〔4〕。皇览揆余初度兮〔5〕，肇锡余以嘉名〔6〕。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7〕。纷吾既有此内美兮〔8〕，又重之以修能〔9〕。扈江离与辟芷兮〔10〕，纫秋兰以为佩〔11〕。汩余若将不及兮〔12〕，恐年岁之不吾与〔13〕。朝搴阰之木兰兮〔14〕，夕揽洲之宿莽〔15〕。日月忽其不淹兮〔16〕，春与秋其代序〔17〕。惟草木之零落兮〔18〕，恐美人之迟暮〔19〕。不抚壮而弃秽兮〔20〕，何不改此度〔21〕?乘骐骥以驰骋兮〔22〕，来吾道夫先路〔23〕！
〔1〕帝：指传说中的远古帝王。高阳：古帝颛顼（ｚｈｕāｎ ｘū专须）在位时的称号。苗裔（yì亿）：后代子孙。宋代朱熹《楚辞集注》说：“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余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按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之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ｍǐ米）姓，楚其后也”。又据王逸《楚辞章句》，楚武王生子瑕，受封于屈地，因以为氏。屈原是屈瑕的后代，所以“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
〔2〕朕（ｚｈèｎ阵）：我。古时候人人都可以用“朕”自称，从秦始皇开始，才为帝王独用。皇：大。一说“美”。考：对亡父的尊称。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名或字，但也可能是一个化名。
以上二句说：我是古帝颛顼的后代，我那已过世的伟大父亲叫伯庸。
〔3〕摄提：是“摄提格”的简称。这是古代“星岁纪年法”的一个名称，指岁星在星纪宫、太岁在寅位的年份。按：“星岁纪年”是“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的合称。岁星即木星，自西向东运行，以接近十二年的时间绕太阳一周，十二年中经历星纪、玄枵、诹訾、降娄等十二宫。这是天文上实有的现象，构成了“星岁纪年法”的天文学基础。太岁是一个假设的星名，古代星历家为了应用方便而假想它自东向西运行，与岁星背道而驰又紧密对应，十二年中“经历”人们所用惯了的子丑寅卯等十二辰位，依次记年。所以这是“星岁纪年法”的一种实用方法。又太岁“经历”十二辰位，各有一个名称，其中“太岁在寅”之年，就叫做“摄提格”。贞：正，正当。孟陬（zōu邹）：正月。按夏历每一年的正月是寅月。
〔4〕惟：发语词。庚寅：指屈原的生日，这一天用“干支”来计称，恰好是庚寅日。降：降生。
以上二句说：太岁在寅之年，正当新正之月，就在庚寅那天我降生了。
〔5〕皇：上文“皇考”的省文，指父亲。览：观察。揆（kuí奎）：估量。度：时节。“初度”，初生之时。
〔6〕肇（ｚｈàｏ兆）：开始。锡：赐给。嘉名：美名。
以上二句说：父亲在我初生之时仔细观察我，一开始就给了我美好的名字。
〔7〕以上二句意思是：给我取名叫正则，表字灵均。古人有名有字，这里“名”和“字”都用作动词。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子名平字原，所谓“正则”、“灵均”当是与“平”、“原”二字意义相应的化名。清代王夫之说：“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楚辞通释》）
〔8〕纷：盛多的样子。楚辞句例，往往以一个字或三个字的状语放在一句之前，形成其句法特点之一。此处“纷”字即为状语提前的一例。内美：内在的美好品质。
〔9〕重（chóｎɡ虫）：加上。宋代洪兴祖说：“重，再也，非轻重之重。”（《楚辞补注》）修能：优秀的才能。清代钱澄之说：“内美以质言，修能以才言。修能犹云长才也。重之，言既有其质，又有其才也。”（《屈诂》）
以上二句说：我既有这么多内在的美好品质，又加之以优秀的才能。
〔10〕扈（hù户）：楚方言，披的意思。江离：香草，即芎（ｘｉōｎɡ ｑｉóｎɡ凶穷），也叫川芎。芷（ｚｈǐ止）：香草，即白芷。“辟芷”，生长在幽僻之处的芷草。
〔11〕纫：连结。秋兰：香草，即兰草或泽兰（一类二种），因在秋季开花，所以这里称之为“秋兰”。按：屈原辞中多次说到“兰”，不少旧注以“兰”为兰花，实则屈原所说的兰是指兰草。兰花和兰草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兰花无枝无茎，叶呈条形，花香叶不香；兰草则有枝有茎，叶呈卵形，花叶俱香。宋代朱熹说：“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以为佩。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时而误耳。”（《楚辞辩证》）这是从可否“刈而为佩”来区别兰草与兰花。总之，屈原所说的“兰”确指兰草或泽兰无疑。旧注凡以“兰”为兰花、或在解释中把兰草、兰花相混者，皆不可信。佩：名词，指古代人身上佩带的饰物。洪兴祖说：“兰芷之类，古人皆以为佩也。”
以上二句说：身上披带着江离和白芷，又把兰草连结成串作为佩饰。
〔12〕汩（yù 玉）：楚方言，水流很快的样子。这里是比喻时间过得快，并用了状语提前句式。不及：来不及。
〔13〕与：等待。“不吾与”，不等待我，是否定句宾语提前句式。朱熹说：“言己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岁不待我而过去也。”（《楚辞集注》）清钱澄之说：“此言其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二人解释正确可参。
以上二句说：时间过得飞快，我总好像来不及似的，怕的是年岁不等人。
〔14〕搴（qｉāｎ千）：楚方言，摘取。阰（pí皮）：土坡。木兰：树名，落叶乔木。晚春时开紫花，所以俗称紫玉兰；又花形如莲，所以又叫木莲。
〔15〕揽：采，取。洲：水中的陆地。宿莽：经冬不枯的草。一说即拔心不死的卷施草。
以上二句意思是：早早晚晚都采用芳香而生命力坚强的植物以为装饰，比喻德和才的顽强进修。
〔16〕日月：指时光。忽：过得很快的样子。淹：久留。
〔17〕代序：时序更相替换。
〔18〕惟：思、想。一说此处“惟”为发语词。
〔19〕美人：泛指有德才或有作为的人。迟暮：晚的意思，比喻年老。
按：“日月”以下四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日月不留，美人衰老，是泛言人生的道理。以此作为过渡，就使前文较为自然地转入后文，就是说，作者由追述自身的进修转而劝告楚王要上进。
〔20〕抚：持有，引申为凭藉的意思。壮：指壮盛之年。秽（huì汇）：脏东西，比喻恶行；一说比喻谗佞之臣。
〔21〕度：指行为的准则，一说指态度。
以上二句，上句指出楚王没有凭藉壮盛之年来抛掉不好的行为，下句质问他为何不改变这种做法。又清代徐焕龙解释下句的“何不”，认为“与上句互文，上‘不’字已暗合一‘何’字，而又带起下文之词。”（《屈辞洗髓》）按照徐氏的说法，则上下二句都应作问句来读，可作为参考。
〔22〕骐骥（qí ｊì其记）：骏马。“乘骐骥”，比喻楚王任用贤能。驰骋：比喻楚王大有作为。
〔23〕来：来吧，是招呼楚王之词。吾：屈原自指。道：同“导”，引导。夫（fú扶）：语助词。先路：前面的路。
以上二句说：如果你乘上骏马以奔，那就来吧，我来给你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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