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34393
1.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亲历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近半个世纪的繁荣与衰退，还原重大金融历史现场，泡沫经济膨胀、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东日本大地震、欧洲债务危机……深挖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源，反思日本高速增长后的经济及货币政策。
2.比起欧美，我们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作为和日本毗邻的亚洲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近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从繁荣到停滞的经历，对今天的中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使中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从容应对不确定性。
3.原作历时四年写成，译作历时两年精心打磨，丰富的参考文献，详尽的注释，通俗的表述，可以帮助普通读者轻松阅读大部头，深入理解文本，读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
4.这本书对中央银行的所有业务所作的全面完整的探讨，对于从业者、关心金融体系的经济学家、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监督部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为中文版特别撰写序言，诚挚致意中国读者。
日本经济曾因其活力和增长而备受世界羡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下滑。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职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担任行长，在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参与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还有围绕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种种问题。
在这本书中，白川方明带领我们回顾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站在货币政策决策者角度，以全球视野反思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包括如何管理危机，如何与通货紧缩、日元升值、经济低迷做斗争，如何与政府、政治家、产业界、媒体等的沟通交流，等等。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从容应对不确定性、避免重蹈覆辙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此外，作为一国央行行长，从更高视角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读，对于普通人读懂政策制定路径，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也具有重要启发。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序章 动荡的5年
部分 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形成期
第1 章 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起步
1972年入职日本银行，在这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的39年，受到了众多前辈、同事和后辈的关照，学到了重视经济理论、注重与实务工作者交流，形成了以银行业务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并体会到了重视全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
第2 章 泡沫经济
过去发生的事件作为集体回忆传承下来，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运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其后的泡沫崩溃以及金融危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生的此类事件。
第3 章 泡沫经济崩溃与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冲击的严重性，但很快整个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90年代后半期又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衰退。从那时起，以海外学者为中心对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展开了猛烈批判。
第4 章 修订《日本银行法》
修订《日本银行法》的原动力可以说既有对20世纪80年代泡沫形成原因的反思，也是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潮流，更重要的是对大藏省权力过度集中的反感。
第5 章 零利率政策与量化宽松政策
日本短期利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事实上已经降至零，但直到1999年2月才正式实施字面上的零利率政策。2000年8月，在意见分歧相当大的情形下，日本放弃了零利率政策，而由于互联网泡沫崩溃导致了世界性经济衰退，日本银行于2001年3月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
第6 章 “大稳健” 幻象
2004—2007年间出现了全球性经济繁荣，其特征是高增长率、物价稳定、低波动性，当时的经济也被称为“大稳健”。依托良好的经济表现，政策当局和经济学家增强了自身对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自信。终意识到这是反映世界性泡沫膨胀的虚假繁荣时，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第二部分 行长时代
第7 章 就任日本银行行长
2008年3月21日我接受了日本银行副行长任命，同时就任代理行长，约3周后的4月9日就任行长。从就任代理行长起，作为事实上的行长开始了繁忙工作。很快，同年9月就迎来了暴风雨般的雷曼危机。
第8 章 雷曼兄弟破产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导致世界金融系统一时濒临崩溃，由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及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总算避免了坏事态发生。本章将时钟暂时回拨到我就任行长之前，从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说起。
第9 章 通货紧缩舆论的高涨
2009年春季开始全球金融市场状况发生了变化，金融体系渐渐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也停止下滑，而回归到正常增长轨道仍需要时间，其后进入了漫长的“虚幻的黎明”阶段。2009年9月，日本国内民主党政权组阁，11月发布了“通货紧缩宣言”。
第10 章 日本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
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围绕通货紧缩的争论有所平息，但总体上还是呈激化态势。外界要求日本银行实施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与日俱增。日本银行认为，如果不能搞清楚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就很难平息这场要求日本银行实施大胆货币政策来摆脱通货紧缩的无谓争论。
第11 章 欧洲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危机的起因是希腊大选后新政府公开宣布前政府的财政收支统计造假。之后危机呈波浪式不断向周边国家扩散，而且愈演愈烈。
第12 章 “ 全面宽松政策”
2010年10月日本银行出台了被称为“全面宽松货币政策”的加强版货币宽松框架，以降低“稍长期”利率水平为目的，不仅购买长期国债，甚至破例地开始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高风险资产。
第13 章 东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日本发生了本国地震观测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地震。以三陆海岸为震中的东北地区太平洋海岸地震、其后的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事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面临的危机。日本银行举全行之力实现了重要的金融市场稳定并维持了金融系统正常运行。
第14 章 “ 六重苦” 与“ 货币战争”
我担任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元升值都是重要的政策焦点。虽然外界要求日本银行采取通货紧缩对策的压力很大，不过要求阻止日元升值的政策压力更大。汇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就像“货币战争”一词所显示的，是国际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15 章 财政的可持续性
我刚就任行长时，日本就是发达国家中财政状况为严峻的国家，之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活动下滑、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增加，以及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巨额财政支出等，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债占GDP比重持续上升。
第16 章 谋求金融体系的稳定
很多人都是在经历了泡沫经济和泡沫崩溃后的金融危机才意识到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为防范金融危机，或者是预防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金融失衡”，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以及出台适当的金融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17 章 政府·日本银行的共同声明
2012年12月16日，日本众议院总选举，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选举战中安倍强烈要求政府与日本银行构建协作框架，实施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这一主张获得了国民支持，以及具有独立性的日本银行实现货币稳定的使命，在极度痛苦地权衡后，我判断日本银行不得不与政府联合发表一个共同文件。
第三部分 中央银行的使命
第18 章 中央银行的作用
前文以日本经济为中心分析了国内外宏观经济方面的种种经历、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当然，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里想重新思考一下中央银行的作用是什么。
第19 章 非传统货币政策
围绕货币政策运作的尖锐意见对立不仅仅出现在我任行长期间，而是贯穿于我在中央银行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中中央银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20 章 国际货币制度
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严重经济动荡，几乎都与国际资本流动所引发的问题有关。当前，比起大刀阔斧地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更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意义的是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加强意见沟通，强化银行业务方面的合作。
第21 章 “ 失去的20 年” 与“ 日本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经常被说成“失去的20年”，且从中总结出“日本的教训”之一就是泡沫经济崩溃后中央银行应该迅速采取大胆的政策措施。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对策，却还是遭遇了与日本完全相同的境况，可见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的教训”。
第22 章 独立性与问责制
中央银行为了适度运作货币政策，独立性与问责制构成的公共治理框架尤为重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时间跨度短期化的压力无处不在，有必要深入思考独立性的真正含义。
第23 章 中央银行组织
在适当运作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必须得到社会的信赖，这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构建一个值得信任的中央银行，对于实现货币价值稳定，乃至经济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终章 永不终结的挑战
后记
中文版序
本书是2018年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39年》（中央銀行 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た３９年）一书的中文版。该如何向中国读者推介这本书，我也拿不定主意。权且把它看成是一本在日本央行工作多年的职员编写的中央银行论，既有论及日本经济的部分，又带有回忆录的色彩。得知本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付梓，真的令我喜出望外，也真心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青睐。
本书虽未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但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在以下两个方面心系中国经济和中国读者。
其一，本书对欧美的货币政策主张多少会有一些影响，而这又会影响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运作。正如本书序章中所提及的那样，执笔本书的动机之一，源自对欧美各国看待日本经济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定式思维的强烈违和感。在我看来，诸如“日本的过往教训”的肤浅解读，严重影响了之后欧美诸国的货币政策运作，甚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化”现象的原因之一。话虽如此，我的书不过是向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鸿池中投入的一枚小石子，从未期待欧美学界和政策当局的主张旋即发生改变，倒是希望中国读者不再是透过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镜头观察日本经济及货币政策，而是通过亲阅日本政策决策者的著作在观念上有所改变。这是我所期待的。
其二，更为深入地探讨日中两国直面抑或正在面临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不仅因同处东亚有着共同的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难题。
，两国都经历过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真正步入高速增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约30年。不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势必会在某个时点开始放缓，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向稳定增长顺利过渡的挑战性课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超10%的时代已然结束，如今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日本高速增长之后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足以表明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绝非易事。
第二，两国同样面临着应对人口动态变化的课题。就经济增长与人口动态的关系而言，高速增长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享受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上升的人口红利。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过去曾向城市大量输送劳动力的日本农村地区正在遭受人口严重减少的影响。中国则是在几年前刚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
第三，两国都与美国发生了贸易和投资摩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摩擦，高潮从8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半期。汇率、商品服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屡屡成为摩擦的焦点。在此过程中，还经常触及日元国际化的是与非。无独有偶，近年来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不过，话虽如此，我并不是主张中国面临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挑战，就应该采取相同的解决方案。了解和学习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契约，完全照搬他国经验，不见得有益处，也未必能获得教训。不过，他国经验中隐含着各式各样的启示却也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灵活运用这些启示，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在这方面，我一直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经济学家对日本过往的认知之广、研究之深而感到惊讶。同时，中国专家所总结的“日本的过往教训”也有别于欧美专家所说的“日本的教训”，偶尔我对此也会产生一些不认同感，典型的就是对1985年“广场协议”的解读，在此不做赘述。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日本而言不仅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的贸易伙伴国。正因为如此，我热切祈望中国能够平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的过渡。
我对中国的认知得益于很多人，中国人民银行同行的赐教令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谈谈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日本银行的高层一直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行保持着亲密互动。在我担任日本银行行长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是周小川先生。我在很多场合与周小川行长交换过意见，如BIS行长例会、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行长会议、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等。会面地点不限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大楼，我们还在上海分行、大连培训中心见过面，也在深圳和西安一同参加过学术会议。周行长也曾在日本银行总部为日本银行职员做过演讲，这让我再度折服于周行长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相关知识的渊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在周小川先生卸任行长后仍未中断。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先生当时任副行长，我同他也经常坦率地互换意见，从他简洁明快的讲解中受益良多。
中日两国央行之间友好关系的构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双方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友好关系不局限于行长级别的交流互动。日本银行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东京设有代表处。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任行长时期中国人民银行驻东京代表处的刘玉苓首席代表在会议期间面带微笑给予我的种种关照。
50多年来，日本银行一直致力于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到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的大学留过学，在北京的日本银行代表处或日本大使馆有过工作经历，还有的曾借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以充实其职业生涯。他们绝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对中国有着很深理解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专家。日本银行凭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极大地助力了自身业务的拓展。对日本银行而言，限度发挥这些人的才能意义重大。的益处莫过于，直接通过汉语而无须英文媒介就能与中国专家就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并从中获得知识和信息。我自身在这方面也受过诸多恩惠。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帮助过我的同事名字，在此仅对过去20年间我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出差期间，针对中国经济方面曾给予我帮助的6人表示感谢：东善明、福本智之、新川陆一、西口周作、冈崎久实子、濑口清之（排名按对应英文字母顺序）。
后，中文版得以面世主要仰仗河北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裴桂芬教授和尹凤宝博士这两位优秀的译者。我对中文一窍不通，是上文提到的冈崎久实子女士（现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主干研究员）在翻译质量上向我打了保票。冈崎研究员不仅认真通读了中译文全稿、回复了译者提出的疑问，还向我确认了一些原著中表达模糊的地方。冈崎研究员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东洋经济新报社的岛村裕子女士也和日文版出版时一样，对中文版的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感谢！
白川方明
2021年7月
中文版序
本书是2018年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39年》（中央銀行 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た３９年）一书的中文版。该如何向中国读者推介这本书，我也拿不定主意。权且把它看成是一本在日本央行工作多年的职员编写的中央银行论，既有论及日本经济的部分，又带有回忆录的色彩。得知本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付梓，真的令我喜出望外，也真心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青睐。
本书虽未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但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在以下两个方面心系中国经济和中国读者。
其一，本书对欧美的货币政策主张多少会有一些影响，而这又会影响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运作。正如本书序章中所提及的那样，执笔本书的动机之一，源自对欧美各国看待日本经济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定式思维的强烈违和感。在我看来，诸如“日本的过往教训”的肤浅解读，严重影响了之后欧美诸国的货币政策运作，甚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化”现象的原因之一。话虽如此，我的书不过是向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鸿池中投入的一枚小石子，从未期待欧美学界和政策当局的主张旋即发生改变，倒是希望中国读者不再是透过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镜头观察日本经济及货币政策，而是通过亲阅日本政策决策者的著作在观念上有所改变。这是我所期待的。
其二，更为深入地探讨日中两国直面抑或正在面临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不仅因同处东亚有着共同的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难题。
，两国都经历过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真正步入高速增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约30年。不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势必会在某个时点开始放缓，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向稳定增长顺利过渡的挑战性课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超10%的时代已然结束，如今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日本高速增长之后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足以表明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绝非易事。
第二，两国同样面临着应对人口动态变化的课题。就经济增长与人口动态的关系而言，高速增长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享受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上升的人口红利。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过去曾向城市大量输送劳动力的日本农村地区正在遭受人口严重减少的影响。中国则是在几年前刚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
第三，两国都与美国发生了贸易和投资摩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摩擦，高潮从8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半期。汇率、商品服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屡屡成为摩擦的焦点。在此过程中，还经常触及日元国际化的是与非。无独有偶，近年来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不过，话虽如此，我并不是主张中国面临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挑战，就应该采取相同的解决方案。了解和学习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契约，完全照搬他国经验，不见得有益处，也未必能获得教训。不过，他国经验中隐含着各式各样的启示却也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灵活运用这些启示，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在这方面，我一直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经济学家对日本过往的认知之广、研究之深而感到惊讶。同时，中国专家所总结的“日本的过往教训”也有别于欧美专家所说的“日本的教训”，偶尔我对此也会产生一些不认同感，典型的就是对1985年“广场协议”的解读，在此不做赘述。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日本而言不仅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的贸易伙伴国。正因为如此，我热切祈望中国能够平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的过渡。
我对中国的认知得益于很多人，中国人民银行同行的赐教令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谈谈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日本银行的高层一直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行保持着亲密互动。在我担任日本银行行长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是周小川先生。我在很多场合与周小川行长交换过意见，如BIS行长例会、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行长会议、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等。会面地点不限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大楼，我们还在上海分行、大连培训中心见过面，也在深圳和西安一同参加过学术会议。周行长也曾在日本银行总部为日本银行职员做过演讲，这让我再度折服于周行长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相关知识的渊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在周小川先生卸任行长后仍未中断。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先生当时任副行长，我同他也经常坦率地互换意见，从他简洁明快的讲解中受益良多。
中日两国央行之间友好关系的构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双方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友好关系不局限于行长级别的交流互动。日本银行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东京设有代表处。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任行长时期中国人民银行驻东京代表处的刘玉苓首席代表在会议期间面带微笑给予我的种种关照。
50多年来，日本银行一直致力于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到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的大学留过学，在北京的日本银行代表处或日本大使馆有过工作经历，还有的曾借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以充实其职业生涯。他们绝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对中国有着很深理解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专家。日本银行凭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极大地助力了自身业务的拓展。对日本银行而言，限度发挥这些人的才能意义重大。的益处莫过于，直接通过汉语而无须英文媒介就能与中国专家就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并从中获得知识和信息。我自身在这方面也受过诸多恩惠。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帮助过我的同事名字，在此仅对过去20年间我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出差期间，针对中国经济方面曾给予我帮助的6人表示感谢：东善明、福本智之、新川陆一、西口周作、冈崎久实子、濑口清之（排名按对应英文字母顺序）。
后，中文版得以面世主要仰仗河北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裴桂芬教授和尹凤宝博士这两位优秀的译者。我对中文一窍不通，是上文提到的冈崎久实子女士（现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主干研究员）在翻译质量上向我打了保票。冈崎研究员不仅认真通读了中译文全稿、回复了译者提出的疑问，还向我确认了一些原著中表达模糊的地方。冈崎研究员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东洋经济新报社的岛村裕子女士也和日文版出版时一样，对中文版的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感谢！
白川方明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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