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镇史：400－2000年(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1.此书将时间和城镇构成要素两个维度相结合,在翔实的资料考证和数据分析基础上科学系统地描绘欧洲城镇的发展脉络。

2.欧洲城镇总体发展史是从一座座城镇发育历程集合梳理出来的：其中有些缓慢，有些快速，有些停滞不前，有些几经衰颓，有些则完全消失。而此书对任何考察对象都不偏废，注重研究小城镇如何长久在欧洲城市网络中占据重要作用。提醒人们，欧洲城镇发展的动力源是潜藏在地方城镇基层社区当中的。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地球上城市化程度*高的大洲之一。欧洲城镇在欧洲整体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留下了深刻烙印。《欧洲城镇史：400—2000年》系统地研究了从罗马帝国衰落至今的欧洲城镇，既考察了欧洲的区域发展趋势，又探究了在过山车般的欧洲城市化过程中，各个城镇社区的迥异命运。

城市发展史教授彼得•克拉克以非常宽广的欧陆视角，讨论了从后罗马时代城市生存的本质到全球化时代欧洲城市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等重要议题，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解答了为何长期以来，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欧洲的城镇都是新思想和创造力的发源地。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赫尔辛基大学欧洲城市发展史专业名誉教授、莱斯特大学客座教授，著作或编辑了多部与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史相关的著作。

译者简介：

宋一然，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研究生，翻译出版《欧洲发展史》《刘易斯•芒福德传》等。

郑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研究生。

李陶，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戴梦，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校者简介：

宋俊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景观社会学、城市设计学课程评论员，曾出版著作《城市社会学》《中国城镇化知识15讲》等，翻译出版《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等。

前 言 / 1

章 导言 / 5

部分 / 23

第二章 发展趋势（400—1500） / 25

第三章 经济（400—1500） / 45

第四章 社会生活（400—1500） / 60

第五章 文化与景观（400—1500） / 74

第六章 管理（400—1500） / 89

第二部分 / 107

第七章 发展趋势（1500—1800） / 109

第八章 经济（1500—1800） / 139

第九章 社会生活（1500—1800） / 159

第十章 文化与景观（1500—1800） / 179

第十一章 管理（1500—1800） / 200

第三部分 / 219

第十二章 发展趋势（1800—2000） / 221

第十三章 经济（ 800—2000） / 251

第十四章 社会生活（1800—2000） / 274

第十五章 文化与景观（1800—2000） / 299

第十六章 管理（1800—2000） / 326

第十七章 结论 / 353

参考文献 / 364

索  引 / 383

译后记 / 426

居住在伦敦市中心康希尔（Cornhill）圣米迦勒（St Michael）教区的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是贩鱼大亨约翰·巴瑟斯特（John Bathurst）的一名年轻雇员。罗伯特在1655年5月中旬感染了天花，这可能是他在和患病的邻居说话，或者在卖鱼的过程中与客户讨价还价时感染上的。一开始罗伯特并没有注意，还继续工作着，直到十天之后他开始出现发烧、背痛及呕吐的典型症状，很快他全身就起满了红色的小斑点。不久后小红点就形成了大脓包并撑裂了皮肤，这一过程使罗伯特极为痛苦，并且丧失了语言能力。没过多久罗伯特就因心脏病发作或休克去世了，并于5月28日在圣米迦勒教堂下葬。天花在17—18世纪的欧洲城镇极为猖獗。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传染病每三年暴发一次，暴发期间的城镇人口死亡率暴涨50%。在乔治王朝统治时期的伦敦，天花是20岁以下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天花是这一时期后期导致城镇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么17世纪60年代以前造成欧洲人口死亡率灾难性上升的则是周期性暴发的黑死病，这一疫病（与中世纪后期不同）暴发主要集中在城镇。 1563—1665年，伦敦发生了七次重大疫情，使得其人口死亡率高达24%。1654年莫斯科的疫病暴发，导致80%的居民死亡。1630年的一场严重的疫病使米兰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帕维亚的人口减少了40%。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16世纪后期严重的疫病使地中海的区域性大城市进入了长期衰退状态。17世纪60年代鼠疫在欧洲基本消失，仅在个别地区出现反复（1711年在波罗的海城镇和1720—1722年在马赛），一直到18世纪末期，城市对于居住在其中的居民来说都是致命的。在这期间，天花和其他传染病结合，其中包括麻疹、伤寒症、痢疾，以及类似的经水传染的疾病，导致了致命性的悲惨结果。婴儿和儿童尤为处于危险状态。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婴儿的夭折率甚至达到 35%。除此之外，易感人群还有年轻的学徒、仆人，刚来到城镇居住的人，以及像罗伯特·史密斯那样对城镇疾病缺乏必要免疫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艾伦·莎林（Allan Sharlin）曾经说过的，虽然移民并不是导致城镇人口死亡率上升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很明显，它增加了城镇人口的死亡率。

现代早期的很多时候，主要城市过高的人口死亡率超过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6—17世纪，我们发现人口的自然增长连年的自然剩余（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已逐步被疫病带来的高死亡率抵消。由于不断发生的生存危机加剧了疫病造成的危害，尤其在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期间，歉收问题和战争问题使得这一结果更为严重。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后几年，英格兰由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从北部的肯德尔（Kendal）和彭里斯（Penrith）开始，蔓延到西南部的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和埃克塞特。一个世纪之后，同样的城镇生存危机影响了法国、苏格兰及尼德兰南部。在法国北部的博韦（Beauvais），1693—1694年粮食歉收时期的粮价上涨和饥荒之后的瘟疫侵袭，导致圣埃蒂安的教区的墓地扩大了1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